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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课外教育成本创新高平均每月41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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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统计厅周四发布的两份报告敲响了韩国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警钟。　　其中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韩国课外教育成本再创新高，参与补课的学生人数也打破了此前的历史新高，这凸显了经济压力和强烈的教育需求，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韩国的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　　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2年每个学生在额外私立学校（或“补习班”）的月平均支出攀升至4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73元），比2021年增长11.8％。收入最高阶层的家庭平均每月花费64.8万韩元，是收入最低家庭的5倍。　　在韩国，补习班的市场规模达23.4万亿韩元，考试竞争非常激烈。韩国人对教育的痴迷和教育成本的上升是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们在抚养孩子的同时面临着许多挑战。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去年，除义务教育外，78.3％的儿童接受了课外教育，高于2021年的75.5％。这打破了2007年77％的前纪录。　　韩国统计厅周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一半的韩国人认为婚姻没有必要，近60％的青少年和20多岁的年轻人认为婚后生育不是必须的，这表明韩国在创纪录低出生率的情况下面临着人口危机。　　在13岁以上的韩国人中，只有50％的人认为结婚是必须的。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关于2022年国家社会指标的报告，55.8％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支持婚姻，但只有44.3％的女性公民表示支持婚姻。　　报告显示，65.3％的韩国人认为结婚后需要生孩子，但在青少年中这一比例降至41.1％，是各年龄段中最低的。　　在20多岁的受访者中，44％的人认为生育对婚姻生活至关重要，30多岁的受访者中，54.7％的人认为生育是必须的。
金融界2023-03-24
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大型银行要积极担当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务顾问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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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造更好条件。　　第一，有效激活高生育率历史传统。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文明，“养儿防老”“多生”“早生”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基因，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率都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如今的低生育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是一个特例。现在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仅为1.8，主要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生育、养育、教育等负担较重，为孩子买房、买车、婚娶等未来的大宗支出也在影响当期的生育选择。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和痛点，就是商业银行的责任和机遇。商业银行要把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发挥连接百业的优势，围绕与生育相关的各类场景，做好服务工作，促进分娩、照护、托育等相关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助力房地产向新发展模式转型，降低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推动生育率向传统社会文化心理决定的潜在水平回升。　　第二，大力支持高科技创新应用。当前，大数据、元宇宙、物联网、人工智能、5G通讯、脑科学、生命科学等新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很多领域可以替代和辅助人类的体力和脑力。中国在这些新兴科学技术领域不断赶超，一些细分领域甚至后来居上，有望为破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崭新的中国方案。商业银行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业务结构，积极融入“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逐步用人工智能替代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助力中国建立新的人力资源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特别地，商业银行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数据供给和需求主体，要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特殊的市场地位促进数据市场完善规则、增加交易，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更快发展，让中国在“人口红利”之后及时形成“数字红利”。　　第三，努力维持高储蓄率比较优势。长期而言，一国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劳动人口占比高，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占比就高；反之亦然。过去几十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较高，叠加中国人偏爱储蓄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高储蓄率之谜”，高储蓄推动高投资，驱动高增长，塑造了中国增长奇迹。不过，近十几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近三年由于疫情原因，下降势头才有所缓解。随着人口老龄化深化，储蓄率仍然面临下降压力，可能会推高利率中枢，降低资本积累能力，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增长形成挑战。商业银行作为提供储蓄基本服务的金融机构，要帮助居民做好全生命周期的财富规划，提供更加丰富的储蓄产品，畅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提升财富管理专业能力，努力使广义的储蓄率仍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这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着眼代际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一方面让更多老年人的房产入市，增加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使老年人变为有储蓄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减轻年轻人的住房负担，让年轻人的更多收入转化为储蓄，一并实现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构建“以房养老”模式、提高储蓄率等多重目标。　　第四，严密防范高风险因素积累爆发。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均衡，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尤其是劳动人口迁移越发明显。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随着劳动人口外流，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民生支出增多，地方债务风险变大；同时，随着储蓄率下行，区域内的存款竞争更加激烈，一些中小银行存款成本变得更高，利差缩窄压力加大，对平稳发展形成挑战。大型银行要积极担当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务顾问，发挥专业优势，盘活存量资产，重整债务结构，提升综合财力，帮助中小银行提升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及数字化经营能力，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第五，积极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间早，经验教训多。中国仍是人口老龄化的后来者，很多应对措施还在探索阶段，需要通过开放，引进专业力量，学习先进经验。商业银行更要融入开放潮流，围绕如何完善从养老保障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到第三支柱的服务功能，从养老储蓄、养老服务到财富管理的业务链，从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到养老产业金融的生态圈等，积极向外取经，与外资合作，结合中国国情，提供创新方案，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实施做出应有贡献。　　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影响深远，牵动人心，需要商业银行积极作为，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将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业务机会和更好的宏观环境。
