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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社会责任债券市场标准、发展特点以及政策建议

提升上述人群的生活和社会服务质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和谐。二、社会责任债券市场标准比较分析为了提高社会责任债券透明性，加强资金使用监督，2017年，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正式发布《社会责任债券原则》，采用与绿色债券相似架构，明确发行、资金运用管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基本规则。2018年10月，东盟制定了《东盟社会责任债券标准》，这是亚洲地区最早的监管标准； 2021年10月，日本金融厅发布《社会责任债券指引》，以此促进该类债券更健康的发展；2021年11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试点开展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业务的问答》，正式推出社会责任债券。现行标准框架较为一致，但在具体要求上略有差别。发行人要求方面，ICMA的原则面向全球，对发行人没有特定要求。日本要求社会责任债券发行人是为境内外社会责任项目融资的境内外各类机构，可为全球社会责任项目提供资金融通；东盟要求发行人注册地为东盟，或者非东盟发行人，但是募集资金投向位于东盟的社会责任项目；我国要求发行人为外国政府类机构、国际开发机构和境外非金融企业，发行人范围较为狭窄。募集资金用途方面，ICMA认为合格的社会责任项目主要包括可负担的基础社会生活设施、基本服务需求、可负担的住宅、创造就业机会、社会经济发展和权利保障等方面。日本、东盟规定的合格社会责任项目与ICMA一致，同时东盟明确排除酒精、烟草、赌博以及武器等领域项目，鼓励发行人设定其他排除清单。我国设定的合格社会责任项目范围包括医疗健康、农业农村和粮食安全、教育和就业、普惠基础设施等。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方面，ICMA要求发行人说明投资项目对应的社会责任目标，评判项目符合上述目标的过程，以及识别和管理与项目相关的社会及环境风险的流程。日本除了遵照上述要求，还以例举的方式说明了筛选标准，诸如助力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排除对环境和社会具有负面影响的项目等。东盟建议由外部机构核验评估和筛选过程，并要求在社会责任债券发行期和存续期，在发行人指定的网站披露项目评估过程、募集资金使用等事项评估信息。我国基本按照ICMA要求执行项目评估和遴选要求，并要求合格的社会责任项目应不对其他社会和环境效益造成重大损害。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各社会责任债券标准均要求募集资金转入独立子账户管理，加强风险隔离；让投资者了解闲置资金投资管理方向和规划；鼓励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者第三方机构复核募集资金内部管理方法和分配情况。日本建议发行人将未分配的募集资金投资高流动性和安全性资产。东盟规定，如果聘请审计机构或者第三方机构核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核验报告需要在指定网站披露。我国强调，如果发行人需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应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履行相关变更程序，并至少于变更前5个工作日披露变更情况。报告方面，年度报告应当包括已投放资金的项目清单以及项目的简要介绍、投放金额和预期效益。日本还要求及时披露资产出售、项目发行重大事故或者显著影响项目社会效应的事件等重大变化。东盟建议聘请第三方机构核验或审计年度报告，我国鼓励企业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半年度报告。 ICMA为全球提供了社会责任债券发行和资金管理使用的基准，各国家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本地化落地。相比来看，日本标准内容更细化，部分重点事项采用列举的方式给予引导，操作性更强；东盟致力于为本地社会责任项目募集资金，具体要求也相对较细化；我国还处于试点阶段，主要以ICMA原则为基础，做了适当扩充和细化，未来仍有细化空间。三、社会责任债券市场发展现状和特点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规模为1301亿美元，同比下降41.26%。与其他ESG债券对比，2022年全球发行绿色债券4871亿美元，可持续发展债券1613亿美元，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764亿美元，转型债券35亿美元，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规模占比为15.16%，远低于绿色债券，与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规模相近。