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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新闻的报道指出，日本企业正面临改变男性主导职场文化的压力，一系列丑闻让性别问题和MeToo运动成为关注焦点。
学者和活动人士表示，日本企业应关注促成性骚扰的结构和价值观，因为近期案件暴露出企业治理和人权方面的漏洞。
今年的奥斯卡提名影片——获奖者将在周日揭晓，包括由记者伊藤诗织执导的《黑匣子日记》。她在2017年公开指控一名男性电视台记者对她实施强奸。
今年1月，有报道称富士电视台卷入偶像人物中居正广对女性实施性骚扰事件而受到公众强烈批评。
此事引发企业治理危机，一家外国激进投资基金的关联公司呼吁展开调查，多家公司则开始暂停广告投放。
“富士电视台事件凸显了男性主导的大众媒体行业，包括其他电视台、报社和广告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庆应大学商业伦理副教授杉本俊辅表示。
杉本指出，“女性播音员”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存在问题，暗示女性在工作中有着不同的预期，被视为“职场之花”，负责营造职场氛围。
女性播音员（在日语中被称为joshiana）在某些方面与电视艺人角色相似。他表示，“其他行业也应当反思，自己是否在性别上将女性视作职场之花，仅仅是一种手段或工具。”
“日本企业缺乏人权意识，”他指出。“他们需要倾听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声音。”
自《促进女性积极参与职业生活法》颁布已过去十年，此法旨在鼓励企业提拔女性，但日本企业仍然以男性为中心，女性高层领导稀少，工时长，育儿责任仍然主要落在女性身上。
根据日本劳动政策与培训研究机构的区域比较数据，2022年，日本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占比为45%，但女性管理者仅占12.9%。相比之下，瑞典、美国、新加坡和法国等国女性管理者比例约为40%。
全球MeToo运动在2017年《纽约时报》报道好莱坞制片人哈维·温斯坦性骚扰女性的指控后迅速传播。在日本，伊藤诗织同年公开了自己的经历，但遭遇的主要是冷淡的反应和强烈的反弹。
日本女子大学劳动经济学名誉教授大泽真知子指出，日本社会对女性态度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受害者开始发声并参与相关讨论，例如刑法和性同意问题，”大泽表示。随后是第二阶段，随着国际媒体的关注，性骚扰问题被确立为人权问题，例如J-pop经纪公司杰尼斯的性侵丑闻。
如今，富士电视台事件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到来。大泽指出，在国际利益相关方发声后，这类问题开始影响企业和社会，“日本企业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失误，例如纵容施害者并造成二次伤害，过去如何伤害了受害者，如今才首次被揭露出来。”
成立于2020年的非营利组织Mimosas致力于通过社交媒体提高年轻人对性同意的认知，主要面向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群体。他们在Instagram上的一段视频已有约50万次播放。
“人们往往认为创伤主要会对心理产生长期影响，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它还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御手洗香奈表示。
这种影响包括闪回、自残、难以建立情感和身体关系，以及在接触与创伤相关的事物时出现触发反应。她解释说，闪回会让人仿佛“重新回到当初受害的房间里”。
她所在的组织目前正致力于制定企业培训课程。
“旁观者在此类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或成为见证者，”Mimosas创始人疋田真理表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