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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介绍今年5方面重点工作：切实加强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激发发展动力活力。　　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处置化解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风险，切实加强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五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赵辰昕强调，与此同时将进一步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和政策预研储备，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各项工作准备，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

金融界2023-03-06

国家发改委：5%左右的预期目标符合经济运行走势

　　赵辰昕还提到，我们将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接下来有五方面重点工作　　赵辰昕介绍，下一步重点就是会同相关方面共同抓好落实，扎扎实实地、不折不扣地把让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具体来讲，有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协调性、增强有效性针对性，加强各项政策的统筹衔接和协调配合，做好各项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二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投资更快更多形成实物工作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激发发展动力活力。　　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处置化解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风险，切实加强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五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赵辰昕强调，与此同时将进一步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和政策预研储备，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各项工作准备，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

金融界2023-03-06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

副主任赵辰昕表示，我们将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建议提升微生物监测水平，合理使用抗生素，守护人类全健康生态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带来了《关于提升微生物监测水平，合理使用抗生素，守护人类全健康生态的建议》，他建议扩大精准检测应用场景，从全健康角度建立更加健全规范的监管与考核体系。　　以下为详情：　　关于提升微生物监测水平，合理使用抗生素，守护人类全健康生态的建议　　【摘要】感染性疾病目前仍是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临床精准诊治不足导致我国药占比过高，抗生素不合理用药导致的细菌耐药现象仍较突出，养殖业兽用抗生素的使用有待进一步规范，临床对于诊疗质量控制和提升诊疗水平仍有巨大空间，全健康观念的发展亟需精准诊疗能力建设。建议扩大精准检测应用场景，从全健康角度建立更加健全规范的监管与考核体系；落实感染性疾病诊疗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提升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和质量；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病原检测软硬件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提升医疗机构专业服务能力和基层精准诊疗能力；鼓励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应用，优化物价、医保申报机制，规范收费标准，让创新技术快速普惠百姓。　　一、背景　　1、感染性疾病复杂多样，全国细菌耐药情况依然严峻，抗生素耐药性疾病负担较高，仍需高度重视病原学检测　　感染性疾病病原复杂多样，随着越来越多种类抗生素的发现和使用，感染性疾病愈发严重，致病菌也不断进化，耐药菌、多重耐药菌、超级细菌不断地冲击抗生素防线。《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以来，我国采取遏制耐药综合治理策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部分常见微生物耐药问题仍在加剧，地区和机构之间耐药防控水平存在差异，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制定了《遏制微生物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22-2025年）》，希望实现医疗机构内耐药菌感染及社区获得性耐药菌感染发生率持续下降，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抗菌药物处方和住院抗菌药物医嘱的适宜率均达到75％以上等目标。　　2022年1月，全球多中心研究人员联合在权威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Global burden of bacteri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2019：a systematic analysis "，全球首次对204个国家和地区抗生素耐药现状全面分析，评估了23种细菌和88种细菌-药物组合的抗生素耐药性负担。结果表明抗生素耐药性现在是全球主要死因，2019年有127万人直接死于抗生素耐药性，495万人的死亡与抗生素耐药性感染有关。提高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可以有效提高抗菌药物使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对遏制细菌耐药和提升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2、微生物耐药广泛存在，人兽不合理用药现象仍较突出，亟需精准诊疗手段辅助解决　　抗击微生物耐药，“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应运而生，它是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者统合的新策略。建设更加精准和快速诊断能力体系，遏制微生物耐药，维护全健康愈发重要。微生物耐药属于全社会系统性问题，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发展与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量密切相关，减少用量对遏制耐药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中国使用的兽用抗菌药品种共有68种，使用的抗菌药制剂共有216种，2020年中国兽用抗菌药使用量为3.28万吨，较2019年的3.09万吨同比增长6.1％。目前我国分离的畜禽源大肠杆菌对氨苄西林、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率接近100％，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环丙沙星的耐药率超过80％，对氯霉素、庆大霉素、头孢噻呋的耐药率超过40％，对黏菌素的耐药率超过20％，兽用耐药形势不容乐观。