金融界2023-03-19
财政部夏先德：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球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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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人口结构有所变化。全球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社会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或影响产业发展格局。联合国预测，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21年的7.61亿人上升到2050年的16亿人，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整体增速。　　夏先德表示，2023年，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5％左右。为落实好这一目标，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加力主要是适度地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一是在财政支出上强度加力。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7.51万亿元，增长5.6％，赤字率按照3％安排，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全国财政赤字3.8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5100亿元。　　二是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同时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运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支持地方正常融资的需求。　　三是在推动财力下沉上加力。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力度。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0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6％，这些转移支付重点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确保兜牢兜实基层的“三保”底线。　　夏先德认为，应对全球变局不仅在于巩固国内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还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全球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　　主要从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发挥潜力优势，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推动好内部的循环。一方面，强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加强交通、能源、农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上加大力度。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另一方面，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依靠就业创造收入加大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解决好不敢消费、不便消费、不愿意消费的问题。　　二是强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领，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要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保障，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支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实施产业技术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促进各产业有序地连接。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三是坚持共建共享，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搞自我小循环，必须同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等有机衔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要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继续新中西部地区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　　四是坚持放开搞活，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我们将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补助、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金融界2023-03-18
韩国去年婚姻登记数量再创历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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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生育率跌至0.78的历史新低后，韩国去年的婚姻登记数量也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　　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仅有约19.2万对新人结婚，比2021年下降了0.4％。这是自1970年开始统计相关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连续第11年出现萎缩。　　不过，这一降幅较2021年9.8％的降幅有所放缓，这显然是因为在新冠大流行早期推迟结婚的新人在去年举行了婚礼。　　2022年，韩国男性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达到33.7岁，创历史新高，比2021年增加0.4岁，女性也达到31.3岁的新纪录，比2021年增加0.2岁。　　与此同时，2022年离婚夫妇的数量为9.3万对，创下自1997年以来最低，比2021年减少了8.3％。结婚4年以下离婚的占18.6％。
金融界2023-03-16
中国“放大招”应对人口红利危机两会期间，代表积极讨论提高出生率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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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但如果没有任何生育鼓励政策，那么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 彭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南提出年轻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时，这样他们就有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这对于确保女性不过度劳累至关重要。她说，鼓励生育第一个孩子可以鼓励夫妇至少生育一个孩子。很多省份目前只补贴二孩和三孩。去年，中国的出生率从2021年的每千人 7.52人降至 6.77 人，创历史最低水平。人口学家警告说，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和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在老年人口上的支出增加，中国将未富先老。专家们还赞扬取消所有计划生育措施的提议，包括三个孩子的限制和妇女必须合法结婚才能为孩子登记的要求。伦敦经济学院副教授Arjan Gjonca表示，财政激励措施还不够，侧重于性别平等和女性更好就业权利的政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专家表示，全国政协提出的由政府而不是雇主支付产假费用的提议将有助于减少对妇女的歧视，而增加陪产假则消除了父亲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障碍。