从区域分布来看，2014年至2022年，欧洲累计发行规模为2782亿美元，占比达到43%，法国是欧洲发行规模最大的国家；国际组织累计发行规模为1545亿美元，占比为23.88%，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均积极发行社会责任债券；亚太地区累计发行规模为1340亿美元，占比为20.71%，韩国、日本等是亚太地区发行规模较高的国家。从发行主体来看，政府支持机构累计发行规模占比为57.48%，占比最高；金融机构占比为17.89%，位居第二位，近年来，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均发行过社会责任债券；非金融企业发行占比位居第三位，为7.88%，2022年，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发行10亿美元社会责任债券，解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并改善全球范围内药品的可及性。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根据法国外贸银行统计数据，29%的欧元社会责任债券投向社会基本服务，25%为可负担的住宅，16%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权利保障，14%为创造就业机会，12%为可负担的基础设施。此外，不同国家资金投向有所差异，这取决于各国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和紧迫事项，诸如法国主要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和权利保障等领域，美国主要是可负担的基础设施等领域。从社会需求来看，高盛2023年调研数据显示，65%的受访机构已配置或者准备配置社会责任债券，表明社会责任债券市场需求较为旺盛。近年来，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东方汇理、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等金融机构已发行专注投资社会责任债券的公募基金。四、政策建议社会责任债券已有一定发展，但市场规模远小于绿色债券，后疫情时代发展动能不足，相关投资需求有待提升，地区间分化差异较大，发行主体主要集中在欧洲。从我国看，二十大报告重点部署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方面工作，为发展社会责任债券指明了方向。我国社会责任债券仍处于培育阶段，市场标准还不完善，参与主体较少，贴标的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规模有限，市场定价机制不健全。为此，建议如下：一是重视社会责任债券的发展。全球各国要重视社会责任债券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更多社会主体发行社会责任债券，充分利用该金融工具拓宽资金渠道。对于我国而言，可以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增加宣传力度，提供优惠政策，大力推广社会责任债券，促进解决社会突出难题，提升社会福祉。二是完善社会责任债券标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加快推进社会活动分类，加强社会责任项目影响评估、信息充分披露等方面规范，持续完善监管要求。同时，推动各国家和地区协同开展社会责任债券标准制定或者互认，便利各类社会主体跨国发行社会责任债券。从我国来看，有必要借鉴ICMA的框架，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经验，制定完善的社会责任债券指引，提高指引可操作性，便利发行人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促进社会进步。三是完善社会责任债券市场定价。社会责任债券市场规模有限，分布不均衡，市场交易并不活跃，加之社会因素定价难度较大，导致社会债券定价并不精准。仍需要加强社会责任债券市场培育，提升市场交易活跃度，逐步形成该类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完善定价机制，增强投资吸引力。四是丰富发行主体。从全球看，除政府支持机构和金融机构外，其他主体发行社会责任债券较少；从我国看，贴标债券发行规模小，参与主体少。建议加强政策培训，强化市场引导，建立监管部门与各类发行主体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鼓励各类主体，特别是与解决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更积极发行社会责任债券，丰富社会责任项目资金来源。五是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未来，一方面，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机构投资者、居民等主体参与投资社会责任债券。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发社会责任债券主题资管产品、指数基金以及影响力投资基金，不断丰富社会责任债券方面的金融产品体系。