2023年2月7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内罗毕发布了一份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环境层面的影响报告——《备战超级细菌：加强环境行动——用“同一健康”方法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到2050年，由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每年可能有1000万人死亡，与2020年全球癌症死亡率持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经济损失可能导致到2030年GDP每年至少下降3.4万亿美元，使24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中国作为世界上抗生素“使用大国”，遏制微生物耐药形势严峻。　　我国养殖业与临床缺乏精准诊疗与用药手段，是以上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遏制微生物耐药，减少和限制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将是大势所趋，在减抗和限抗的背景下如何保障人类和动物的全健康生态，更加精准和快速的病原检测会显得愈发重要。　　3、医疗机构质量管控政策落实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合理用药与医疗质量密切相关，医疗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是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对当前构建分级诊疗体系等改革措施的落实和医改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与医疗技术管理，规范临床诊疗行为，促进医疗服务的标准化、同质化，国家卫生健康委陆续发布了多个专业、技术的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3年2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2023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和《2023年各专业质控工作改进目标》，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目标指导辖区内质控组织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改进工作，各专业质控中心根据目标提供技术支撑，细化相关改进策略，目标明确提出，“提高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覆盖率和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核酸检测百分比”“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机构自治、多方参与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格局”。虽然近年来国家层面有发布相关政策，但目前临床医疗机构并未将诊疗质量控制纳入到医院绩效评价，各个临床科室也未切实落实诊疗质量控制具体措施，限制了临床诊疗能力提升，使得药占比难以得到有效降低，科学合理用药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4、精准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助于解决微生物合理用药问题和维护全健康生态　　精准可及病原学检测方法的缺失，是目前习惯经验性用药的关键。许多医院因为缺乏精准的检测项目，仅使用基础的白细胞与炎症指标如CRP、PCT等提示可能的感染类型，经验性直接使用广谱类的抗生素导致耐药频发，亟需在基层推广精准诊疗技术的临床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特别是基因技术的突破，目前我国已经涌现了很多精准、可及的临床检测技术和产品，为疾病的精准诊疗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有力支持。如近年来基于核酸检测的POCT（即时检验）快检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于精准医学检测项目的可及，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平台基础。但是，由于相关的质量控制标准和政策缺乏，导致了大部分的POCT设备未能放置于发热门诊及临床科室，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甚至遗弃。　　5、创新型项目收费不一，收费条目差异大，没有规范和统一途径申报，难以惠及百姓　　近年来，为满足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有利于人民健康的创新型项目不断推出，但国家物价收费和医保等相关管理政策，滞后于新技术和新项目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创新产品快速服务人民健康的速度。同时对于临床收费的物价管理，每个地区的收费条目差别大，每个地区申报物价的机制及时间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统一途径进行申报，导致同一个地区，有的医院能开展，有的医院不能开展，使得同一地区的医疗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导致百姓无法得到优质检测服务。　　二、建议　　1、扩大精准检测应用场景，从全健康角度建立更加健全规范的监管与考核体系　　我国已将应对微生物耐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核心内容。用好抗微生物药物和延缓耐药是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由之路。微生物耐药不仅是医疗机构的事情，更离不开对兽用抗菌药物的管理。目前动物养殖业是抗生素排放和细菌耐药性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从全健康角度出发，建立规范兽用抗菌药精准使用与监管方案来指导养殖业用药，研发新型精准检测技术手段，切实落实兽用微生物耐药精准检测规范与监管，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遏制相关耐药。此外，各类药物滥用与耐药的难题更需从临床诊疗规范和树立医务人员的科学理念解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建立规范和切实落实临床病原学检测的方法学，以及促进精准用药的具体措施。　　2、落实感染性疾病诊疗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提升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和质量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多个临床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希望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专业指导和保证。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2023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和《2023年各专业质控工作改进目标》，但医疗机构还未将其纳入到医院绩效评价，各个临床科室难以落实诊疗质量控制，限制了临床诊疗能力的提升和医疗机构的高质量发展。建议由一线临床科室（如儿科、呼吸科、感染科等）作为牵头部门，与医务、信息、检验等相关科室组成专项工作小组，建立本机构工作和评价机制，设定本机构感染性疾病核酸检测覆盖率及提高病原学核酸检测百分比目标，按季度、分科室进行数据分析、反馈、改进，同时设置激励惩罚制度，落实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其次积极组织或鼓励医疗机构成员参加国家和省级组织的感染性疾病相关培训，重点加强本机构儿科、呼吸科、发热门诊等科室医务人员对呼吸道病原认识、新诊断技术的应用、标准化采样以及临床诊治，再次，对呼吸道类感染性疾病加强门急诊的监测，加快门急诊新技术的应用，完善流行性疾病的上报工作，推动疾病的精准诊治，指导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有效遏制微生物耐药。　　