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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的执行编辑丹尼尔·滕·凯特，借特朗普和万斯在白宫抨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事，分析了在特朗普的新外交政策下对中共的利弊。
在2021年3月的一个寒冷的阿拉斯加日子里，就在拜登上任不久后，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在安克雷奇的库克船长酒店举行了一场会议，这场会议迅速偏离了预设轨道。
这种会谈通常都会按照既定剧本进行：记者被允许进入会场，双方发表一些平淡无奇的开场白，然后等摄像机离开后再正式开始讨论。
然而，这次会议却变成了一场长达71分钟的激烈交锋，双方围绕国际秩序展开激烈争论，翻译人员努力准确传达双方直白的言辞，而现场气氛则因双方的僵硬对视而变得尴尬。
让北京代表团最为愤怒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言论。他指责中国对美国盟友进行“经济胁迫”，并谴责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的行动“威胁了维持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他呼吁加强这一体系，并表示，替代选择是“一个强权即公理、赢家通吃的世界”。
当时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随即反击，发表了一番冗长的回应，称中国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他表示，美国“并不代表世界”，许多国家并不认可“美国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观”。
“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杨洁篪说道。
四年过去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当时的唇枪舌剑如今几乎显得有些温和。布林肯曾谈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已被“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所取代。特朗普对盟友和对手都发出了关税威胁，甚至提出要设法“收购”格陵兰岛和加沙地带，并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过去三年一直在抵抗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入侵——是“独裁者”。
“这实际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特朗普上周表示。“因为如果没有实力，就很难实现和平。”
特朗普还质疑法律的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这句话常被认为是拿破仑说的。
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的今天，当年在阿拉斯加清晰划分的美中界限如今变得模糊，甚至几乎消失。
特朗普对权力的理解——要求效忠，并表明自己愿意使用胁迫手段来实现目标，以说比任何一位自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美国总统都更符合中国的世界观。
这一转变，事实上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思想较量中占据上风。
在中国，所有政界人士、军人、法官、官僚和企业高层都必须听命于共产党，这种控制力将在下周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充分展现。习近平政府已投入巨额资金，建立了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体系，以监视公民并在任何可能威胁党的权力的苗头出现前将其扼杀。
法律在中国被用作维护权力的工具，而14亿消费者的庞大市场准入权则被当作达成地缘政治目标的武器。
然而，与习近平利用国家权力确保无人能挑战党的统治不同，特朗普正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全力确保美国继续作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
尽管这种战略在短期内可能奏效，但从长远来看，他的做法正在塑造一个更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
在香港的蚀崖之巅——蚺蛇尖，这座全港最高的山峰之一，人们可以俯瞰南中国沿岸美丽的马湾海域。正是从这片海域出发，在100多年前，美国改变了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很大程度上因为当时中国无法掌控自己的海岸线。
1898年，在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特朗普的心头好——对西班牙占领的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后，驻扎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的美军被要求在48小时内离开。根据国际法，中立港口不得向交战国提供弹药和燃料。
因此，海军准将乔治·杜威率领舰队驶出维多利亚港，沿海岸向北航行30英里，进入中国海域，为进攻马尼拉的西班牙军队做准备。
杜威后来在回忆这次公然违反国际规则的举动时写道：“我们意识到，中国这个组织松散的国家实体，根本无法执行中立法。”
同年晚些时候，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菲律宾和关岛，并同时吞并了夏威夷。这些地区至今仍是美国在对抗中国时的关键战略要地。北京将那个时期称为“百年国耻”，因为当时列强在中国沿海各地夺取港口，这段历史至今仍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认知之中。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试图通过要求修改多项中国法律——包括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法规，来逼迫习近平屈服。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此愤怒不已，甚至一度将习近平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比作清朝官员李鸿章，后者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被视为民族耻辱，因为迫使中国开放更多港口供外国贸易，并割让领土，包括台湾。
最终，习近平拒绝了特朗普的要求，而美国总统则在2020年大选前接受了一项以购买美国农产品为主的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随后，新冠疫情爆发，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也最终影响了特朗普的连任前景。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给中国造成了伤害。中国外交部为了应对特朗普的持续攻击，开始采取更为激进的言辞，这种“战狼外交”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当特朗普用“中国病毒”来指责北京时，习近平采取了全球最严格的行动管控措施，部分原因是为了展现国家在疫情控制上的优越性。
然而，这种零容忍政策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自发的街头抗议，这是近年来对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最大公开反对行动。
如今，在第二任期初期，特朗普似乎比八年前更具优势。他已经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下周再加10%。甚至可能会采取更大范围的措施，以维持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暗示自己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他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要求中国批准出售TikTok，并帮助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挑战习近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底线。
尽管特朗普的团队中有大量对华强硬派，但他如今最亲密的顾问似乎是埃马斯克，而后者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着广泛的商业利益。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仍保持冷静。他似乎从第一轮贸易战中吸取了教训，当时中国在谈判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并落入特朗普的挑衅陷阱。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同，后者曾主动求见特朗普以避免关税，习近平迄今拒绝了美方要求与特朗普再次通话的请求。