金融界2023-11-08

浙商证券：外贸稳步修复，重视产业逻辑

”、关注三大产业逻辑：其一、发达经济体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收入K型分化催生消费降级，和全球滞胀环境推动企业降本战略，我国供应链优势和产品性价比优势有望抢占份额，纺服、轻工、机械、家电及家具等领域的中高端品类或将受益。其二、新兴市场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叠加近年来我国的外交、外贸等领域开拓布局，有望推动“中国制造”出口新兴市场国家，一带一路、东盟等是重要出口对象。其三、全球科技周期及碳中和进程的推进，有望在全球衰退环境下走出产业发展的独立趋势，带动我国机电产品和新能源品类的出口增长。

金融界2023-11-08

房价大幅下跌老百姓最吃亏？专家：房价下跌对高收入家庭几乎没有影响

ECD国家经验显示，如果房价下跌到0，贫富差距实际上是扩大的，基尼系数大概是从0.66上升到0.82左右，变成了过去的1.24倍。张晓晶指出，如今住房拥有率已经非常高，那些拥有房子的中等收入家庭，包括收入水平低一些的家庭，他们将面临的就是财富缩水。居民部门为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也不愿意去消费了？张晓晶分析，就是因为受到资产缩水的巨大冲击，而资产缩水就是房价下跌造成的。他认为，防止财富缩水最好的办法是保证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我们一定会继续盖房子，新市民需要保障性住房张晓晶认为，住房总量过剩这个概念意义不大，将人口流出地区的住房面积加总是不妥的。“把不同质的住房面积加到一块，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带来误导：房子这么多，人均面积这么高，为什么还要建房呢？但是即便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有几个人要回老家去？如果不回去，他在老家的房是没有价值的。” 张晓晶称，从区域发展角度，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都市圈、增长级，这些地方是缺房子的。“不是说现在人均住房面积这么高，就不要盖房子了，我们一定还会继续盖房，要在人口流入地区来布局。” 基于以上，张晓晶强调，新市民、农民工是非常缺房子，保障性住房供应尤为重要。这一块儿供给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做，也能够促进房地产的投资。建议加大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大型央企可以挺身而出张晓晶称，民营房企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从全国来讲，房地产还是有得做的。建议政府要想办法稳住市场，比如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收储一些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等。一些大型央企，也可以挺身而出开展类似工作。如果不稳定民营房企，让他们一个个倒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张晓晶认为，房地产跟别的不一样，它是无处不在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所以对房地产应该更加高度重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除了已经在做的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认房不认贷”外，还应该加大力支持力度，甚至采取救市的力度。

金融界2023-10-31

美国“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哪些行业板块因此收益？美国银行给出独特解析

项新的贸易建议，旨在利用不断扩大的代际贫富差距：投资老年人相关的股票，避开那些依赖贫困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的公司。这意味着美国运通公司和游轮公司的股票将受益，而“下一代时尚零售商”Revolve Group 的股票则将受到影响。美国银行的量化策略师Ohsung Kw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千禧一代受到利率上升周期的影响较大，而战后婴儿潮一代则相对较少受到影响。我们开始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他自己就是千禧一代。在表面上，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出人意料的强劲，主要是因为自疫情封锁结束以来，消费者支出持续稳定增长。然而，在经济的底层，存在一个不断加剧的问题，即社会经济差距的扩大。美联储采取了积极的加息措施，减缓了经济的某些领域。然而，这些措施实际上为老年美国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经济刺激，使他们的储蓄账户利息从几乎为零的水平增加到了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赢家和输家美国银行表示，这种情况可能会使得像医疗保健和娱乐等行业成为赢家，因为老年人在这些领域花费很多钱。同时，家居装修类股票也可能受益，因为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人寿命比之前的几代人更长，而且他们不愿意出售那些被低抵押贷款利率固定的房屋。与此相反，以年轻人为主的服装零售商面临着严峻挑战。由于美联储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利率，而且不断增长的联邦赤字使得债券收益率上升，这将继续推动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增加，这些利息将直接流入投资者的口袋。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婴儿潮一代及其前辈如今占据了美国消费的大部分份额。与此同时，出生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末的人群在消费上开始保守，而且在信用卡和借记卡上的拖欠情况有所增加。 Blanke Schein财富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Robert Schein表示：“在疫情前，已有实证证据支持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于千禧一代在投资、退休账户和房屋拥有方面表现更好。而在疫情后，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和利率上升，这种差距变得更加明显，这种分隔现象非常巨大。” 婴儿潮一代正在海上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游轮公司在战后婴儿潮一代中的曝露度最高，他们大约占据了游轮旅行者的40%。根据美国银行援引AARP数据称，对于5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旅行是优先考虑的离散性支出项目中排名最高的。而这个行业在疫情后的旅游热潮中受益良多：标普500指数中的酒店、度假村和游轮公司指数今年上涨了近28%，即使在过去几个月经历了一定下跌之后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虽然美国银行的报告中并未提供具体的股票推荐，但特别指出了美国运通公司是其“婴儿潮经济繁荣”理论的受益者之一，因为老年人更常使用该公司的信用卡。而在千禧一代方面，美国银行提到了服装支出正在放缓的趋势，部分归因于两个年龄组之间财富和消费差距的存在。分析师们认为，零售商Revolve存在特定风险，因为该公司的产品价格较高，但却受到Z世代和千禧一代消费者的青睐。然而，一些投资者对这种交易的长期持续能力表示怀疑，因为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年龄迅速增长。而且，所有这些财富最终将被千禧一代继承，并且大部分会被他们消费掉。 Bone Fide Wealth总裁Douglas Boneparth表示：“如果将投资重点放在婴儿潮一代的偏好上，而不是千禧一代的偏好，那么你只是在追逐眼下的市场而不是未来的市场。如果将会有大量财富传给千禧一代或更年轻一代，难道你不想了解他们在长期投资方面的偏好和消费习惯吗？” 美国银行认为，目前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消费和资产拥有足以维持消费活动。该银行对美国消费支出和股市持乐观态度，其经济学家取消了此前关于美国即将陷入衰退的预测。美国银行的量化策略师Ohsung Kwon表示：“人们总是谈论那些正在减少的储蓄，但它们仍然是疫情前的两倍水平，而且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必须看整体图景，看整个资产负债表，而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依然非常出色。”