3、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病原检测软硬件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提升医疗机构专业服务能力和基层精准诊疗能力　　虽然三年的抗疫锻炼了各级医疗机构人才队伍，但是基层机构对病原的认识和检测技术的普及仍然不够，重大疾病精准诊疗相关的检测项目能力储备不足的现象仍然存在。建议国家进一步出台相关文件，指导新冠抗疫建成的13000多家PCR实验室完善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能力，鼓励提升病原检测项目在基层医院的使用比例。其次，对于乡镇、社区等基层医院，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基层医疗机构采购相关POCT类检测设备，为基层储备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高发疾病精准诊疗检测能力。同时，国家投入相关专项基金，通过对基层医院临床医生的继续教育培训及医学学术活动，提升基层应对各类常见病原与疾病的认知以及精准诊疗手段的临床应用能力，鼓励基层机构检测人员通过继续教育提升临床检测能力，做好病原检测能力储备，完善PCR上岗人员的上岗指导，让以新冠为核心的PCR实验室转换为以感染性疾病精准诊断为核心的感染性疾病精准诊断中心，从而应对其他传染病挑战，包括艾滋、结核、乙肝、丙肝、呼吸道传染疾病等，从而让分级诊疗制度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质量，促进我国分级诊疗体系的建设完善，让精准医疗与高质量医疗深入基层，造福百姓。　　4、鼓励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应用，优化物价、医保申报机制，规范收费标准，让创新技术快速普惠百姓　　对于临床价值高的创新技术项目，建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创新型项目物价、医保申报路径等问题，优化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申报的准入，提高准入效率。如医疗机构在引入新的临床检验项目过程中，要合理设置审核程序，优化流程，便于符合临床需求的检验项目及时得到应用，确保创新型项目开展有法可依，其次，稳妥有序试点探索医疗服务价格优化。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对于发病率高、检测频次高的项目，逐步推进技耗分离政策，规范各地收费统一化、标准化，同时可引入商业保险，与国家医保互补，加大对创新项目的报销力度，推动新技术更快地普惠百姓。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董事长王威东：建议创新谈判药品评估体系，实施定价保护机制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董事长王威东带来了《关于强化“三医”协同治理提高创新药可及性和促进创新药企产业化的建议》，他建议对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强的创新药，特别是同类首创、同类最佳的药品，给予企业进入医保目录后5-8年的价格保护期，新增适应症也以“零降价”方式进入医保目录，便于收回研发成本，保护新药研发及开拓新适应症的积极性。　　以下为详情：　　关于强化“三医”协同治理　　提高创新药可及性和促进创新药企产业化的建议　　随着国家医保准入谈判机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国产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周期大大缩短，可及性得到有效提升，在不同程度满足广大患者急需的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创新药企的产业化进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跌宕起伏，尤其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对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全球竞争格局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我国创新药企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创新能力和满足全国人民临床重大需求方面尚有巨大差距。　　为使创新药企研发投入和商业转化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升医药领域创新能力和积极性，持续推出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创新药物，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增加创新药的可及性，以满足尚未被满足的重大临床需求，并且保证我国创新药物供给的战略安全，提出以下建议：　　一、创新谈判药品评估体系，实施定价保护机制。对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强的创新药，特别是同类首创、同类最佳的药品，给予企业进入医保目录后5-8年的价格保护期，新增适应症也以“零降价”方式进入医保目录，便于收回研发成本，保护新药研发及开拓新适应症的积极性。　　二、将谈判药品进入医保目录的协议期延长至5年以上。目前两年的协议有效期不能满足创新药市场准入的周期要求，两年协议期满后又将面临再次谈判及降价，程序繁琐且影响创新药的可及性。　　三、加强对“双通道”管理机制的督导落实，督促各省份将医保谈判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确保“救命药”患者能买到、能报销。　　四、打通药物可及性的“最后一公里”，有关医疗机构应在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后第一时间采购使用，不受医院药事会限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不将创新药纳入“药占比”考核范围。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董事长王威东：强化罕见病研究、知识普及与培训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威东带来了《关于进行罕见病诊疗及管理立法的议案》，他建议强化罕见病研究、知识普及与培训，建立罕见病诊疗规范标准和治疗临床路径，完善多学科会诊、多检测手段联动的诊疗机制，有效提升医生识别、诊疗能力，指导罕见病药物研发。　　以下为详情：　　关于进行罕见病诊疗及管理立法的议案　　2022年7月22日，王晨副委员长就罕见病防治法治保障工作专程到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召开立法座谈会，强调要努力提升罕见病防治工作法治化水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人民健康福祉。　　罕见病的诊疗及管理是目前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医学挑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共识。我国人口基数大，各类罕见病患者占比虽小但绝对数已达2000多万，绝大多数得不到有效救治。健康中国建设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罕见病患者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目前，我国有近50部政策和法律涉及罕见病相关问题，但没有一部专门的、系统的罕见病法律，鉴于罕见病诊疗及管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唯有通过罕见病诊疗及管理立法，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罕见病保障困局，整体提升国家健康水平。　　一、案由　　我国现有2000多万名罕见病患者中，能够得到有效治疗的只有5％，诊治水平很低，这一庞大群体长期面临着诊疗困难和缺少治疗药物的紧迫问题。我国对罕见病诊治及管理起步较晚，在2018年5月22日才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比欧美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罕见病的诊疗和管理，国家卫生健康、药监、医保、财政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和举措，促进罕见病的诊治及管理。