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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重磅！台智库：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急剧”上升台湾已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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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大街上，生活照常进行，这座优雅、人口密集的首都城市交通拥挤，行人络绎不绝。中国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且从未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近几个月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加大了措辞和威胁。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问台北时，北京方面以展示武力作为回应，海军舰艇包围了台湾，并在上空发射导弹。在上周六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任何阻止台湾与大陆“统一”的企图都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外界的干涉将受到“最有力的措施”。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 Chen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的国内局势将是其对台湾军事意图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 “中共遇到了很多麻烦。经济方面表现不佳，经济停滞不前。人们对(清零防疫)政策并不满意。”“这可能会让中共想利用外部侵略转移国内公众的注意力。” 这个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所代理副首席执行官沈明实(译音)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不会自行发动两栖登陆，而是首先尝试从空中摧毁台湾的防御。据推测，2027年中国或试图收复台湾。他说，届时，中国或许能够派出一支30多万士兵的部队，但台湾的后备部队可能会动员300万人保卫祖国。沈明实说他不相信中国已经准备好进攻，但是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无论中国是否准备好，他们都会入侵。” 与此同时，尽管拜登最近发表了言论，但至少出于规划目的，台湾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发动攻击，它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但研究人员表示，在做最坏打算的同时，台湾人也抱着最好的希望。沈明实说:“在我们的行动计划中，我们没有任何美国的军事干预。”他还说，他相信美国确实会提供帮助。“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要自己战斗。” 分析师Yisuo Tseng说:“在我们参加的每一场战争游戏或桌面演习中，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的一方接受外部军事援助。” 该机构的一名分析人士赞扬了加拿大和美国军舰上周的航行，这是两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联合通过该航道，称这是对北京有关该航道的错误主张的回应。 Tseng说:“我认为，加拿大军舰在台湾海峡巡逻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非常积极的一步，宣布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内海。”
夏洛特2022-09-28
疫苗ETF(159643)+生物医药ETF(512290)+创新药沪深港ETF（517110）+医疗ETF（159828）强势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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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为创新药带来估值提升的机会。此外，人口老龄化+消费升级的长期逻辑仍然在。投资者可以持续关注创新药沪深港ETF(517110)和生物医药ETF（512290）。
有连云2022-09-27
关于Meta削减成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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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公司更难向广告商提供用户的详细人口统计信息。据报道，到目前为止，这些变化已经花费了该公司100亿美元。如果这还不够，该公司还不断卷入法律纠纷。最近，两名Facebook用户声称，Meta允许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跟踪，违反了苹果公司(Apple)的政策，违反了州和联邦的隐私法。除此之外，Meta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它不再有任何新的有效功能来帮助Instagram抵御竞争的威胁。最近推出的许多新功能都收到了用户的负面反馈。 Meta正在推进它的元宇宙野心，这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机会，但实现这些野心所需的投资正在给利润率和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压力。该公司专注于VR/AR硬件和软件的部门Reality Labs正在亏损。该部门第二季度的运营亏损为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该公司在Metaverse的支出正在飙升，而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其广告业务放缓，其利润率在未来几个季度可能会下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Meta的成本削减措施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苦苦挣扎的公司。截至6月底，Meta拥有超过40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投资，因此该公司肯定不会面临流动性危机。这迫使我们相信，Meta的成本削减计划更多地与重组和重塑业务有关，以便在公司不断变化的业务模式中实现长期繁荣。 $Meta Platforms(META)$
老虎证券2022-09-27
四大利好“引爆”医疗板块，“眼茅”、“牙茅”悉数飙升，规模最大医疗ETF（512170）午后放量大涨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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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龙头概念股。医疗服务概念则直接受益于人口老龄化、医疗消费升级和医美等高成长领域，具备长期国民级需求增长。【风险提示】医疗ETF跟踪的标的指数为中证医疗指数（399989），中证医疗指数基日为2004.12.31，发布于2014.10.31，指数成份股构成根据该指数编制规则适时调整，其回测历史业绩不预示指数未来表现。任何在本文出现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股、评论、预测、图表、指标、理论、任何形式的表述等）均只作为参考，投资人须对任何自主决定的投资行为负责。另，本文中的任何观点、分析及预测不构成对阅读者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本公司亦不对因使用本文内容所引发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基金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需谨慎。
有连云2022-09-27
CoinW受邀亮相南非CryptoFest 赋能加密产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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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南非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口有400万。南非Crypto Fest的举办说明该区域对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开放和包容，越来越多优秀的加密企业开始在南非落地，CoinW将与南非Crypto Fest盛会的其他的参与者多方探讨，布局加密产业的未来，完善全球产品服务，将普惠金融的理念推向全世界。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2-09-27
李宇嘉：深圳楼市回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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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过去房价上涨，主要推动力并非是人口的城镇化、产业和服务的吸引，更多是财富效应推动下的加杠杆，还有被楼市升温裹挟进来的刚需、换房客，他们买不起或不想买，但不得不买。　　所谓购买力源源不断，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现实很残酷：城镇化率没那么高，产业和服务无法落地，撤掉违规加上去的杠杆，购买力远没那么强大。所以，包括深圳在内，外围区域的新房，目前大尺度打折促销、“零首付”等普遍存在。但是，这些项目的去化率还是很惨，高的也只有50％，低的就在个位数了。　　03. 　　因此，少数楼盘热销，甚至日光，而多数其他楼盘不温不火，持续低迷，这或许是深圳楼市未来的常态了，也将是多数热点城市的常态。一方面，富人受疫情影响小，但受货币宽松的外溢大。他们有更敏锐的眼光，更注重资产管理，也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入手合适的资产。　　相反，疫情的持续性冲击，叠加史无前例的降薪潮，叠加创造高收入群体的“红利行业”（地产、金融、互联网、教培、创投、新零售等），这些行业是地产金融复合体或资本复合体。这么大的冲击下，中产人群受伤最重。刚需上车、改善群体换房的积极性，同步走弱。　　同时，这几年，深圳住房供给侧改革开始见效，新房在扎堆儿上市。以这几个热销盘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0年只推了8个项目，今年9月有5个新盘入市，都是限价盘。其他区域也一样！　　　　过去，土地供不应求，一直是支撑深圳房价上涨的信念。近些年，产业外迁，新兴产业用地需求减少，闲置工业用地改居住功能，“土地供不应求”成了伪命题。每年6-7万套的新房供应，相当于2/3的二手房挂牌量。同时，人才和新市民开始转向公共住房，这个产品供应量更大。　　深圳住房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很清晰：既然需求端的调控多年不见效，那就把价格高高在上、泡沫化突出的二手住房市场搁置一边，冷处理；在另外一边开新局，加大限价新房和公共住房的供应量，分流住房需求。这样，二手住房市场突然之间没有了购买力，需求断层了。　　　　新房有限价优势，低成本优势（税费成本低），户型设计优势，加上教育均等化下，学位房到处都是，二手住房的“学位优势”土崩瓦解，更多的人自然会选择购买新房。换房的人，也选择“卖旧换新”，所以二手住房挂牌量创新高了，也越来越难卖出去了，价格就处于阴跌过程中。　　　　04. 　　深圳楼市，开始进入纠偏到正轨的“阵痛期”了。　　首先，“供应放量+限制价格”，创造了价格锚定效应。从供地开始，就知道未来的房子卖多少钱，而限价且批量供应，则定向创造出红利。作为购买主力的新市民、人才，之前一直在尽全力拼凑“6个钱包”，冲入商品房楼市。现在，他们开始转向限价新房或公共住房。　　其次，过去繁荣期形成的存量房源，价格还高高在上。但是，需求转向低价新房、公共住房，导致被晾在一边的存量二手住房，进入到“慢泄气”的去泡沫过程中。导致的结果是，二手房价格在2020-2021年涨上来的虚高的部分，高出新房限价的部分将逐步回吐出来。　　　　再次，新房限价和二手房价格下跌，导致整个楼市的价格预期会越来越理性，甚至悲观。由此，房产的财富效应急剧衰减，存量房产的拥有者，也会像富人一样，选择那些价格能撑得住的地段、住房产品。由此，存量房产腾挪、置换（类似于调仓）将是未来楼市的新现象。　　另外，“卖旧买新”（包含卖旧买次新房）的换房行为也会持续迭代。前期重仓深圳楼市的投资客们，会加速挂牌手上的房子。于是，二手房挂牌量会不断攀升，而且次新房的挂牌量迅速增加，而告别“大拆大建”，也会进一步加速二手住房挂牌量（包括租赁挂牌量）。　　据深房中协数据显示，截至9月1日，四大行（乐有家、世华、贝壳找房、中原）共挂盘出售房源9.7万套，对比8月1日8.8套挂牌量增加9393套，一个月增长1万套，环比增长10.7％。相比今年初，翻了一倍还多。深圳楼市投资氛围太重，一旦价格不涨，出货通道就异常拥挤。　　　　未来，深圳将不再是一个缺房的城市。　　挂牌量增加，叠加存量二手房去泡沫，将会加速二手房价格回吐，这也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至达到限价新房所锚定的价格水平。驱动市场买新房的最重要的动力——价格倒挂，将越来越弱。　　相比北上广，深圳楼市购买力，“金字塔”的结构更明显。早期来深的人，既享受到了高速发展的红利，也享受到了房改和楼市的红利。近20年地产繁荣，广东和全国有钱人来深圳创富。这两部分构成了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少数人；2500万管理人口中，占多数的非户籍打工人和新市民，构成了巨大的塔基。而处于中间的中产人群，人数比较少，金字塔的腰不行。　　近期，北上广的楼市，之所以表现优于深圳，主要在于，他们的腰比深圳厚实。深圳推进住房供给侧改革，“供应放量+限制价格”，加大公共住房供应，就是要把这个腰做厚实一点。要达到这一目的，存量要去泡沫，向增量靠拢。深圳楼市，开始进入纠偏到正轨的“阵痛期”了。短期看，打新还有财富效应，但从长期看，都是深圳供给侧改革的铺路石。