楼喆2023-10-28

中国房市重磅消息！彭博社：碧桂园杨氏飞赴北京拟与监管机构会面、安排国企注资

受能力，这对中国旨在缩小持续存在的国民贫富差距的行动构成了挑战，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也意味着中国面临供给过剩的风险。 “中国政策鼓励开发商、公司和家庭表现得好像该行业只有上涨空间，”作者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说。“20年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建立在不断上涨的价格和交易量的基础上的，但最终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2020年底，当另一家巨头中国恒大集团的流动性恐慌引发更严厉的限制措施时，银行已经收紧了对开发商的融资。中国旨在减少房地产债务的“三条红线”政策进一步抑制了该国105000家开发商的融资。第二年，房屋销售开始放缓，新冠疫情封锁进一步加剧拖累程度。 2021年12月，恒大集团和其他众多房地产公司违约。全球债券持有人是房地产融资的主要来源，他们对惊人的困境率感到震惊。最终，价值2000亿美元的房地产债券市场几乎消失了。由于没有银行、没有投资者、买家也很少，即使是顶级公司也开始陷入困境。 (来源:Bloomberg) 碧桂园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多年来专注于小城市的战略适得其反，占该公司收入2/3以上的三、四线城市，存在着比大城市更容易受到价格下跌的影响。公司随即改变了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策略，据知情人士透露，区域经理被要求更加努力地出售单位和处置资产，而未能实现现金目标的员工则被降职。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该开发商还请求广东省政府帮助以折扣价将其在较小城市的土地出售给国家支持的实体。 2022年6月，公司总裁Mo Bin叮嘱员工要勇于创新，用有限的资源增加现金。然而，市场仍在持续低迷。彭博社称：“很快，购房者开始抵制碧桂园等开发商在100个城市运营的320多个未完工建筑项目的抵押贷款。” 同年10月，中国房价出现7年来最大跌幅。当局在几周内出台了一项16点计划来支持开发商的流动性，但分析指出，其力度太小，也太晚了。11月，杨氏向员工发表长达1小时的演讲，向他们保证“在黑暗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线希望”，然而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今年9月，碧桂园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81% 。今年前8个月，其销售额下降速度约为同行的2倍。据中国媒体报道，杨氏家族已表示愿意自掏腰包支持碧桂园，最近提供了3亿美元的零息贷款。分析报道提到：“全球债权人被蒙在鼓里，正试图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些人正在寻求组建一个特设小组，以在可能的重组之前加强他们的联盟，此次重组的未偿美元债券为99亿美元，这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重组之一。”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痛苦仍在继续，尽管房地产价格加速下跌且投资者继续回避，但当局并没有表现出救助开发商的意愿。彭博社汇编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中国开发商发行的未偿还美元债务中约1000亿美元，即50%以上处于违约或正在进行重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和富达国际有限公司(Fidelity International Ltd.)等机构投资者焦头烂额，全球负债最重的开发商恒大看起来越来越接近清算。

秉哥说市2023-10-24

一线楼市，史无前例的大分化！

责任，变相通过城中村来解决。于是，城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产拥有越来越悬殊，城市“两张皮”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中产的规模无法壮大，金字塔的收入结构越来越显著。尽管北京、上海也有很多外来人口、新市民，他们也无法融入城市，但底层逻辑好很多。具体来说，京沪传统国企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多，大量福利房在“房改”后成为红本商品房。这些房子总价低、区位优，老市民在改善需求时，助推了新市民、外来人口拥有商品住房。这是过去20年京沪一直存在的循环图谱，即老市民改善、新市民上车。新市民在拥有产权房屋以后，也分享到了资产增值的收益，并在近年来成为新的改善群体。今年8月底推出“认房不认贷”以后，京沪二手房挂牌量迅速走高，并推动了刚需和改善的良性循环。因为，中间的接盘群体有需求，也有购买力！但在广州、深圳，这个循环不畅，或者说断掉了。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尽管一线城市常住人口有差距，但差距没那么大。比如，深圳常住人口为北京71%，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北京的50%，可见深圳的内需比北京要差多少？这就是楼市分化的根源。同时，不得不承认，在住房保障方面，京沪比广深做得好一些（当然，深圳2019年以来的保障房的力度也很大，但晚了）。不管是房改房、保障房，它们与城中村的最大区别，就是城市公共服务能覆盖，且是外来人口、新市民融入城市，并逐步成为市民和中产的阶梯。唯有此，房地产需求的层次才是健康的。当前，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正在推进城中村改造，并且提出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相结合，目的是让外来人口、新市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对楼市来说，就是将断层的缺口补上来。做到这一点，广深等珠三角楼市未来就有希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金融界2023-10-23