然而，罕见病的诊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现有法律法规缺乏，还不健全，罕见病的定义、发现、认定、发布、诊断、治疗、药品研发及供给、医疗保障等各方面都缺少法律的界定、约束和保障。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罕见病患者健康需求与医疗保障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罕见病药物研发、市场准入等关键环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单个罕见病患者人数少，罕见病药物市场规模小，且罕见病药物中蛋白、抗体、基因等高技术所占比重高，这意味创新水平高、研发难度大、临床试验开展难，研发时间和资金投入更长和更高。即使药品成功上市，市场准入时间也较长，而产品专利期有限，专利到期后面临原研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种种原因导致罕见病药物研发投资回报率低，企业难以回本，普遍缺乏开发、生产罕见病药物的能力和积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这一论断为通过立法来统筹推进罕见病的治疗和管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因此，为了保护广大罕见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我国罕见病诊疗及管理水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行罕见病立法已是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二、案据　　我国关于罕见病的法规，散见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关于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鼓励药物创新的意见》《新药注册特殊审批管理规定》《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原则》《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究统计学指导原则（试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罕见病目录制订工作程序》等意见、规章、制度中，涉及罕见病临床试验、审批等各方面，但这些规定一是较为零散，二是过于笼统，尚不能对罕见病药品的研发、审批和对罕见病的诊疗、管理提供有效的规范和指导。　　2018年我国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文件，以疾病目录管理的方式来划定罕见病边界是一项创举，但也导致了目录纳入决策过程复杂、纳入标准难统一等弊端，缺乏发布机制，不利于罕见病的诊疗和动态管理。而且，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罕见病已超过7000种，每年仍有新的罕见病被发现，《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仅涉及121个罕见病是远远不够的。　　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已经制订了各自的罕见病法律法规，美国和日本颁布了《罕见病药物法案》；澳大利亚颁布了《罕见病药物纲要》；新加坡颁布了《罕见病药物特许令》；欧盟颁布了《欧洲联盟罕见疾病行动方案》；巴西、古巴等发展中国家也已颁布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法规都极大地推进了当地的罕见病药品的研发、审批和罕见病治疗，在美国有上千种药物获得美国罕见病药物开发办公室的批准，在欧洲有几百种罕见病药物获得欧洲药审部门的批准，极大促进了上述国家罕见病患者的治疗。　　三、立法内容　　罕见病立法的主体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罕见病的定义、认定及发布。对罕见病、罕见病患者、罕见病产品、罕见病药物给出定义，明确其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建立、完善罕见病目录动态发布机制。　　2.罕见病诊疗体系规划建设与管理。强化罕见病研究、知识普及与培训，建立罕见病诊疗规范标准和治疗临床路径，完善多学科会诊、多检测手段联动的诊疗机制，有效提升医生识别、诊疗能力，指导罕见病药物研发。　　3.罕见病药物、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供给及激励政策。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在加速罕见病药品审评审批、适当减少临床试验病例数或减免临床试验、市场优先准入、研发资金专项扶持、进口设备采购、生产场地建设、税收减免等方面，研究制定符合罕见病规律的特殊政策。　　4.完善配套医疗保障制度。围绕强化“三医”协同治理，提升罕见病药品、医疗器械的可及性，统筹优化医保准入、企业自主定价、延长市场独占期、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督导医疗机构采购使用等一揽子工程，探索发展包括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政策型商业保险、企业和慈善帮扶等多层次的保障机制。　　5.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科学界定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在罕见病防治中的职责，确保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和精准性，设立罕见疾病药物研发基金，提高财政经费保障力度，完善督导考核机制，推进目标责任落实，合力维护好罕见病患者基本医疗权益。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引导医疗机构合理增加ICU医护人员的数量，提高医患配比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带来了《关于加强综合及专科ICU内重症患者人文关怀的建议》，她建议高度重视医疗机构的ICU建设工作，加大资金投入，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引导医疗机构合理增加ICU医护人员的数量，提高医患配比。　　以下为详情：　　关于加强综合及专科ICU内重症患者人文关怀的建议　　摘要：重症监护室（ICU）是帮助重症患者摆脱危重状态、与病魔进行殊死较量、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ICU患者往往病情复杂，疾病本身及有创治疗带给患者的疼痛、肢体行动受限，极易让神智清醒的患者处于脆弱、烦躁、惊恐、煎熬的状态，同时ICU往往谢绝家属探视和陪护，重症患者长期处于封闭空间，非常孤独无助，且相邻床位病人的抢救、离世等现象，往往对重症患者形成负面心理暗示，甚至产生绝望。因此，在做好疾病治疗的同时，ICU的人文关怀同样重要。建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高度重视医疗机构的ICU建设工作，加大资金投入，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引导医疗机构合理增加ICU医护人员的数量，提高医患配比；“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医学院校学生、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培训和医德教育，营造尊重患者、敬畏生命的浓厚氛围，术道并存、医者仁心；建议结合ICU患者的病情危重程度、意识清醒程度，分级分类建立家属探视/陪护制度，让亲情带给患者最大的抚慰。　　一、建议背景　　重症监护室（ICU）是医院中的特殊科室，配备高端科学仪器，严格控制无菌环境，调配临床抢救技能和经验最丰富的医护人员驻守，是帮助重症患者摆脱危重状态、与病魔殊死较量、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国内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必须配备重症监护室。2022年，国家卫健委再次强调，要加强重症监护单元建设，要求ICU床位要达到床位总数的10％；加快推进ICU病房、缓冲病房、可转换ICU床位建设。