Dan19772023-03-15
中美婚姻殿堂空荡！少子化下的全球金融危机：房市泡沫、就业人数暴跌、国家结构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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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客中进行生殖讨论：“如果您只看一眼生育率，您的直觉反应可能是恐惧和担忧。美国官方公布2020年出生数据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十多年来出生率持续下降，降幅高达20%。” “不错，大家还会持续听到这样的消息，即美国的生育率走低，这意味着如果不增加移民，我们的人口将无法自我更新。” “十多年来，美国出生率持续下降，下降幅度高达20%。” 随着西方国家平衡两种性别之间的竞争环境，将重要立法签署为法律，并改变社会规范，现在做母亲是一种选择。英国《卫报》的霍莉·威廉姆斯断言，这一选择并不值得担忧，而是值得庆祝。增加做出决定的自由对于每个人的自主权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结果，但也存在滚雪球效应的风险。如果更多的女性看到其他女士过着没有孩子的生活，吹嘘她们的幸福和满足，她们可能会受到鼓舞，想要推迟或完全发誓不再做母亲。英国《每日邮报》最近证实了这种情绪转变，并解释说千禧一代和Zoomer一代更重视职业、旅行和放松，而不是考虑为人父母。少子化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提高生育率的努力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经济，大幅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4%，而美国为72%，英国为65%。202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该国GDP的4倍，而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GDP的1.6倍。据The Japan Times评论，中国现在面临两难境地，如果房地产泡沫不破裂，年轻夫妇将无力抚养两个孩子。但如果泡沫真的破裂，中国经济将放缓，全球金融危机将爆发。同样，为了提高生育率而将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到GDP的60%-70%可能会削弱破坏政策方针的经济基础。考虑到这些艰难的权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倾向于复制日本的政策来降低育儿成本，例如降低学费和为年轻夫妇提供便利的儿童保育、生育补贴和住房补贴。但事实证明，日本的做法代价高昂且无效：该国的生育率暂时得到提升，从2005年的1.26升至2015年的1.45，然后在2022年回落至1.23。此外，由于“未富先老”，中国缺乏效仿日本的财力。报道继续补充：“即使中国成功将其生育率提高到1.1并阻止其下降，到2050年其人口也可能下降到10.8亿，到2100年下降到4.4亿。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22%，到2050年将降至11%，到2100年将降至4%。” “这种人口下降的影响将因快速老龄化而加剧，这将减缓中国的增长并可能增加政府债务。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14%上升到2050年的35%。虽然到2020年每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5名20-64岁的工人供养，但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2.4名工人，以及2050年的1.6。” “到那时，中国的养老金危机将发展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女性平均比男性长寿6-7岁，而且通常比她们的配偶年轻几岁，她们最终将为这种痛苦的人口变化付出代价。”
圈内人2023-03-09
中国女性职业发展报告20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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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会面临较强的工作—家庭冲突，带来生育率的下降，但是随着社会与经济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会有所反弹。因此，鼓励生育并不必然带来女性职场地位的下降。　　本报告提出了十大政策建议：现金补贴、个税和社保减免、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提倡灵活办公、引进外籍保姆、扶植辅助生育技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教育改革。这些建议可以有效地降低职业女性的育儿负担和机会成本，帮助女性同时满足事业与家庭上的目标。只有在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目标。　　目录　　1、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与男性的比较　　2、中国女性就业情况　　3、职场女性的薪资和性别工资差距　　4、女性职业发展和综合女性地位　　5、女性就业、受教育程度与生育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5.1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5.2 女性职业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5.3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　　5.4 孩子数量对母亲就业几率和工资收入的影响　　5.5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率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6、政策建议　　结论　　参考文献　　1、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与男性的比较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女性人口共有6.88亿人，占比为48.76％。其中，0-14岁女性人口有1.188亿人，占女性人口的17.3％；15-59岁女性人口有4.329亿人，占女性人口的62.9％；60岁以上女性人口有1.366亿人，占女性人口的19.8％。<；？XML:NAMESPACE PREFIX = "O"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按照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划分，小学学历的女性有1.848亿人，初中学历的女性有2.236亿人，高中学历的女性有9521万人，大专学历的女性有5358万人，本科学历的女性有4652万人，硕士学历的女性有477万人，博士学历的女性有50万人。　　20-49岁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数及占比如表1：　　表1：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大专以上人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　　从表1可以看出，20-49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在总体上相差不大，其中，大专和博士学历的男性占比高于女性，而本科和硕士学历的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图1:2020年全国男性和女性大专以上人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　　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4岁女性人口共有5578万人，其中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只有50.3万人，占比仅0.9％；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只有82.5万，占比仅1.48％。而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4岁女性人口共有3527万人，其中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有1009万人，占比28.6％；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有920万人，占比26％。　　表2是部分国家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大学毛入学率，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表2: 2019年男性和女性的大学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注：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毛入学率是指某级教育的在校生总人数（不考虑年龄）与符合官方为该级教育所规定年龄段的总人口之比。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女性的毛入学率高于男性；而日本和韩国，男性的毛入学率高于女性。　　