尽管习近平可能会接受一项不会让中国付出太大代价的快速协议，但他的长期目标是打造一个不会被美国左右的中国。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大多数中国人也只是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周末外出就餐，买点好东西，环游世界，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并与家人共度时光。
这些愿望构成了中国社会契约的核心内容：在政治上服从共产党，以换取更富裕的生活前景。
然而，过去几年，这种契约正受到挑战。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打压，以及疲软的消费支出，使得中国正面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轮通缩。这一切让中国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目标变得愈发渺茫。
唯一的亮点是出口。习近平推动中国制造业达到历史性产能，以支撑经济增长，并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新兴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特朗普的关税正威胁这一战略，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以防止中国商品充斥全球市场。
下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为习近平在日益保护主义的全球环境下推动国内经济复苏提供蓝图。预计其中将包括促进消费的措施，以帮助中国缓解美国持续要求其调整经济结构的压力。习近平仍然希望保持强大的制造业——不仅作为就业和创新的来源，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北京领导层对重演“中国冲击”保持警惕。曾经，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导致美国“铁锈地带”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并助推了特朗普的崛起。如今，特朗普正试图重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芯片等战略领域威胁加征关税，以吸引投资，同时加强出口管控，防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
然而，这些措施尚未能完全阻止中国获取最前沿的芯片技术，DeepSeek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提振了投资者的新乐观情绪。
对习近平来说，一个健康的工业部门同样是武器和能源生产的关键。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能够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防万一美国及其盟友在台海冲突中试图切断供应。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热点，而特朗普的言论表明，除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否则他将避免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冲突。
这一立场让欧洲、东亚以及台湾的长期盟友感到担忧。如果美国最终让普京在乌克兰获胜，这将引发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相助？
然而，即便特朗普明天就对习近平“开绿灯”让其夺取台湾，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中国社会契约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确保民众安全，而大规模暴力冲突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自1989年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者、导致数百甚至上千人死亡以来，中共更倾向于使用极端的压制手段，而非血腥冲突来贯彻自身意志。
例如，在香港和新疆，习近平采取了严苛的法律、监控系统、大规模拘押以及其他高压手段来镇压异见，而非直接动用致命武力。
即便习近平认为自己能迅速赢得台海战争，并避免一场可能威胁中共政权的持久战，他仍然面临重大风险。若遭到反击，中国沿海主要城市（如上海）可能面临大规模平民伤亡，这可能会适得其反。
尽管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全国人民都已准备好为祖国而战，但私下里，他们承认中国远未做好战争准备。
此外，任何由美国主导的制裁都将威胁到习近平更宏伟的目标，即到2035年使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在本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预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下周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强调这些长期目标。尽管有关台湾的几段表述每年都会吸引媒体关注，但在2024年，李强的13,700字讲话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如何改善普通公民的生活，例如提高农田土壤质量、在老旧住宅区安装电梯，以及培育“全民阅读的热情”。
在中国看来，特朗普只是比其他美国政府更坦率地承认了美国对霸权的追求。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规则与自身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无视规则，这种“美国例外论”一直是中国官员批评的焦点。尽管如此，美国至少还能辩解说自己的违规行为是出于某种“更大的善意”——无论是保护民主免受专制威胁，确保世界免遭恐怖主义侵害，还是尽快结束可能造成更大伤亡的战争。
但在特朗普治下，即便是道义上的伪装也被彻底抛弃。他的美国是一个认为乌克兰挑衅俄罗斯导致战争的国家，一个把欧洲议员视为比俄罗斯和中国更大安全威胁的国家，一个将盟友关系看作“保护费”交易的国家，一个把主权视为可谈判的筹码的国家，一个几乎任何对弱者的压迫都可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正当化的国家。
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的战略利益高度契合。中国反对正式的军事同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公民自由，并在南海、台湾及周边地区主张领土权益。
这一立场早在2010年就由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明确表达，当时他在东南亚引发震惊的言论是：“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美中在全球格局上的趋同，本周在联合国得到了明显体现。当时，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安理会决议上达成一致，没有指责普京发动战争。对中国来说，这正是全球体系应有的运作方式：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在不涉及“普世人权”的前提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作为一个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获益最多的国家，中国正逐渐塑造一个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
尽管特朗普对全球秩序的冲击在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尤其是在贸易领域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他实际上正在塑造一个更适合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例如，特朗普以军事和经济胁迫手段试图收购格陵兰岛的做法，为习近平提供了一种比普京入侵乌克兰更温和的方式来实现对台湾的掌控。
在这场全球权力竞争中，习近平相较于特朗普有一个明显优势：他今年71岁，比特朗普年轻七岁，并且永远不需要面对选举。
这意味着，习近平完全可以等待特朗普的任期结束，静观美国政坛风向的再次变化。当这种钟摆效应让另一届美国政府重新掌权时，他们可能会发现，“中国式民主”已经成为全球新常态，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甚至再也回不到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