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达到21.6万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幅缩小。　　然而，在做好硬件建设的同时，对于身处各类综合及专科ICU内的重症患者来讲，人文关怀的意义同样重要。原因在于：　　ICU患者往往病情复杂，疾病本身及有创治疗带给患者的疼痛、肢体行动受限，极易让神智清醒的患者内心处于脆弱、烦躁、惊恐、煎熬的状态，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同时，ICU往往谢绝家属探视和陪护，重症患者长期处于封闭空间，非常孤独、无助，且ICU内相邻床位病人的抢救、离世等现象，往往对重症患者形成负面心理暗示，甚至产生绝望，丧失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二、中外ICU重症患者人文关怀情况对比　　迄今为止，世界重症医学发展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一些发达国家的ICU建设已日臻成熟，并在重症患者的人文关怀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例如，美国ICU设置单人房间，充分保障重症病人独立的空间和个人隐私；开放24小时家属探望权；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激励ICU医护人员服务细致细心，做到与患者、家属的良好沟通。　　反观我国，ICU建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步较晚。虽然已结合医院情况、患者情况不同，分别建立了综合ICU及各类专科ICU，如心脏病重症监护室（CCU）、外科重症监护室（SICU）、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神经科重症监护室（NC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等。但在日常工作中，医护人员往往将患者当成一种“事物”，倾向于将更多精力集中于治疗原发疾病，同时出于细菌感染可能导致病情加重等考虑，对家属陪护“一刀切”式的拒绝，或者仅允许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短时间的探视。究其原因，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一是，中国人口庞大、医疗资源紧张，单病床ICU医护人员配备数量不足，紧张繁重的工作导致其无暇兼顾人文关怀。数据显示，在美国，一个病人平均配备有1名医生、3名护士。而在我国，《中国医院建设指南》规定ICU医生与床位比例为0.8：1、ICU护士与床位的比例为3：1。但据中金公司发布的《重症医学：华东地区现状调查》数据显示，中国ICU医生人数与床位数比约0.62：1，护士人数与床位数比约1.96：1，与美国医患配比、中国指南要求均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医疗机构的人文关怀意识，以及对ICU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意识的培养力度不足，导致医护人员缺乏“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意识，在工作中往往忽视人文关怀细节，不善于换位思考，缺少与患者、家属耐心细致的主动沟通。　　三、相关建议　　重症患者，尤其是意识清醒的重症患者是有尊严、有思想的个体。一个有温度、有关怀的ICU病房，有利于帮助重症患者在肉体和心灵上减轻痛苦、转危为安，有利于创设良好的医患关系。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高度重视医疗机构的ICU建设工作，加大资金投入，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引导医疗机构合理增加ICU医护人员的数量，提高医患配比　　重症患者病情严重且复杂，在客观上造成ICU工作十分艰苦、繁重，ICU医护人员长期过度劳累、超负荷工作。建议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投入更多的资金，实施更加科学的绩效考核，持续引导和鼓励医疗机构增加ICU医护人员配比数量，并提高ICU医护人员的待遇，从而推动ICU医护人员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重症病人的心理需求，为之提供高质量的人文关怀。　　（二）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医学生、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培训和医德教育，持续营造尊重患者、敬畏生命的浓厚氛围，术道并存、医者仁心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者胸怀大爱之心，在做好疾病本身的治疗的同时兼顾人文关怀，可以帮助患者缓解心灵深入的恐惧不安，及早转危为安。目前中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比例仅占7.54％，而欧美国家则占20％-26％。因此，建议将人文素养教育全面纳入医学院校的必修课程；要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定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先进人文关怀理念等，通过专业培训，引导医护人员强化人文关怀认知、学会更多的换位思考，从而自觉重视患者的诉求，主动维护患者的人格尊严，改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三）结合ICU患者的病情危重程度、意识清醒程度，分级分类建立家属探视/陪护制度，让亲情带给患者最大的抚慰　　家人的陪伴是最佳的精神药剂，家属陪伴在危重病人身边，往往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支持，增加战胜病魔的信心。ICU患者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处于昏迷状态，有的则意识清醒，同时待在ICU内的时间也有可能是患者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为此，建议医院积极创新人文关怀举措，避免“一刀切”，对各类综合性和专科ICU内病情相对稳定、陪护需求突出的病人设置一定的家属探望或陪护时间，或者设立可视化视频设备，建立患者与亲属之间的沟通渠道，给予重症患者温暖和陪伴，帮助其早日走出人生的“艰难时刻”。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建议在全国扩大设立MDT的试点范围，提升医生综合诊治能力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带来了《关于深入推进中国医院多学科诊疗MDT建设的建议》，她建议在前期开展部分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由消化道肿瘤、肺癌等拓展到更多癌种，同时进一步对心脑血管、肾功能衰竭、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疑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器官疾病，在全国扩大设立MDT的试点范围。　　以下为详情：　　关于深入推进中国医院多学科诊疗MDT建设的建议　　摘要：多学科诊疗（MDT）在现代医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外已有约70年的发展历史，并在欧美国家被不断推广和完善。与欧美相比，MDT模式在中国医院的起步较晚，覆盖率低，存在设立MDT模式的医院数量有限、MDT模式大多应用于癌症治疗，缺乏制度保证、无固定团队组织形式等问题。