金融界2022-09-27
中巴友谊万岁？布林肯敦促巴基斯坦“向中国寻求债务减免” 洪水重建面临相等一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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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到这一点，”巴基斯坦尽管是第五大人口大国，但由于其发展状况，仅贡献约0.8%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这些排放量被归咎于气候变化。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长达两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急剧恶化，在巨大的压力下，巴基斯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通道，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斯兰堡强大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从未放弃塔利班，后者在去年美军撤出后重新掌权。 “我们有分歧，这不是秘密，”布林肯说。但他表示，巴基斯坦和美国“对阿富汗的未来有着共同的利益”，包括妇女和女孩的更大自由，在塔利班对伊斯兰教的严厉解释下，她们的权利再次受到严重限制。在美国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中，布林肯鼓励巴基斯坦尊重宗教和言论自由。巴基斯坦多次出现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袭击和因亵渎指控而发生的暴民暴力事件。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的五个月大的政府自从接替因与军方发生冲突，而在议会中输掉不信任票的伊姆兰汗后，就因限制媒体而受到批评。布林肯还呼吁巴基斯坦与印度建立“负责任的关系”。历史上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话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印度于2019年2月发动空袭，以应对被归咎于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的致命袭击。
小萧2022-09-27
通向未来元宇宙叁城记研讨会在新加坡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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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让新加坡在虚拟世界开疆辟土，克服人口和国土大小的限制，不仅真正改变生活形态，也能改变经济行业模式，创造跳跃式的增长。本次研讨会由亚洲区块链产业研究院举办，陈柏珲院长表示，接下来亚洲区块链产业研究院将与各方合作，结合学术、监管和技术等课题，举行“通向未来，元宇宙系列”活动，希望从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探讨元宇宙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2-09-27
日本房地产泡沫如何走向破裂——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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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度遭遇美国战略遏制、人口的老龄化、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产业结构的变迁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借鉴。对日本发展历程的对照性回顾，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中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重读历史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为此，我们推出“日本启示录”系列报告，着眼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新问题，寻找这个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的启示。　　本系列的第一篇系统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土地、人口、政策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但仅从土地、人口、政策方面，显然难以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全貌。作为“日本启示录”系列的第二篇，本文尝试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等方面，进一步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始末。　　　　一　　金融体系风险暗含　　“住专”资产质量低下　　“住专”全称为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是日本专门从事住宅信贷和房地产信贷的民间信用机构。根据日本政府此前规定，金融机构不能为个人购买房地产提供抵押贷款。为绕过这一限制，1971年部分银行联合出资成立了日本第一家以办理个人住宅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住专公司——日本住宅金融会社。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最初成立目的是为了加强其股东银行在住宅抵押贷款业务上的竞争力，因此“住专”自身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拆借，其自身并不吸收公众存款。　　　　1985年后，随着政府取消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限制，以往只能通过向“住专”贷款而间接参与个人住宅贷款业务的股东银行纷纷进入到个人住宅贷款市场，“住专”只能被迫转向为企业发放房地产贷款。1985年至1990年，“住专”公司贷款规模由5.04万亿日元猛增至12.5万亿日元，其中企业贷款增量超过7万亿日元。　　　　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住专”公司贷款规模急速扩大，其资产质量不断下降。一方面，由于“住专”公司不能直接吸收存款，只能从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与普通商业银行相比，“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相对更高。因此，“住专”公司只能通过信用下沉等方式扩大自身贷款规模，进而导致其资产质量下降；另一方面，“住专”公司作为银行的子公司，在股东银行受到信贷控制后，时常会通过下属的“住专”公司向有业务往来的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或直接把即将成为坏账的债权转让给“住专”公司。　　1992年日本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后，“住专”公司坏账问题开始显现。1991年开始，日本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以大量土地作为抵押品、资产信用质量低下的“住专”公司首先受到冲击。根据日本大藏省的调查，截至1996年2月七家“住专”公司不良资产总规模达到8.13万亿日元，不良资产比例为75.9％，其中近5万亿日元贷款或将无法追回。　　　　“住专”公司坏账问题使得日本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加速暴露。如前所述，“住专”公司不能直接吸收存款，只能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拆借资金。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住专”主要贷款对象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丧失了支付贷款利息的能力，且有些企业已资不抵债，“住专”公司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而作为“住专”公司资金来源的银行系统，出于对“土地价格绝不会下降”的“土地神话”的信仰，选择通过“住专”公司继续向房地产业追加贷款，政府系统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县级农业信用社也采取了同一步调。结果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代前期，出现了“僵尸银行支撑僵尸企业”的局面（Anil Kashyap and Takeo Hoshi，2011），即形成了“地价下跌→房地产公司经营恶化和还贷困难→住专出现不良债权→金融机构增加对住专的低息贷款→住专继续向房地产公司追加贷款→地价继续下跌→房地产公司经营进一步恶化并大量破产→不良债权拖垮住专→住专的股东银行出现危机”的恶性循环。根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截至1996年3月末，“住专”七社自金融系统的借款总计已达到12.97万亿日元。这也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日本金融机构破产，其中甚至包括兵库银行、太平洋银行等大型上市银行。　　金融自由化加速推进　　二战后，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日本针对国内金融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金融体系。日本政府针对金融行业的管制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管制、分业管制、利率管制、资本流动管制等。其中，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大藏省对金融机构及金融系统的掌控力，并通过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限制新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降低了银行间的竞争压力；分业管制通过限制业务活动领域，减少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试图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利率管制人为压低国内存贷款利率，一方面为国内重要行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降低日本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资本流动管制不仅使得国内金融机构专注于国内市场，也有效抑制了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于日本的溢出效应。通过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日本成功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资金短缺问题。　　　　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型中速增长，日本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诸多管制使得其金融系统不再适应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本金融体系与国内外经济环境间的“不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不断增加，直接融资的渠道亦不断拓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外部融资的需求减弱，以利率管制等方式人为压低利率的必要性也不断降低。1955年至1972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由9.40％提升至15.54％，企业自身资金充裕程度明显提升。而在1973年至1990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保持在12％以上的相对高位，直至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才出现大幅下滑。从融资方式来看，1980年至1989年，日本企业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也由11.9％上升到27.0％。　　其次，19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并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承销。当时日本政府为使国债发行不影响到利率管制，对国债发行和流通市场均实施了严格管理。但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承销国债，严重影响了其流动性和收益性，并造成了金融机构资金短缺，于是金融机构强烈要求在市场上卖出国债。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放开国债利率管制，并走向了通往利率市场化的道路。