2、中国女性就业情况　　根据国新办在2019年9月发表的《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的数据，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妇女就业选择更加多元，创业之路更加宽广，就业和创业人数大幅增加。2017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3.4亿，比1978年翻了一番。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了不得实施的六种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约谈、市场监管、司法救济三条救济渠道，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就业权提供有力支持。2017年，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1529.7万，占比48.6％，比1982年提高9.5个百分点。妇联组织培养巾帼电商带头人10万多名，辐射带动1500多万妇女增收致富，初步形成“互联网+女性创业”的服务体系，使妇女不出户、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达到55％。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图2是1990-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2: 1990-2019年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19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至二十多个百分点。　　不过，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更多的女性成为家庭主妇，其实还有如下一些原因：经济转型、育儿责任增加、劳动力市场性别歧以及由于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参加工作的时间也推迟了。　　表3是2019年各主要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modeled ILO estimate）。　　表3: 2019年部分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 2019年部分国家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而高于法国、美国、巴西、韩国、意大利、印尼、墨西哥和印度，也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但如果按照另一种统计口径：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结果有所不同。表4是2019年各主要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的比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mployment to population ratio， 15+， total （％）（modeled ILO estimate）。　　表4：2019年部分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图4：2019年部分国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在上述国家中，中国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是最高的。　　我国现行女性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根据《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号），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正、副县处级及相应职务层次的女干部，事业单位中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年满60周岁退休。上述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如本人申请，可以在年满55周岁时自愿退休。　　3、职场女性的薪资和性别工资差距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数据，在薪资方面，2022年职场女性平均月薪8545元，相比2021年同期，女性薪资涨幅为5％，略高于职场男性薪资涨幅，超三成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40％以上。女性薪资较快增长，说明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认可，男女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对于造成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62.3％的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远高于男性的28.1％，说明女性对此感知更强烈。在男性员工中，认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造成性别不同等的占比最高，达到41.5％，其次是“社会分工”，占比33％。　　同时，职场女性福利情况有所改善。50％的职场人表示，所在公司提供产假、哺乳假等女性专属假期，高于上一年的42.8％；另外，表示享受“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规划职业发展”等各项其他政策和福利的职场人占比较2021年有所上升。　　另外，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2021年度，中国城镇就业人群的性别薪酬差异有所收敛，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为7017元，较2020年同比提升2.5％，平均薪酬水平为城镇男性劳动者的77.1％，性别薪酬差异较2020年有1.2个百分点的改善。　　尽管行业间的性别壁垒开始出现松动，容纳大量女性劳动者就业的行业仍然存在女性整体薪酬水平偏低，性别薪酬差异偏高的情况。2021年，女性从业者占比超过60％的教育培训业、专业服务业、制药医疗业仍然是性别薪酬差异最高的三个行业。同时，在教育培训行业，性别薪酬差异度达到52.7％，较2020年拉大近10个百分点，位居所有行业首位。而女性占比相对较低的汽车行业和机械制造业中，性别薪酬差异则低于20％。　　表5是2022年OECD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比较，数据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表5: 2022年OECD国家性别工资差距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图5: 2022年OECD国家性别工资差距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育娲人口　　从图5可以看出，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达到31.48％，比利时和北欧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小，均低于8％。　　4、女性职业发展和综合女性地位　　在国际上，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标准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世界经济论坛在2022年7月发布了《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该报告的性别平等指数以四个维度衡量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分别是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政治活动参与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和生存状况。基于上述统计数据，研究人员分别对各国做出评估测算，得出“性别平等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数字1，说明该国性别平等水平越高。　　根据该项报告的性别平等指数，冰岛排名世界第一，这也是该国连续第13年保持榜首地位。芬兰、挪威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名。东亚地区排名均不理想，韩国排名第99位，中国排名第102位，日本则是第116位，为主要发达国家中的最后一名。　　性别平等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在该指数中的整体排名相比2021年提高了5位，在14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2名，在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和健康生存状况两个纬度方面得到了改善。此外，在出生性别比指标方面，中国也有较大进步。但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国在中等教育男女入学均等指标的分数较低。　　