建议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发挥政策“指挥棒”作用，在前期开展部分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由消化道肿瘤、肺癌等拓展到更多癌种，同时进一步探索在心脑血管、肾功能衰竭、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疑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器官疾病中的MDT试点工作，并对MDT联合门诊的考核制度、评价标准、就诊流程、医保衔接、收费标准、MDT医学教育等问题制定合理的指导原则，引导医院提升MDT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建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对已设立MDT的医院加强引导和管理，推动医院持续对标国际，改善当前的MDT运作机制，切实做到“患者不动专家动”；建议加大MDT模式下的医生综合诊治能力提升工作，持续推动MDT模式落地实施，切实惠及人民生命健康，持续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　　一、建议背景　　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简称MDT）在现代医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针对肿瘤、疑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器官疾病等，多学科诊疗模式打破学科壁垒，突破某一学科、某一专家的“单兵作战”，以多学科联合、多位专家“团队作战”的方式，在患者得到治疗前进行综合评估，共同制定规范、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减少误诊误治，缩短诊断和治疗的等待时间，更快速、更精准、更全面地遏制疾病进展、跑赢病魔。　　放眼全球，MDT在国外已有约70年的发展历史，并在欧美国家被不断推广和完善。其中，英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率先推广MDT模式，数据显示，在其推进的随后10年间，以MDT模式进行肿瘤诊治的病人比例逐渐由20％上升到超过80％。近年来，多个欧美国家的癌症诊疗指南中明确规定，癌症患者必须经过MDT会诊后方可进一步接受治疗。另外，还有部分国家，如英国、法国，将MDT上升至立法高度，纳入医院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强制实行。　　MDT模式在国际上开展相对较早，也比较成熟。近年来，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鼓励医院开设多学科诊疗门诊。2018年8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以点带面，针对肿瘤等疑难复杂疾病，科学建立多学科诊疗模式；202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推进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在医院层面，自2004年开始，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为代表的部分医院开始对肿瘤领域的MDT模式进行探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实施了MDT诊疗模式；经过MDT模式治疗，不同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增高15％-40％，同时MDT模式降低了手术死亡率。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MDT开展时间较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体现在：　　一是，设立MDT模式的医院数量仍然有限。一项针对我国大陆地区33家省、市级肿瘤专科医院和省、市级综合医院的研究显示：仅有35％-54％被调查的医院建立了MDT，其中省级肿瘤专科医院MDT的使用率较高，三级综合性医院的使用率在15％-26％，地市肿瘤医院的使用率不到13％，二级综合性医院基本没有建立MDT。　　二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国内的MDT模式近乎于传统会诊，即按需召集、一次性，一般只针对棘手的疑难、晚期病人，其参与人员也是开放性的，没有制度保证。而国外的MDT模式一般是普遍性的（针对所有入院肿瘤患者），贯穿治疗全程，且其参与人员以团队形式组织，人员基本固定，每周定期召开，具备制度保证，真正了实现对患者的全周期管理。　　二、相关建议　　建立多学科诊疗（MDT）模式是现代国际医疗领域广为推崇的领先诊疗模式，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为持续推动MDT模式落地实施，切实惠及人民生命健康，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发挥政策“指挥棒”作用，在前期开展部分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由消化道肿瘤、肺癌等拓展到更多癌种，同时进一步对心脑血管、肾功能衰竭、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疑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器官疾病，在全国扩大设立MDT的试点范围；对设立MDT联合门诊的医院的考核制度、评价标准、就诊流程、医保衔接、收费标准、MDT医学教育等问题制定合理的指导原则，引导医院提升MDT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并结合医院学科特点，组建人员固定、梯队合理的MDT联合门诊团队，乃至跨医院、跨省份的MDT组织，切实将MDT模式落实到患者的诊治流程中，并持续开展。　　（二）建议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对已设立MDT的医院加强引导和管理，推动医院持续对标国际，改善当前的MDT运作机制，切实避免患者辗转于多个科室，并建立完善的患者诊疗方案跨科室共商机制、定期随访机制，及时跟踪患者病情，切实做到“患者不动专家动”，实现肿瘤、复杂疑难急危重症疾病的多学科一站式、全程、实时MDT，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加强MDT宣传，让患者和家属有途径选择MDT诊疗，实现收费透明。　　（三）建议持续提升MDT模式下的医生综合诊治能力。适用于MDT模式的患者病情往往非常复杂，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对主管医师的业务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国家加强MDT主管医生、年轻医生的培育培训，加强上下联动，加大对地区级医院诊疗的帮扶，不断提升各级医院医生交叉学科意识、全科思维能力，真正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落实在日常诊治工作中，深入推进MDT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建议将全科医学设为重点学科，加强培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带来了《关于加强社区全科医生培养的建议》，她建议将全科医学设为重点学科，加强培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全科医生团队培养和能力提升。　　以下为详情：　　关于加强社区全科医生培养的建议　　摘要：我国正处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其在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才培养，尤其是全科医生培养。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和医疗费用的“守门人”，为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快培养大批合格的全科医生，实现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要拥有5名合格全科医生的目标。《意见》推行后已初显成效，每万人口全科医生由2016年底的1.5人增至2021年底3.08人。但现实中仍存在全科医生能力亟需进一步提升、基层首诊难、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建议持续赋能基层医疗机构，推动医疗资源下沉的同时，壮大全科医生人才队伍，助力实现首诊在基层；全面推进全科医生培养工作，激发全科医生自驱力，引导在岗医生“终身学习”，培养合格的百姓健康守门人，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　　一、当前全科医生培养仍面临挑战　　（一）近年来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仍不能满足基层医疗需求　　2020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超过41亿人次，除了门诊医疗服务以外，基层每年还管理高血压患者超过1亿人，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3500万人，健康管理老年人超过1亿人。　　