1977年，日本开始放宽对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承购的国债自由上市流通。此后，日本政府陆续放开了对银行间拆借利率、银行间票据利率、大额可转让存单（CD）利率等的控制，并于1994年实现了除活期存款利率以外的完全利率市场化。　　　　再次，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外资金融机构开始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其国内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也开始参与海外投资，并要求本国监管机构放松管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日美联合特别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明确日本应采取存款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多元化、促进货币市场发展等措施来实行金融自由化。　　最后，随着日本国民收入的提高，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许多新金融工具、新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而这也意味着对分业管制和利率管制的打破。　　因此，为使日本金融体系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开启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以渐进式改革方式推行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经营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根据Menzie Chinn和Hiro Ito编制的金融开放指数（The Chinn-Ito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1970年后日本金融开放程度明显提高，甚至一度高于法国、英国等国家。　　　　日本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使得金融系统的活力明显提升，但也为后续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日本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开始由银行扩展至股票、债券市场，资质较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开始出现“脱离”银行的趋势，1986年至1990年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从银行的融资额甚至为负。银行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被迫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业务，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急速增长。日本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105万亿日元增长至1989年末的247万亿日元，而同期对大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增长了不到3万亿日元。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后，并未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多数资金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因此，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张，不仅助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使得银行资产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规模地方性金融机构（如信用金库）率先出现破产情况，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进行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却相对落后，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二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了过分的控制和保护政策，形成了“护送船队”模式的金融监管体系，以至于出现了“日本金融机构不倒”的神话。进入1980年代以后，虽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加快，但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对银行经营的干预，从而使银行形成了政府将继续提供隐性担保的预期。因此，在诸多金融管制政策放松后，许多银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在贷款审查、投资审核等方面过分放松，许多银行甚至通过贷款给信托公司等机构使银行资金直接流入股市及房地产市场，加剧了资产泡沫的膨胀程度。根据野口悠纪雄（2005）的研究，1984年末至1990年末日本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由15.1万亿日元增长至40.2万亿日元，其中约有10.8万亿日元新增贷款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二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过度绑定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房地产投机活动。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主要受到非金融企业部门推动，企业部门是房地产的主要购买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土地购买金额由1980年的0.3万亿日元大幅增长至1990年的16.8万亿日元，而住户部门反而是当时土地的出售方。在此期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提升，由1980年的94.4％升至1990年的139.3％，远高于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水平，尤其是中小企业过度借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后，杠杆率明显上升；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相对温和，仅从45.7％升至68.4％，绝对水平实际上与美国（61.1％）、英国（57.7％）等发达经济体相近。非金融企业部门大规模购入土地，使得土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占比大幅上升，当土地价格出现下跌时，实体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更为严重，进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　　　　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更加盘根错节。二战过后，在清理企业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主银行制度。尽管日本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银行制度，但二战后主银行制度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根据于潇（2003）的研究，一般认为日本主银行制有以下特征：（1）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主银行一般不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2）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主银行既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也提供长期贷款。虽然企业所需贷款并不一定全部都由主银行单独提供，但企业大额贷款是由主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提供的，其中主银行的贷款份额最大，承担的贷款损失责任也更多。当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主银行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3）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4）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帐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而根据Masahiko Aoki和Hugh Patrick（2002）的研究，1970年至1991年日本上市公司中，有77％的公司都有主银行。　　　　主银行制度的存在将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资本市场三者牢牢绑定，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股票、土地在日本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土地、公司股份在日本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由1985年的1.8％、9.0％，提升至1989年的3.3％、18.3％。另一方面，银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中的参与程度更高。1986年，银行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达到20.9％，而1990年更是增长至25.9％。　　　　　　三　　不良债权处置滞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部分企业陷入资不抵债，金融机构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规模急速扩张。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债券，股价下跌后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规模也在缩水，银行支付困难、濒临破产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却未及时处置金融系统中的大量不良债权，从泡沫破裂到不良债权得到完全处理，历时近十五年，可以说延误了最宝贵的处置窗口。具体来看，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处置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991年：“护送船队”模式延续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无论是日本政府、银行还是居民、企业部门，均未意识到不良债权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一方面，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乃至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对泡沫破灭引发的地价、股价暴跌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认识不足，错失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以日本央行为例，其1991年7月公布的《形势资料》指出 “由于企业和家庭相对良好的收入环境，日本经济还会持续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把握不清。企业与金融机构出于种种考量，会通过各种手段掩盖不良资产的存在，导致泡沫爆发初期日本政府难以得知不良资产的具体规模。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差的中小规模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受到冲击，日本政府尝试继续通过“护送船队”模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二战后日本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随后几年釜石信用金库、东洋信用金库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对这些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通过行政指导由关联金融机构采取救助性并购或收编为子公司等形式，试图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冲击。　　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5年8月，兵库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债权破产的地方银行。1997年下半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愈发艰难。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因筹资困难相继宣布破产。