表6是2022年各主要国家的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数据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　　表6:2022年部分国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育娲人口　　图6:2022年部分国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育娲人口　　从表6可以看出，法国的女性董事比例最高，达到45.3％，韩国的女性董事比例最低，只有8.7％。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为13.8％，仅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低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在女性创业方面，表7是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女性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比例，数据来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　　表7：2021年主要国家女性企业家比例（％）　　　　资料来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育娲人口　　图7：2021年主要国家女性企业家比例（％）　　　　资料来源：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育娲人口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女性企业家在企业家总人数中的占比为29.7％，低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但高于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　　另外，根据经合组织数据，部分国家2021年（或最新数据）女性议员占议员总数比例如下：瑞典为46.4％，芬兰为45.5％，法国为37.8％，德国为35.1％，英国为34.5％，加拿大为30.7％，美国为29.4％，韩国为19.1％，印度为11.8％，日本为10％。相比之下，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2980名代表中，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　　5、女性就业、受教育程度等与生育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职场中的女性与男性一样，往往会在职业生涯初期，进行一定的职业规划。然而，当进入结婚、生子的选择时，职业规划的分界点也随之到来。事实上，进入生育期后，女性不得不面对，将原本计划中用于职场的时间分担给孩子和家庭，且随着孩子的成长，女性的时间和精力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茅倬彦，2021）。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和1.48个。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学生婚育观相关调查，得出大学生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5，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36，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前者代表理想中认可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后者代表自己的意愿，两者的差异则恰恰体现了生育的实际阻力。　　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与年轻一代婚育观念的改变有关，而生育、就业两方面的矛盾，也让育龄女性的生育阻力进一步加大。国外学者将孩子出生后，母亲为了照料孩子而离开工作岗位的现象定义为与家庭有关的职业中断（Bächmann&；；Gatermann，2017；Drasch，2011；Ziefle&；；Gangl，2014）。有经验研究证明，城镇女性每周提供超过20小时的家庭照料会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产生职业中断（张樨樨、王利华，2017）。这些负面因素也进一步影响了女性的婚育选择。　　因此，如何让有生育意愿和想法的职业女性没有后顾之忧，一方面需要共同构建和支持女性就业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也要彻底平权，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分工思维，认可女性承担的生育以及家庭照料的社会价值，也要认可女性的职业价值，让女性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在婚育选择上更加自由。 5.1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　　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　　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　　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　　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图8: 2020年中国15-64岁妇女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平均生育孩子数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育娲人口　　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 5.2女性职业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按职业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职业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职业为办事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0.99个孩子，　　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0.92个孩子，　　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1.91个孩子，　　职业为制造业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职业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的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图9: 2020年中国15-64岁妇女按职业区分的平均生育孩子数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育娲人口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职业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性的生育率高于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如果按三个产业划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女性的生育率高于第二产业的女性，从事第二产业的女性的生育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女性。 5.3 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　　目前，一些企业认为女性结婚以后要怀孕、休产假、哺乳孩子，会加重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因此，这些单位在招聘中对处于生育年龄阶段的女性区别对待。例如，2023年2月22日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河南郑州。一网友网上应聘工作时，因自己未婚未育被该公司人事部拒绝。就此事该公司负责人李总称：公司是集团制1000多人，人事部在面试工作时，会优先考虑已婚已育，这样的人员相对比较稳定。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称，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情况，高于上一年的55.8％，38.3％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和职场男性相比，婚育、性别问题为女性的职场发展带来不小困扰。　　事实上，早在2019年2月，人力资源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虽然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不敢公开歧视女性，但仍然可能存在隐性的性别歧视。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恶意调岗、予以辞退、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推动落实生育奖励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督查。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支持。 