伴随全国基层医疗服务量持续增加，我国全科医生人才建设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5年仅有全科医生11万名，截至2020年底已增至40.6万名。但存在的问题是：基层医生承担角色多，专职履行全科医生的职责困难大。因此，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的推进，需要更多数量充足、能力优秀的全科医生。　　（二）创新医防融合已深入基层医务工作中，但居民对首诊在基层仍然信心不足　　全科医生发挥着居民健康和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作用，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合格的全科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使患者疾病得到最有效的处理，约80％左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给予诊治。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分级诊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做好2019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全国各地推进家庭医生签约，全人群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持续提升。但居民对全科医生不了解、对综合诊疗信心不足，在社区更多的是配药、买药，疾病诊疗往往直接到上级医院，推动首诊在基层困难重重。　　（三）我国全科医生培养和改革制度基本健全，仍存在职业吸引力不足的情况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全国各地根据《意见》落实了全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激励制度。但在基层医疗机构医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并不能够让全科医生体会到全科医学的专业价值，也就造成了全科医生对自我职业规划及后期职业发展不清晰，全科医生留不住，同时不同城市的相关制度的落地执行情况也各异，导致全科医生岗位的吸引力各不相同。　　二、相关建议　　（一）持续赋能基层医疗机构，壮大全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　　1、继续规范全科医生队伍的培养模式，提升全科医生质量。建议继续深化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将全科医学设为重点学科，加强培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全科医生团队培养和能力提升。　　2、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培养全科医生人才梯队。建议重点提升全科医生团队诊疗能力，训练全科医生的整体思维能力、综合管理能力，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服务；建议加大全科医生团队人才梯队培养，根据胜岗能力评价、考核及培养达标情况进行人才梯队分层，激励全科医生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服务能力。　　3、加强宣传和引导，奏响全科发展更强音。通过多样化、持续化地解读全科医生培养与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政策措施，广泛宣传全科医生典型事例，增进医学生、医务人员、医学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公众对全科医生的了解，为加快培养大批合格全科医生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二）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实现首诊在基层　　继续加强各地区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基层医疗机构发展，提高居民对全科医生医疗能力的信任度，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助力实现首诊在基层。　　1、推动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建议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全科科室的建设投入，比如疾病检验设备和基础治疗设备的完善、住院病房的建设、基层智慧医院信息化的建设，促进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建议等级医院设备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开放，整合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健康服务能力和常见病基层首诊的承接能力；　　2、通过全科医学人才的下沉和引进，加强基层全科队伍建设。建议各地区加强全科医学人才下沉，实现医疗共享，积极通过等级医疗合作、定期带教、医师多点执业、等级进基层实践等方式，促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全科医生诊疗能力的提升。建议制定基层全科医生激励政策，吸引更多的优秀医学人才扎根基层，助力基层机构人才队伍建设。　　（三）引入多方力量，全面推进全科医生培养工作，激发全科医生自驱力，引导在岗医生“终身学习”，培养合格的百姓健康守门人。　　1、继续落实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推进，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度。筹划组建全科医学发展基金会，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力量，例如设立全科医生奖励基金，鼓励引导在岗医生“终身学习”。建立国家、公益组织、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多边协作培训体系，培养能为百姓提供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全科医生。　　2、建立基层医疗强激励机制，从薪酬待遇、奖励政策、发展晋升、工作环境等方面进行政策倾向，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通过加快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激励政策，推进分级诊疗激励政策等，综合改善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对基层全科医生的职称晋升和岗位编制名额进行政策倾斜，提高岗位吸引力，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3、设立“中国全科家庭医生日”，借助媒体的力量，加强全科医学健康观以及家庭医生的宣传，进而形成认可全科医学和全科医生的社会氛围，提高全科医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提升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

金融界2023-03-06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建议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建立适应研究型医生发展的制度体系