1998年10月和12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并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使日本陷入金融恐慌，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深化，“惜贷”现象更加突出。　　　　1996年：“住专”公司正式破产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本房价的持续下跌，“住专”公司坏账持续增加，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破产已不可避免。桥本内阁上台后，把解决“住专”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并决定从1996年度政府预算中拨款，用于为“住专”填补亏空。最终，7家住专公司的 6.41万亿日元债务，分别通过持有其债权的公私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赠与”、及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具体分担机制是，住专的母体银行放弃债权3.5万亿日元，其他向住专提供贷款的非母体银行放弃债权1.7万亿日元，政府农林系统金融机构“赠与”5300亿日元，政府划拨财政补贴资金68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机构设立的紧急金融安定化筹集资金和金融安定化筹集基金中划拨2000亿日元，成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住专资产的清偿，7家住专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和债权交渡给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后解散。至此，“住专”公司在日本正式销声匿迹。尽管“住专”公司最终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注入后以破产收场，但向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大众舆论以及部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之后近两年时间内，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主张也被打入了冷宫。　　1998年：金融改革加力　　1998年开始，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护送船队”模式，转而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大幅注资金融机构　　1998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功能早期恢复法》等新法律，建立了特殊公共行政（临时国有化）制度，同时决定启动注入资金高达60万亿日元的计划，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7.4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2）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法》和《银行法》，并对一系列已有法律进行修改。包括：改革对证券融资市场的过度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地位，破处传统分业限制，推进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自由化和资产交易自由化，废除对外汇业务的诸多限制，维护和强化金融安全监管体制，强化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等。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自由化和公开化，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大规模合并的浪潮。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日本原有的二十多家大银行已归并成为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日本联合、理索纳五大金融集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型金融集团的形成有助于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虽然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并未减少不良债权，但通过结合各银行的优势与特点，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素质，进而改善金融状况，恢复金融信用，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3）改革金融监管机构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正式设立金融监督厅，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其仍继续行使其原有的检查和监督职能。2000年3月，日本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并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包括金融制度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2001年1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其处置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归到金融厅。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权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至2001年为止，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金融厅成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　　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　　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其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长。1998年至2001年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存量不良债权的处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不良资产“前清后溢”，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长。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2年日本国内不良贷款规模达到43.2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增长至8.4％，不良贷款问题仍是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苏”，并任命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经济财政大臣，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理。2002年，日本政府政府制定了《金融再生计划》，尝试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振兴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文件，《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实际上，《金融再生计划》的推出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长官竹中平藏在与各大银行首脑会晤时，就有部分人对他的激进改革构思表示强烈反对，且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反对其改革计划。不过，在两方面因素的支撑之下，《金融再生计划》最终仍然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小泉政府及其本人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困难程度。小泉政府上台后，曾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思变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小泉政府的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竹中平藏曾回忆道，当其制定的改革计划正式公布后，日本国会内部发生了“大骚乱”，对他本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但国民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率却达到了75％。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做出了两点突破：　　一是，政府在注资施救的同时，配套实施了强化监管与治理的措施。包括要求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以及接管整改不力、业绩大幅下滑、危及市场稳定的注资银行等。　　二是，监管与治理由重保护和酌情主义转向重原则与结果。一方面，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优胜劣汰的彻底洗牌；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政策指引下，确立了实现坏账处理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并举的治理目标。　　《金融再生计划》出台后，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复苏。在外需回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也逐渐回升，实际GDP增长率由2002年一季度的-1.9％升至四季度的1.4％，并在此后不断复苏直至2008年初。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日本不良贷款规模由43.2万亿日元大幅降至17.9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也由8.4％降至4.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至此，困扰日本经济十余年的不良贷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及后续的“失去的三十年”，引起了业界及学界长时间的探讨。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研究发现：　　1）日本金融系统的隐含风险更高，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住专”公司资产质量低下，抵御风险能力极低，最后只能以破产收场。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但其“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却未与时俱进地改革，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资产质量不断降低，经营风险持续增加。　　2）日本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投机活动，非金融企业部门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杠杆水平也不断提升。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其最大的股东，土地、股份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过程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回顾，结合我国当前的相关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降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从日本“住专”公司的经营行为来看，其无疑具有一系列影子银行的特征。在我国，资管新规发布前，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日本的“住专”公司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负债端来看，虽然二者资金来源不尽相同（我国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及机构投资者），但都具备“高成本”的特征。由于“住专”公司只能通过拆借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因此可从当时日本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来观察“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1989年，日本三个月拆借利率均值达到5.5％，而同期日本存款利率均值仅为3.1％左右；从资产端来看，二者资金均有较大比例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且母行、股东对资金投向存在一定影响。