5.4 孩子数量对母亲就业几率和工资收入的影响　　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　　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被动失去晋升机会，是职场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有一些职业女性在婚育后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几年，但家庭主妇几年后再重新回归职场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她很可能已经与企业文化和工作岗位内容严重脱节了，几年后再就业时可能和职场新人的能力水平差不多，而同等条件下企业基于学习能力、社保缴费率等因素更愿意招聘职场新人。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54个和1.48个。　　目前中国生育率和生育意愿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养育孩子。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加工作，很多职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5.5 社会层面女性就业率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如前所述，生育对女性就业几率和工资收入有负面影响，那么人们不免会有顾虑，鼓励生育是否必然带来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是否会加剧职场上对女性的歧视？答案取决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育政策的实施方向。如果女性在社会上不是独立的，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那么鼓励生育可能会变成了鼓励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压迫女性，违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但如果女性在社会上是独立的，有着很强的经济能力，在生育上具有自主权，而鼓励生育的政策提供了更好的妇女与儿童福利，那么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不但不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会帮助女性实现事业和孩子的双重收获，大大提升其幸福感。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实质上是生育减负。　　图10:部分国家女性工作率与生育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育娲人口　　如上图所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McDonald，p. 2000）。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家庭是其主要的活动领域，因此有着较高的生育水平。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带来生育率下降。但是，这一下降并不会始终持续，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反而会有所反弹。　　图中的U型曲线，展示了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非线性关系。很多低收入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参加工作率比较低，生育率比较高。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率属于中游水平，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结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由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1.9，在欧洲国家中几乎是最高的。　　再来看冰岛，这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参加工作比例超过70％。这部分得益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比如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幼儿园就读。并且冰岛还鼓励男性当“奶爸”，有70％的父亲选择休三个月以上的产假，并可以享受80％的工资。　　由此可以看到，女性的职场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冲突并非无法调和的，如果能够实现性别平权，并且给予很好的生育福利，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北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提供优质普惠的幼托服务，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都有很好的政策。中国目前正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生育成本很高，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更高，要通过福利减负，尤其是降低女性机会成本，提高女性地位，从而走出U型曲线。 6、政策建议　　我们在与本报告一起发布的《十项生育减负政策建议》一文中提出了如下十项建议：　　一是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　　二是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的父母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减半，对于三孩以上家庭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可以设置封顶上限）。　　三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置封顶上限）。　　四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　　五是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　　六是提倡灵活办公。　　七是引进外籍保姆。　　八是扶植辅助生育技术。　　九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　　十是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　　以上十项建议中的四到九都是和女性减负有关，下面具体谈谈托儿所、育产假和灵活办公。　　增建托儿所：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托幼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6.3％。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托儿所。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最近有些省份还延长了产假。我们建议政府财政承担企业一部分因产假而造成的用工成本。否则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育龄女性，造成隐形的用工歧视。　　另外，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很容易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遭受的性别歧视。为此，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且男女相对平等的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鼓励男性员工来休产假（甚至有些国家强制男性去休产假），让男性一起甚至更多承担养育和陪伴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提倡灵活办公：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和缓解高房价。　　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孩子的女性员工的欢迎，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她们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加入到推广灵活办公模式的行列中。结论　　中国当前的女性地位和职场发展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也需要更多的政策加以扶持。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中国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女性生育。从本质上看，鼓励生育的政策与提升女性地位并不相悖，很多西欧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与性别平权成功经验都很值得中国借鉴，例如普惠的幼托服务、男女平等的产假、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开放辅助生育技术等，可以有效地帮助职业女性降低育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双赢。　　这十大建议是经济和法律上的一些平权和福利政策，在观念上也要彻底平权，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思维。男性应该更多承担家务与育儿的责任，家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合理的分工，而并非依从固有的性别观念。在家庭领域中，子女的冠姓权上也可以实现性别平权，提倡子女随母姓。　　总之，为实现女性地位的提升与两性和谐发展，社会除了必须提供充分的福利来缓解女性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外，还要及时调整男女分工和择偶传统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和养育孩子。只有在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目标。