界3月6日消息，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启航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两会将传递重要信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燕带来了《关于建立健全研究型医生培养机制的建议》，她建议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建立适应研究型医生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人才激励评价制度、职级晋升制度、职级薪资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创造宽松的研究型医生发展环境，让研究型医生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以下为详情：　　关于建立健全研究型医生培养机制的建议　　摘要：近年来，我国加速推动由“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制造强国”转变，国内医药创新氛围浓厚、创新药企动作活跃，每年申请临床试验的新药数量大幅增长，上市的创新药数量屡创新高。但相伴而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国内高水平临床研究医生紧缺，能够承担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与现有的医院培养、医院绩效考核等机制密切相关。　　研究型医生是创新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是推动创新药研发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也是解决优质临床资源不足，改善重大新药创制能力不足的关键。在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研究型医生的培养体系建设；二是转变医院管理理念，划分研究型医院和临床型医院主要职责，保障研究型医院的研究任务，建立合理的研究型医院管理、培训、考评机制；三是拓宽研究型医生培养渠道，让更多人加入到研究型医生的队伍中来；四是加快研究型病房的建设，让研究型医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一、高水平临床研究医生紧缺制约创新药物研发进展　　药品是事关人民健康、民族强盛的特殊产品，医药制造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产业支撑。近年来，我国加速推动由“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制造强国”转变，国内医药创新氛围浓厚、创新药企动作活跃，每年申请临床试验的新药数量大幅增长，上市的创新药数量屡创新高。数据显示，2018-2021年间，我国IND注册申请数量总体增幅35.7％，远超过全球总体17.3％的增幅，中国创新药临床研究领域正逐步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代。　　但随着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量激增，伴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国内高水平临床研究医生紧缺，能够承担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与现有的医院培养、医院绩效考核等机制密切相关，不利于研究型医生的培养。　　比如，目前教学医院（也就是研究型医院）的年度考核，大部分均有一定的住院天数、病房周转率、手术比例等要求。该要求更适合于社会服务型医院，但对某些特种疾病、病患人群并不适用。例如，新型口服抗肿瘤创新药的临床研究数据观察，需要较高频次的实验室检查和住院治疗，在此种情况下，常规医院的年度考核模式导致临床研究医生在繁忙的工作中只能重患者治疗而轻临床研究，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创新药临床实验得不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支持，质量堪忧、步履维艰。同时，考核机制要求教学医院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研究成果发表和获得国际认可，其目的与制药企业希望推动药物上市的终极目标存在偏差。　　同时，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型医生并没有学习过专门的临床研究课程，缺乏专业化和系统教育，大部分从事临床研究的研究者仅接受了药物临床试验前GCP介绍与培训，缺乏对具体操作技能的专业、系统化培训和继续教育，因而不易发现和寻求最佳的诊治方案和手段，无法使更多的科学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为新疗法。　　二、建议持续建立健全研究型医生培养机制　　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该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创新药物来切实满足临床未被满足的用药需求。而研究型医生是创新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是推动创新药研发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也是解决优质临床资源不足，改善重大新药创制能力不足的关键。为此，围绕研究型医生的培养机制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研究型医生培养体系建设　　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建立适应研究型医生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人才激励评价制度、职级晋升制度、职级薪资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创造宽松的研究型医生发展环境，让研究型医生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二）转变医院管理理念，划分研究型医院和临床型医院主要职责，保障研究型医院的研究任务，建立合理的研究型医院管理、培训、考评机制　　当前，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已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级诊疗体系建成后，随着普通患者下沉到社区，大型医院的工作将以高难度、疑难杂症的诊疗为主。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临床治疗已从过去的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变，以循证医学的证据来指导个体化治疗，此过程必须由高素质的“医学科学家”来完成。因此，真正培养研究型医生，需要政府和医院的管理者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从源头划分好社会保障型医院（即临床诊疗型医院）与研究型医院的主要职责，制定分工明确、考评合理的管理模式，重新思考未来医院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方式，强调分工合作，共同推动医学学科整体发展。　　（三）拓宽研究型医生培养渠道，让更多人加入到研究型医生的队伍中来　　要实现加快研究型医生队伍建设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大优秀研究型医生的引进力度，吸引国内外从事临床研究工作的人员加入；另一方面需要从人才培养的源头开始，完善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为研究型医生队伍持续输入新的血液。　　（四）加快研究型病房的建设，让研究型医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研究型病房是医院中的一种特殊病房，其功能不是单纯治病，还承担着基础与临床双向转化的桥梁工作，是推动医学创新落地的关键。北京卫健委联合北京药监局、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已连续多年推进研究型病房建设，指导医疗机构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型病房，并建立健全支撑保障体系，全面提升临床研究对医药健康协同创新的支持作用。建议政府高度重视并引导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加大、加快研究型病房建设，让研究型医生依托于研究型病房实现个人价值，为推动更多中国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优质治疗药物上市，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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