这些相似之处无疑使得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　　　　但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9年BIS的工作论文测算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48.6万亿元降至45.0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也由27.9％降至23.8％。近期，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过，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仍然较大，与传统银行体系、房地产企业关联度较深，这使得其拆解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经济下行时期过度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稳推进整顿规范，避免影子银行体系过快收缩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要循序渐进，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　　197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快速提高，但金融监管体系却相对落后。这不仅导致金融机构较为激进的经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也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不良债权难以得到及时处置。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完善LPR报价形成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设了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不过对比来看，目前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仍低于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尚不及日本1970年代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在兼顾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三）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及时、果断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日本《金融再生计划》主要遵循严格资产评估、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强化银行治理机能三项原则，其核心是对不良债权严重的民间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从日本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了解真实的不良贷款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直到1992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首次明确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定义，并不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情况进行检查。这使得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并不积极，利用多种方式加以隐藏，而且倾向于向原有发生不良的企业追加授信，进一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规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目前较低，截至2022年6月仅为1.67％。不过，一旦经济调整压力加重、银行实际不良资产规模或会反弹，令不良资产统计数据可能出现“失真”：一方面，很多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变差的事实；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通过“展期”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从日本经验来看，要防止不良资产风险扩散，明确不良贷款的类别、查明不良贷款的真实余额尤为重要。　　其次，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必要时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自有资本。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处理不良债权亟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日本前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在我国，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资本已有先例，如早年财政部、中央汇金等为四大行注资，以及近年来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接管包商银行等。不过，上述行为均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我国仍需要提前制定针对各种情况、各类机构的普遍性不良资产处理框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强相关立法并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不良债权。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建立了直属内阁府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督厅、日本央行及存款保险机构。同时，日本能够比较成功地处置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完备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要通过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并不断完善，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日本的整理回收机构（RCC）等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在化解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起设立重组基金或纾困基金、建立协作机制和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缓释资金压力、化解存量资源错配、实现项目盘活和企业盘整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合理推进银行重组工作。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8年日本金融改革后的银行重组则比较彻底，注重了各大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使得国内外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形象得以重建。　　最后，提高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尽管政府力量介入能够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政府长时间介入反而可能促成适得其反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根本的措施还是在于提升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日本政府早期并未从治理不良资产根源上入手，一味纾困（“输血”）导致被救济金融机构的严重道德风险，延误阻碍了金融机构势在必行的内部改革（“造血”）。直到小泉政府将公共财政支持与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及业绩相联系，把无条件援助变成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政策差异、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差异、房地产市场下行超预期、居民去杠杆力度超预期等。
金融界2022-09-27
【城投专题研究】重庆区域信用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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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亿元，增速为4%。据2021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重庆常住人口为3212.43万人，与2020年相比，常住人口增加3.50万人，增长0.1%，增速快于全国水平0.07个百分点，连续17年保持增长态势。从产业结构看，重庆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9:40.1:53.0，较前几年变化不大，仍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　　分区县看，重庆市下辖区县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经济体量差异较大，主城都市区的各区县经济水平普遍高于“两群”地区，整体实力较强，渝东北次之，渝东南经济实力较弱。近年重庆市提出了构建“一区两群”[footnoteRef:1]的发展战略，在突出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同时兼顾协同发展。2014年重庆市政府发布《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深化成果，首次提出“一区两群”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根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重庆市要“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释放‘一区两群’空间布局优化效应”。根据规划要求，“渝东北城镇群禁止破坏生态，渝东南城镇群严格限制破坏生态”，分别为重庆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发展区，主要发展特色农业、文旅等产业，工业生产主要集中于主城都市区。 [1: 目前“一区”指21个主城都市区，包括原9个主城区（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和12个主城新区（璧山区、江津区、长寿区、南川区、涪陵区、永川区、合川区、綦江区、荣昌区、大足区、铜梁区、潼南区）；“两群”分别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万州区、开州区、梁平区、丰都县、垫江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等11个区县）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黔江区、武隆区、石柱、彭水、酉阳、秀山等6个区县）。] 　　从2021年GDP数据来看，主城都市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455.64亿元，同比增长8.0%；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895.15亿元，同比增长9.1%；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43.19亿元，同比增长7.6%。排名第一的渝北区经济体量是排名最后的城口县经济体量的36倍。发展不均衡不仅体现在主城区与偏远山区，主城区之间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如主城区排名第一的渝北区经济体量是主城区排名最后的大渡口区的7.2倍。但从GDP增速上看，主城都市区增速相对低于“两群”平均增速，这也反映了重庆市其他地区正在快速向前追赶。　　二、重庆市产业发展及未来潜力　　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及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重庆市已形成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等支柱产业，拥有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中国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2021年重庆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达2.6万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两年平均增长8.2%、增速排名全国第七；完成工业投资3145亿元、增长9.1%。市级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16.2%，新投达产项目266个、净增产值1368亿元。　　