金融界2023-03-08
韩国调查称仅55%年轻女性有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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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公布正值韩国正努力提高其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之际。　　韩国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对1.5万名19岁至34岁年轻人的调查，55.3％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　　相比之下，70.5％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　　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再创新低，为0.78，远低于将韩国人口稳定在5150万所需的更替水平2.1。
金融界2023-03-07
男女薪酬差距逐年缩窄！职场女性平均月薪8689元，较上一年上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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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政策“不失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生育率的办法”。　　　　超7成“宝妈”当过全职妈妈，超2成为缓解经济压力重返职场　　在已婚已育的女性中，超7成女性都有过全职带娃经历。其中，21％的宝妈做过全职妈妈，但为了减轻经济负担选择重返职场；而为实现自我价值，17.1％的宝妈逃离“全职”。　　　　约半数已婚女性抱怨“队友”不称职，仅6％的爸爸认可此说法　　在已婚已育职场人中，49.3％的女性认为配偶“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占比高于去年的23.1％，也远高于男性的6％。女性“丧偶式育儿”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大部分男性对此并无察觉。　　　　5成女性希望事业与家庭兼顾，超2成期待化身事业“大女主” 　　在事业与家庭平衡上，50.2％的女性希望事业与家庭兼顾，低于去年的59.2％，但高于男性的46％。21.5％的女性希望有更多精力投身事业，化身工作中的“大女主”，这一占比与去年的21.9％大致相当。　　　　　　三、职场性别不公仍然存在，女性以自我完善追求平等　　51.9％的女性将性别平等视为两性全方位的同等话语权　　数据显示，51.9％的女性认为，性别平等是“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拥有同等话语权”，高于“不管男女都应该拥有独立人格”（42.9％）、“女性应该受到更多的社会保护”（38.8％）。这表明，女性将性别平等视为两性全方位的权益相当，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的更多支持。　　　　超6成女性求职中被问婚育，3成因年龄问题影响职场前景　　调研数据显示，女性遭遇过职场不公的占比高达9成以上，接近职场男性的2倍。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与去年的61.2％基本持平，但仍远高于男性的21.5％。51.1％的女性表示年龄影响职场前景，高于去年的43％，也远高于男性的28.8％。　　　　近6成女性将职场性别不平等归因于生育　　对于造成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大多数女性倾向于归因于生育，而男性归因于社会制度。57％的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高于男性的30.1％。在职场男性中，认为“社会制度不够公平”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占比最高，达到30.5％，排在第二位的是“社会分工不同”（30.3％）。　　　　超5成女性希望企业和社会分担生育负担　　相应的，54.7％的女性认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和社会对生育负担的承担”，高于上一年的52.5％，也远高于男性的36.4％。对于生育带来的职场不平等，女性亟待外部机制化解。而职场男性选择“尊重性别差异带来社会分工不同的事实”，占比排在第一位，达到38.3％。　　　　为追求职场性别平等，65.6％的女性愿意提高职场竞争力　　职场竞争力是女性的底气，为了追求职场性别平等，65.6％的女性愿意“增强技能，提高职场竞争力”，占比排名各选项首位，高于男性的53.5％。也有62.4％的女性表示要“加强各方面学习，完善自我”，高于男性的55.4％。还有28.9％的女性“孤勇者”，将通过“曝光职场不公”推动性别平等，占比远高于去年的4.1％。　　　　近半数女性看好2023年职场性别平等状况，男性更加乐观　　对于职场性别平等的发展前景，男性比女性更乐观。本次调研中，分别有17.1％和32.6％的女性相信职场性别平等“一定”和“也许”会更好，总占比达49.7％，低于男性的58.7％。　　　　通过本次调研可以看到，女性正积极投身职场，保持进取的工作态度，努力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不过，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许多女性仍然被婚育“捆绑”，职场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女性不止希望“队友”分担养娃责任，也期待企业与社会共同分担生育负担。3月8日妇女节到来之际，恰逢全国“两会”召开。此间，关于“取消生育登记结婚限制”、“对生育女性发放‘生育福利金’”、“改善女性就业创业环境”等建议和提案广受关注。女性权益保障和女性价值激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社会各界为性别平等进程所做出的努力，将为女性的职场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金融界2023-03-07
“若不采取行动日本将消失”！日本首相顾问突发严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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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去年上升到29%以上。虽然韩国的生育率更低，但日本的人口减少速度更快。在出生率问题上为岸田文雄提供建议的森雅子表示：“它（出生率）不是逐渐下降，而是直线下降。直线下降意味着现在出生的孩子将被扔进一个扭曲、萎缩、失去运转能力的社会。” 森雅子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社会保障体系将崩溃，工业和经济实力将下降，自卫队就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保护国家。森雅子称，虽然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目前扭转这一局面将极其困难，但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减缓这一趋势，并帮助减轻损害。岸田文雄尚未宣布他的新支出计划的内容，但他表示，这将是与以往政策“在不同的层面上”。到目前为止，他提到了增加儿童津贴，改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改变工作方式。但批评人士认为，向有孩子的家庭砸钱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性别平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需要进行全面改革，包括减轻女性抚养孩子的负担，让她们在生育后更容易参与劳动力市场。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在1月召开为遏制少子化加剧而新设的相关部门会议首次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提出“大胆的少子化对策”，将于本月底汇总具体措施的草案。预计充实儿童补贴、强化育儿休假制度将是主要内容。岸田文雄已表示要把对儿童和家庭事务的支出提高一倍，以控制人口下降势头。针对日本人口前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再次表达对日本人口危机的担忧。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去年日本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两倍。人口自由落体。”马斯克警告称，“世界其他地方有效仿的趋势。” 马斯克此前曾多次就人口危机发出警告。去年5月他曾发推称：“除非出现变化导致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否则日本最终会不复存在。”
tqttier202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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