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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若香是一名常驻东京的自由记者，报道社会、文化和电影行业。她在日经的文章中指出，东亚生育率危机的根源在于教育、职场、性别不平等和政治结构等深层社会问题，而非女性个人选择。
“是经济，笨蛋”是詹姆斯·卡维尔在克林顿成功竞选1992年美国总统时提出的著名政治口号。
如今谈到东亚的生育率，女性常被指责不结婚、不生育。
但现实需要更复杂的视角：“是社会，笨蛋”。
韩国、台湾和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发达的三个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截至2024年，韩国的生育率（即女性在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为0.75，日本为1.20，台湾在2023年为0.89。
这些数字远低于经合组织2022年平均水平1.5。
虽然许多发达国家都面临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但东亚的危机因其严重程度和特殊原因而格外值得关注。除了全球性城市化、个人主义和经济压力的趋势之外，还有多个结构性因素交织，造成这些社会中独特而严峻的生育挑战：极端的学术竞争、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以及老年世代在政治上的压倒性影响力。
这三个社会都拥有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据《韩国时报》报道，韩国的情况尤其严苛，86%的小学生上私立补习班。根据草根影响力基金会的调查，台湾的比例为67%。日本儿童研究网数据显示，日本小学生上补习班的平均比例为30%，到六年级时这一比例上升到43%。
这种教育压力直接影响家庭决策。补习班文化为父母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减少家庭间的高质量相处时间，破坏家庭关系。孩子因学业任务沉重，童年被学业填满，失去发展社交关系的关键机会。
对于潜在的父母来说，在这种高度竞争体制下抚养孩子所预期的财务和情绪成本，成为他们组建家庭的重要阻碍。
“我们的教育体系教孩子们从小就是零和博弈——不是你赢就是别人赢。我们从来没学过团队合作。韩国是一个一次机会的社会。”韩国总统高龄社会委员会成员玉智媛这样表示。
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一次机会”的体制意味着本科学历会伴随一个人一生，很少有第二次机会。
这个体系的僵化令人印象深刻：韩国学生为了避免在记录上留下转学经历，大多不选择转学，而是完全重新参加入学考试。日本则使用“学历洗牌”（gakureki ronda）一词，来形容那些出身普通大学、后来进入精英研究生院的毕业生。
韩国的政治不稳定加剧了社会对学历的痴迷。与政治体系相对稳定的日本不同，韩国的剧烈政治变动带来了深重的父母焦虑，使学术资历成为唯一可靠的安全路径。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游若蓉指出，台湾对学历的执着不如韩国严重，因为相比之下，台湾社会阶层的强调程度较低。但她表示，台湾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也在无形中加重了教育压力。
形成家庭的第二个结构性障碍是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三国在性别平等方面都面临挑战，尤其是在职场母亲问题上，尽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经合组织中最严重，达到29.3%，日本为22%（2023年），而台湾情况稍好，为15.8%（2024年）。
不过，台湾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1%左右。
韩国和日本的职场母亲面临工作时间死板和歧视问题。在日本，这被称为“育儿骚扰”（matahara），在韩国，玉智媛称之为“职业断裂”，而不是职业中断。
在这两个国家，大约一半女性在生育后不再重返职场。那些回归职场的女性，往往转向兼职工作，进一步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只有8%的全职女性员工在生育后辞职，这或许解释了台湾性别工资差距较小的原因。
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日本和韩国男性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国家更长，但他们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却不到女性的五分之一。
同样，根据台湾家庭变迁调查的数据，即便是夫妻双方都为全职工作的家庭，女性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也比男性多出1.6倍。玉智媛指出，“无论夫妻的工作组合是全职还是兼职，在台湾，妻子做家务的时间总是比丈夫多。”
这种家庭内的严重不平衡使女性对结婚产生理性上的抵触。在韩国，性别对立最为明显，出现了“四B运动”，年轻女性拒绝结婚、生育、恋爱和性关系（韩语中“bi”意为“不”）。
台湾也呈现出类似趋势，根据最近一项调查，超过50%的16至25岁女性表示“不想结婚”或“不太想结婚”，相比之下男性为44%。
在韩国和台湾，男性的义务兵役可能进一步加剧了性别紧张。当社会讨论性别平等时，男性往往以怨怼回应而非理解。日本没有义务兵役，这或许是为什么大约80%的18至34岁的日本单身男女仍期待结婚，这也可能是日本生育率高于韩国和台湾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因素在韩国和日本尤为突出，即“条件”文化——人们像商品一样被按照外貌、身高、财富、学历和就业情况来评判。这种文化带来巨大社会压力，进一步打击人们组建家庭的意愿。
三个地区的求职简历通常要求附照片，使外貌成为正式的资格之一。一个我采访过的韩国男性说，他18岁时被母亲带去做双眼皮手术。他说：“我并不想去，但这种手术非常常见。”
据玉智媛介绍，韩国在“盲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公司开始从简历中去掉大学名称，但讽刺的是，他们仍要求附照片。这种以外貌为核心的文化在韩国最为极端，而韩国已将自己定位为全球K娱乐和美容产品的出口国。
这个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普通韩国人要迎合非现实审美标准的压力。
据我观察，台湾社会对外貌的强调较韩国和日本为轻。台湾的娱乐产业规模较小，影响力也较低，这或许有助于形成这种文化差异。这也为台湾营造了一个相对更健康的环境，尽管台湾的求职简历通常也要求附照片。
第四个，也是最常被忽视的因素是“银发民主”——老年选民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使政策更多地偏向老年人，而非年轻家庭。
在日本和韩国，65岁及以上人群大约占劳动人口的20%。根据经合组织数据，日本的老年抚养比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79%。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随着社会老龄化，政策越来越多地优先考虑老年人，而非支持年轻家庭。
政治人物对此心知肚明，但却无力改变局势。在闭门会议中，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老年人用利己主义的投票行为，“偷走了年轻一代的未来”。
台湾和日本、韩国一样，难以在养老与扶持年轻家庭之间平衡资源分配，政策决策往往因为年长选民的影响而偏向前者。这种政治格局解释了为何尽管长期担忧低生育率，三个地区却始终未能有效推行有力政策来打破家庭形成的结构性障碍。
要扭转东亚的人口下滑趋势，政策制定者必须直面一个不舒服的现实：约会软件和少量补贴这样的表面措施，根本无法对抗深层根植于社会中的障碍。
所需的是彻底的结构性变革——教育体制要能够培育而不是摧毁年轻人的心理；职场要把为人父母视为生活的常态，而非职业发展的负担；文化规范应重视人的潜力，而不仅是外貌和学历；政治体制也应在代际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在这些社会前所未有的生育危机，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挑战，更是对敌视家庭生活的社会结构的深刻控诉。除非政策制定者真正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否则再怎么呼吁女性多生孩子也无济于事。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女性的生育决定，而在于社会是否愿意创造出让家庭生活得以真正扎根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