同时，重庆还是我国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拥有自贸区、保税区、物流中心等多个服务园区以及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2021年，重庆实现货物运输总量14.43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3841.66亿吨公里；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19804.25万吨，增长20.0%；空港货物吞吐量47.87万吨，增长16.0%；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171.21万标准箱，其中铁路吞吐量38.14万标准箱，增长20.1%。同年，重庆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2459.78亿元，同比增长4.0%，当年获批的《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明确支持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支持在重庆建设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同年，重庆获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深入推进国家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举办首届中国武陵文旅峰会，新增3个4A级景区，全年接待游客8673.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841.2亿元。　　（一）重庆汽车、电子制造等产业聚集效应较为显著，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新的产业集聚正在逐渐形成，已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税收等财源的重要保障。　　受地理等因素影响，重庆市工业产业呈现分治布局的特征，并形成了相关产业集群。1997年重庆市经批准成为直辖市，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受地理等因素的影响，重庆的工业区域分布仍然具有成立直辖市之前行政、地貌等分治布局的特点，多数工业企业特别是传统国企以主城区为主，部分在现万州区、涪陵区和黔江区为主的次区域中心，并且主要沿长江、嘉陵江和乌江流域分布。　　直辖以来，重庆市工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与电子制造业等支柱产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良好的支撑了重庆地区的工业发展；重庆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汽车、电子制造等产业链，产业聚集效应较为显著。随着近年来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新的产业集聚正在逐渐形成，在土地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有利于保障地方税收等财源，同时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为重庆市相关城投公司提供项目储备和转型的方向。　　1、汽车制造业　　重庆市是全国重要的汽车制造业基地之一，汽车制造业已经形成纵向产业链的产业集群，成为重庆市重要的支柱产业。2022年上半年，重庆汽车产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0.8%。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1.6倍，较一季度提高了0.9%。目前在重庆市的58家上市企业中，聚集了众多与汽车相关上市公司，如长安汽车、力帆科技、小康股份、隆鑫通用等汽车、摩托车整车研发企业；还有秦安股份、宗申动力、蓝黛科技、神驰机电等汽车零部件企业，以及中国汽研等汽车技术服务企业。　　随着汽车产业加速向新能源转型，重庆市也在将重心转向新能源领域。2022年1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中科创达、北斗智联、弗吉亚等企业加快研发智能座舱、智能终端系统等先进汽车电子产品；支持长安软件等专业公司壮大，大力引进华安鑫创、鼎捷软件等国内外优质汽车软件公司；同时通过引入吉利极星、理想等整车项目，提高重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竞争力。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按照交易额计算，2022年上半年重庆企业国内并购已披露交易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交易总额达184亿元，被投资方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制造业和IT信息化等领域，反映重庆新能源汽车集聚效应初步形成。　　2、电子制造业　　重庆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和全国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约占全球产量近4成，连续八年保持全球第一，2021年，全市笔记本电脑、手机产量均突破1亿台，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2.1%和6.7%。同时，重庆市还加强集成电路、显示面板等产业布局。　　重庆的电子制造业主要以两江新区和重庆高新区（西部科学城）为核心发展，逐步形成产业集群，目前重庆市有电子制造业规上企业超过700家。2021年重庆市电子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0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17.3%，占全市规模工业28%。　　重庆笔记本电脑制造产业主要通过品牌商带动ODM跟进，然后发挥品牌和ODM的带动效应，引进大量零部件企业，从而形成“品牌+整机代工+零部件企业”环环相扣的产业集群。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以下简称西永微电园[footnoteRef:2]）拥有富士康、广达、英业达、新普、辉烨等世界知名ODM生产企业，两江新区拥有仁宝、和硕、纬创等ODM生产企业。 [2: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以下简称西永微电园）成立于2005年8月，是国家发改委审核的国内规划面积最大的微电子产业园，是重庆市为优化和提升全市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规划建设的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园区。 2019年，西永微电园正式纳入西部（重庆）科学城区域。] 　　集成电路方面，重庆基本构建起“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配套”产业链条，成为集成电路生产力布局重点承载区域，功率半导体晶圆产能位居全国前列。西永微电园拥有SK海力士、华润微电子、中国电科、西南集成等知名集成电路企业，两江新区汇聚了紫光展锐、世芯电子等众多企业。显示面板方面，重庆基本构建起基板玻璃—显示面板—显示模组产业链条和“硬件+内容”产业体系，面板总产能跃居全国前十，拥有康宁公司、莱宝科技、康佳、京东方等企业。　　3、生物医药产业　　2021年，重庆市医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9%。全市现有规上医药企业213户。其中：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有53户，10亿元级企业16户，50亿元级企业1户。根据2022年3月重庆市政府发布的《重庆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到“十四五”末，重庆市“1+5+N”产业布局体系基本完善，建成1个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和若干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其中“1”即重点打造以重庆国际生物城为核心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5”即持续建设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长寿经开区、涪陵区、大渡口区5个集聚发展产业基地。表1：重庆市生物医药产业主要产业园区及方向产业园园区定位/主要产业方向入驻企业/项目重庆国际生物城重庆国际生物城位于巴南区，发展产业主要为生物医药和轻工轻纺，其中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发展生物制药、化学药制剂、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四大板块主要项目有智睿生物医药产业园（智飞生物）、博唯生物HPV疫苗项目、智翔金泰创新单抗项目、Athenex制药基地项目、宸安生物胰岛素项目、重庆伍舒芳特色医药制剂项目、参天科瑞眼用制剂项目、重庆国际免疫研究院等。两江新区的北碚水土高新产业园北碚水土高新产业园为生物医药以及医疗器械的产业聚集园区，主要瞄准抗肿瘤、精神类和心血管等疾病领域，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医药产品，以及CT扫描、核磁共振成像、血透机、人工心脏等高端医疗器械医药研发生产：北大医药、药友制药、华邦制药、西南药业、博腾制药、复创医药、康刻尔制药、派金生物、科润生物、极泽生物；高端医疗器械及耗材生产：海扶超声、永仁心、西山科技、山外山、金山科技；服务平台及机构：昭衍新药、迪纳利医药科技、纬创、互贵、市食药监质检中心及食药检验检测院、医药科技学校、中国干细胞集团、纬创OEM、互贵ODM。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国家生物产业园主要围绕医疗器械、生物药两大核心领域和化学药、中医药、医养健三大重点领域植恩药业、赛诺药业、中国中药等优质企业投产运营，签约引进亦度疫苗研发中心及产业化基地、BINEX中试平台MAH项目集群等重点项目；Cytiva（思拓凡）生命科学产业园、华润三九化学药持牌人集群、大博医疗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及持牌人集群、德美医疗医疗器械公共服务平台及骨科器械产业集群。长寿经开区依托已有综合化工雄厚的基础产业优势，重点发展高端化学原料药和制剂及生物化学交叉领域的医药产品拥有华邦、福安、博腾、凯林、瑞泊莱制药、格晟生物等众多知名医药企业；涪陵区的现代中药产业园中医药产业、生物制药等已形成了以太极集团、葵花药业为代表的中成药，以华兰生物为代表的生物制药，以常捷医药为代表的化学药，以三海兰陵为代表的医药包装材料等龙头企业。大渡口区已经形成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中游试剂设备、下游检验应用服务较为完整的IVD（体外诊断）产业链条，成为重庆乃至全国最大的IVD产业特色集群中元汇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重庆市体外诊断产业链主企业　　（二）“十四五规划”将成渝双城经济圈升级为国家级战略，作为经济圈的核心城市，重庆市在未来整体发展上将更突显国家战略定位，政策加持下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西部地区急需一个新的支点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现有空间格局。川渝地区处于东西结合、南北交汇中间地带，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先天优势，能与东部三大增长极连接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格局。　　早在2011年4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方案。2016年3月国家发布“十三五”规划中提到：“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成渝经济区一直以城市群的概念出现，直到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概念首次出现。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成渝双城经济圈正式升级为国家级战略规划，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对于成渝城市群的表述也从“十三五”的“发展壮大”变成了“优化提升”。晋升为国家级战略后，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表2：成渝双城经济圈重大事件时间轴时间事件 2011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2015年5月重庆和四川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决定将推动交通、信息和市场三个“一体化”。 2015年12月成渝高铁正式通车运营，这是连接成渝的第一条高铁。 2016年3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8年6月四川省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市学习考察。其间，川渝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 2019年7月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川考察，双方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方案》。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规划纲要》，其中提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个地区作为极”，这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一次与其他三个城市群处于同一等级出现在国家重大的规划文件中。 2021年3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十四五规划”将成渝双城经济圈升级为国家级战略，作为经济圈的核心城市，重庆市在未来整体发展及规划上也更突显国家战略定位，在诸多方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未来，中心城区将强调产业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坚持做大做强，打造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主城都市区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随着以成都、重庆两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发展，未来周围城市以及西部辐射地区也将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通过重庆、成都带动周边辐射地区的发展。这一系列的规划无不体现出重庆市、成都市未来相向发展的目的。因此在这两城市之间的区县有望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快发展速度。　　（三）重庆市出台多项配套措施，扶持地区支柱产业发展　　《纲要》提出，“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未来，重庆市将在其原有特色产业基础上提升优势产业，结合“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产业，加大对于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包括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　　为更好落实规划目标，重庆市近年来也出台了多项具体支持措施，支持重点产业和园区发展，政策类型主要分为产业规划、营商环境改善、园区发展以及配套金融支持政策等。　　表3：重庆市部分支持政策梳理类型时间文件产业规划 2020.4.30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5年)的通知（渝府发〔2020〕12号） 2021.4.20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渝府发〔2021〕11号） 2021.11.16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升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21〕124号） 2022.2.2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2〕23号） 2022.3.11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渝府办〔2022〕12号） 2022.3.18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渝府发〔2022〕18号） 2022.7.28 关于印发重庆市促进汽车产业平稳增长政策措施的通知（渝经信发〔2022〕65号）园区发展 2019.5.8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2019〕8号） 2021.10.14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渝府发〔2021〕29号） 2022.1.26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渝府办发〔2022〕7号） 2022.2.10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渝府发〔2022〕12号） 2022.7.4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重庆国际生物城建设生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地若干措施的通知（渝府办〔2022〕15号）金融支持 2022.7.12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发挥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作用支持实体经济稳定运行的通知（渝金〔2022〕166号） 2022.7.28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财政金融联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渝府办发〔2022〕81号）营商环境改善 2022.1.27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22〕2号） 2022.3.22 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司法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统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法治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司发〔2022〕8号） 2022.5.13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重庆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庆银保监局印发关于金融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2.6.6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渝发改规范〔2022〕4号） 2022.6.20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2022年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渝府办发〔2022〕66号）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目前来看，作为重庆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制造业，随着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和“造车新势力”崛起，部分原本并无产业基础的城市开始加快布局和发展新能源汽车领域，重庆汽车制造业仍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和产业升级压力，相关基础设施配套也有待完善。同时，重庆现引进的部分生物医药产业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建成投产并形成政府税收收入尚需一段时间。　　长期来看，政策优势、交通优势及产业集群优势三重叠加，也为重庆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城市，未来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能够得到中央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多方面支持。同时，作为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重庆市是长江上游地区唯一汇集水路、陆路、航空交通资源的超大型城市，物流运输便利。此外，重庆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制造业聚集了大量优质上市公司和细分行业竞争力较强的优质企业，也为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式发展奠定了较强的工业基础。　　税收收入作为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土地财政压力明显加大、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重庆市持续推进产业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等新的产业集聚正在逐渐形成，将有利于提升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保障地方税收等财源，降低土地依赖，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同时，重庆市园区众多，通过适合的产业承接也能够提升园区自身的综合能力，减少招商引资难度，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为重庆市相关城投公司提供项目储备和转型的方向。　　三、重庆地区财政及债务情况　　重庆市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但财政自给率排名中上游。2021年重庆市狭义可用财力（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643.39亿元，全国排名第16位，其中一般预算收入为2285.45亿元，排名第19位。结构上看，2021年重庆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为2357.94亿元，占可用财力的比重为50.8%，排名第9位，重庆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整体财政结构易受外部土地政策影响，在当前房地产景气度下行的背景下，土地财政明显承压。2022年上半年，重庆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40.8亿元，同比下降49.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569.9亿元，同比下降49.3%。不过，2021年重庆市财政自给率[footnoteRef:3]47.3%，在全国排名第10位，居中上游水平。 [3: 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重庆各区县财政实力分化明显，主城都市区财政实力领先。分片区来看，2021年，主城都市区平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财政自给率分别为46.20亿元和53.4%，远高于“两群”地区，但增速相对偏低。分区县来看，同样各区县差异较大。2021年渝北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高，达73.88亿元，远高于城口县的4.61亿元，江北区、江津区、合川区和涪陵区等多个主城都市区的区县一般预算收入也超过了60亿元，万州区以71.45亿元居“两群”地区首位。　　表4：2021年重庆各区县财政情况（单位：亿元）区域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财政自给率(%)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城口县 4.61 4.7% 12.6% 垫江县 18.76 7.9% 30.3% 丰都县 23.86 3.8% 38.3% 奉节县 16.27 5.0% 21.8% 开州区 30.01 18.7% 33.7% 梁平区 27.69 32.2% 40.9% 万州区 71.45 6.4% 48.7% 巫山县 11.72 5.0% 22.6% 巫溪县 7.40 1.0% 14.1% 云阳县 18.05 7.2% 24.3% 忠县 20.30 5.5% 32.0%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彭水 13.62 -3.7% 22.8% 黔江区 26.29 0.9% 46.7% 石柱 10.80 5.6% 23.5% 武隆区 15.80 18.3% 34.1% 秀山 14.31 29.7% 26.9% 酉阳 14.97 64.1% 25.4% 主城都市区巴南区 51.35 -5.1% 52.2% 北碚区 28.58 0.7% 45.9% 璧山区 53.11 5.1% 69.8% 大渡口区 20.27 -10.1% 56.7% 大足区 46.00 8.6% 45.3% 涪陵区 60.94 10.5% 50.5% 合川区 66.30 57.4% 66.7% 江北区 70.20 4.4% 79.3% 江津区 63.10 3.1% 51.8% 九龙坡区 54.60 4.5% 66.1% 南岸区 56.99 -1.7% 68.8% 南川区 24.25 3.0% 37.6% 綦江区 21.06 3.0% 29.7% 荣昌区 31.89 5.5% 40.1% 沙坪坝区 40.16 -3.8% 43.6% 铜梁区 40.00 15.4% 53.8% 潼南区 23.32 15.0% 37.9% 永川区 43.80 8.2% 44.4% 渝北区 73.88 10.2% 63.4% 渝中区 46.45 5.3% 56.8% 长寿区 54.02 28.9% 61.4% 　　资料来源：各级政府网站，东方金诚整理　　从债务情况看，重庆市显性债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8610亿元，负债率为30.9%，排名第19位。增量的角度来看，2021年重庆市政府债务余额较上年增加26.6%，但由于2021年三季度以来重庆政府性基金收入边际下滑，综合财力有所下滑，政府债务压力有所提升。从区县来看，主城都市区的政府债务余额远高于“两群”地区，债务余额超过200亿元的6个区县中，仅万州区处于“两群”中的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其他均在主城都市区，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等较为一致。　　四、重庆发债平台及城投债特征　　截至2022年7月末[footnoteRef:4]，重庆地区城投发债主体共有142家，其中有存续债券的平台数量为124家。以行政层级分布来看，省级（重庆市本级）平台共有8家，负责重庆市本级范围内的基础设施、交通、水利、保障房、土地整理等建设工作；园区平台共43家，直辖市辖区县级平台73家。总体来看，重庆地区的发债城投以直辖市各区县平台为主，占全部城投的比重约58.87%，由于重庆下辖区县较多，城市“组团式”发展格局显著。 [4: 本文所涉城投债数据来自东方金诚城投行业数据库，统计时间为8月12日，下同。] 　　重庆市的城投发债平台数量较多，主城都市区城投较为集中。由于重庆下辖区县众多，且除巫溪县和巫山县外，其余各区县均有发债平台，因此区域内平台总体数量较大。尽管近年来重庆市开展了融资平台管理和整合工作，但目前仍有多个区县存续大量城投平台。从各区县平台的分布来看，除重庆市本级和国家级园区外，发债平台家数最多的为巴南区、江津区和綦江区，各8家。其中，整体实力较强的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债城投数量明显多于“两群”地区，原9个主城区共有存续债平台28家，12个主城新区共有48家，合计占比约为71.70%；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两群”各区县内发债城投基本为2家。与各区县发展程度相呼应的是，重庆主城都市区的城投债发行票面利率和利差总体低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投资人对中心城区的城投债认可度相对较高。　　从信用资质角度看，重庆地区124家有存续债券的平台中，最新主体评级AA的平台共77家，占比62.10%；AA+级平台共25家，占比20.16%；两类合计占比超八成，总体来看，重庆地区中低资质城投占比较高。存量城投债中，AA级和AA+级合计占比约86.14%，主要分布于重庆各区县平台；同时，AAA级城投债多分布于重庆市本级平台和国家级新区，信用资质与行政层级的呼应关系较为明显。　　近年来，重庆地区发债城投的融资活跃度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7月末，重庆市城投债余额约6227.54亿元。2022年1-7月，重庆市城投平台的发债总规模为1238.06亿元，同比仅减少1.12%，波动不大，在今年城投融资环境总体偏紧的背景下，重庆地区的城投债发行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收缩。同期，重庆地区城投债偿还量为755.79亿元，净融资482.27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发行期限结构看，重庆地区存量城投债多为5年期债券，但平均剩余期限约为2.53年。其中，84.38%为含权债券，若考虑其行权期，超九成存量城投债的行权剩余期限位于3年内。　　从存续债券的分布上看，涪陵区存量债券规模最大，为533.60亿元，其次为沙坪坝区、江津区及合川区，分别是462.00亿元、407.64亿元和403.30亿元；发展较为落后的偏远山区各区县存量城投债规模很小。总体来看，重庆主城都市区依然是城投债发行的重点区域，不同资质城投的融资分化较为显著。　　从债券类型分布看，重庆地区存量城投债中，私募债、中票和定向工具的规模较大，合计规模占比约为76.98%。以发行方式计，包括银行间定向工具和交易所私募债在内的私募发行城投债总量达5421.12亿元，占比全部发行规模的46.15%，总的来看，重庆城投企业对高成本私募债的融资依赖度偏高。其中，除主城都市区内城投债发行量总体较高的沙坪坝区、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长寿区、綦江区、巴南区、永川区、九龙坡区、大足区、南川区、北碚区、南岸区外，“两群”区县内私募城投债发行较多的主要包括万州区、黔江区和开州区，不过，上述三个区县在“两群”内经济财政实力尚可。　　结合重庆各区县的财政实力来看，截至2022年7月末有存续城投债的各区县城投有息债务规模与其财政收入之间的匹配程度并不高。重庆主城都市区范围内的大部分区县平台债务压力较大，渝东北和渝东南等“两群”各区县由于城投数量较少，整体城投债务压力也相对较轻，但各区县财政收入表现并未体现一致关系。涪陵区、合川区、巴南区、沙坪坝区等中心城区平台整体有息债务规模显著高于其他各区县，但财政实力不具备明显优势；而九龙坡区、南岸区、璧山区等主城都市区内的区县，以及渝北区、铜梁区、渝中区等生态区县财政收入排名靠前，然而城投有息债务压力并不重。　　近年来，重庆各区县平台整合以及清理转型正在持续推进，部分城投可能进一步整合重组。2016年4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70号），明确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并根据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动态调整。2017年6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7〕74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撤销“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等规定，部分融资平台将通过兼并重组、整合归并同类业务等方式，转型为公益类国有单位，对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实行目录管理，并规定每个区县确定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最多不超过3家，且需向有关监管部门备案。在此背景下，重庆市融资平台职能划分进一步明确，各区县对区域内平台进行整合，被地方认定为核心平台的城投公司得到集中的资源重点打造。不过，《通知》发布5余年以来，执行力度并不大，目前重庆市仍有8个区县城投平台超过3家，部分业务可持续性较弱、无储备项目的平台运行情况值得关注，未来存在进一步整合重组可能。　　2022年4月，作为原重庆“八大投[footnoteRef:5]”之一的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能投”或“能投”）及下属子公司破产重整，引发市场对重庆区域债券和城投平台转型的关注。不过，在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前，重庆能投已将存量债提前兑付，并无公开债存续，且能投自2012年起已在重庆国资委安排下开始向产业类国企转型，城投属性逐步脱离，因此其申请破产重整对重庆区域的城投债市场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此外，由于重庆能投在2021年3月曾发函称其“平安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和浙商银行信用证”所涉及的9.15亿元金额无资金归还，并在当年6月开始出售资产，因此市场对能投的破产重整已有一定预期，由此引发的更多是投资者情绪波动及对城投转型问题的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在城投非标违约梳理中，目前尚无重庆地区城投非标暴雷的情况，与贵州、云南、河南等非标违约大省不同，重庆区域经济实力尚可并展现出一定的资源协调能力，后续对于融资成本高企的平台应提高警惕。 [5: 重庆“八大投”包括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其中，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于2007年与原重庆煤炭、重庆燃气整合为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即重庆能投。] 　　考虑到近年重庆市整体债务压力提升的背景，辖区内各区县的化债及平台清理转型工作值得关注。2022年8月财政部通报的关于融资平台违法违规融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典型案例中，其中一起即为2015年重庆黔江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财政担保方式违法违规融资，造成新增隐性债务。鉴于有关新增隐性债务的底线和“红线”进一步收紧、问责力度持续加大，预计重庆市针对政府性债务和违规举债等问题的清理整顿将进一步推动。　　总体来看，在持续严控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及清理“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的过程中，重庆将持续推进平台公司债务的清理整顿，此前已注入融资平台的公益性资产也将逐步划转收回，因此，重庆地区融资受到阻力的城投企业，资金使用与债务期限匹配难度加剧，行政层级偏低、存续债规模较大，以及资质较弱的平台，短期将面临更大的债务压力，偿债能力值得关注。同时，类似重庆能投等城投属性逐步弱化的平台，在城投转型和清理整顿过程中，由于缺乏核心平台的资源支持，业务可持续性偏弱，需关注“退场”风险。　　五、重庆区域城投债投资策略建议　　总体来看，重庆经济总量居全国中游，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财政自给率排名中上游，显性债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2021年以来债务压力有所提升。重庆发债城投以直辖市各区县平台为主，“组团式”发展格局显著，主城都市区依然是城投债发行的重点区域，不同资质城投的融资分化较为显著。不过，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城市，重庆市在未来整体发展及规划上突显出一定的国家战略定位，在政策加持下诸多方面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一）重庆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特征显著，伴随成渝经济圈相向发展，建设期内，两城市中间区县基建平台有望迎来机遇，相关城投债可适度挖掘。　　近年来，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的重点发展城市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由于区域内发展不平衡，重庆市仍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的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瓶颈仍明显。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2年2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印发《共建成渝地区双层经济圈2022年重大项目名单》，这标志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已经步入新的阶段。在推动成渝经济圈相向发展过程中，两城市中间辐射区县在国家战略背景下有望获得红利。具体来看，伴随大量项目建设需求逐步落地，黔江区、万州区作为未来渝东南区域、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荣昌、铜梁、大足、潼南作为重庆向西发展的桥头堡，或将在基建等方面得到包括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因此，从城投平台角度，上述地区的基建类平台或迎来较好机遇，虽然从目前来看，这些地区大部分平台的体量相对较小，以AA为主，但未来在项目建设、各项资源、资金等方面或得到当地及市政府更多支持，尤其是业务得到政府专项资金对接的平台，再融资能力或边际改善，整体信用风险有望降低。　　（二）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重庆主城都市区的国家级园区平台将迎来产业升级及转型发展，政策支持力度较高的相关园区存量债机会加大。　　考虑到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背景，以及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决策部署，未来重庆地区支柱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的规模壮大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或将迎来更多机遇，在此过程中，园区是这些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重庆市园区众多，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综保区、物流园区等各种平台类型一应俱全。未来随着全市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形成，部分园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方面将逐步壮大。我们注意到，政策中已多次强调发挥两江新区旗舰作用，加快重庆经开区及其他国家级、市级开发区的建设，高水平打造川渝产业合作示范园区。为加强创新驱动发展，尽快成为科技创新中心，重庆市政府还多次强调推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提出“今后，科学城将与两江新区双轮驱动，与东部槽谷两翼齐飞，共同提升中心城区发展能级”。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作为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享有国家层面和重庆地区层面的多项政策优惠；涪陵区作为产业集聚区，在双城经济圈协调建设过程中，部分产业的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可以预见，未来这些重点区域的城投平台将有较大发展空间，再融资能力有望得到支撑，同时，随着园区的产业升级及发展，平台自身在转型中也有更多的方向可选，如参与到地区产业投资、股权投资等方向，助力其自身造血功能的提升，因此，对于未来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相关园区，存量债的投资机会可能加大。　　（三）伴随重庆市融资平台的清理整合，部分转型过程中城投地位弱化的园区平台，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从另一方面来看，近年来重庆市园区发展规划不断升级，为了使国家级园区进一步壮大，一些原有小园区被划入充实国家重点支持园区，导致部分园区原有的城投平台在职能范围、功能定位等方面有所弱化，区域重要性和平台地位可能有所下降。部分园区在转型过程中，未来的项目建设可能会给更高层级的国家级园区平台统一管理，平台地位的弱化可能会导致政府支持力度的下降，未来业务的不可持续性加大，进而影响城投平台企业的信用质量，尤其是经济财政实力偏弱区县内的城投，可能带来的风险值得关注，因此对于此类平台要加强基本面研究，谨慎选择。　　
金融界20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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