解读 Consensys 研究论文：以太坊是否日益中心化？

是一个衡量不平等程度的统计度量，常见于贫富差距统计。在这里，它被用来测量网络中资源或权力的分布。Gini指数的值范围在0到1之间，其中0表示完全的平等，1表示完全的不平等。例如，一个Gini指数值为0.9意味着网络中的资源或权力高度集中。除了Gini指数，研究者们还考虑了： 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指数：通常用于测量特定行业部门的竞争程度； Shannon指数：对测量数据中，分布的大小和分布中不同值的多样性都很敏感，因此能够突出Gini指数未捕获的分布之间的差异。 Atkinson指数：基于社会福利方法，推断为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需要重新分配多少资源。 Jensen-Shannon Divergence：由于我们对于随时间变化的去中心化水平感兴趣，所以使用了该方法来测量两个概率分布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深潮注：通俗来说就是，在某个时间点的前后，以太坊的中心化程度是相似的，还是有极大差异的）。 Nakamoto(中本聪）系数:这是一个衡量系统中最大的n个实体所控制的资源或权力的度量。例如，如果前5个最大的实体控制了超过50%的资源，那么Nakamoto系数就是5。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网络中主要实体的影响力的直观感受。这些指标和模型的选择并非随意的。它们被精心挑选出来，以确保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去中心化的各个方面。这种多角度的方法确保了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以太坊去中心化的真实情况。二、研究对象：选择哪些指标来表现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程度？为了深入研究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程度，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和对象，它们应该能够代表以太坊网络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为去中心化提供有意义的度量标的。随着以太坊向POS转变，以及 MEV 和账户抽象等新技术的出现，这篇论文将以太坊一个交易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和流程都纳入了考虑，并总结出了以下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程度：基于原始Nakamoto系数: 按客户端区分的共识节点（Consensus nodes by client）按国家区分的共识节点（Consensus nodes by country）按客户端区分的执行节点（Execution nodes by client）按国家区分的执行节点（Execution nodes by country）原生资产分布程度（Distribution of native asset by amount）由池/质押服务提供商质押的金额（Amount staked by pool / staking service provider）与PBS相关的指标: PBS是指构建者和中继器提议的区块，它们在以太坊网络中起到关键作用。由建设者提议的区块（Blocks proposed by builder）由中继器提议的区块（Blocks proposed by relay）与账户抽象相关的指标: 每个打包器的用户操作数量（Number of user operations per bundler）每个部署者的钱包数量（Number of wallets per deployer）其他指标: 调整为燃烧后的有效通货膨胀率（Effective inflation rate adjusted for burn）质押的总供应量百分比（Percentage of total supply staked）按相对TVL的第2层 rollups（Layer 2 rollups by relative TVL）同时，不同的指标也被设定了不同的权重。三、结果与解释：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程度如何？研究者对以太坊进行了为期90天的观察，从2023年5月23日到2023年8月23日。总体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去中心化这一动态特质在以太坊内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而不是一个始终保持平衡的静态特质。 A. 结果讨论从下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当研究模型应用于相同的数据时，不同的指数会给出不同的结果。以基尼系数为例：执行节点按国家区分：Gini指数为0.85 执行节点按客户端区分：Gini指数为0.74 共识节点按国家区分：Gini指数为0.79 共识节点按客户端区分：Gini指数为0.57 原生资产分布程度：Gini指数为0.91 由池/质押服务提供商质押的金额：Gini指数为0.76 由建设者提议的区块：Gini指数为0.78 由中继提议的区块：Gini指数为0.54 每个打包器的用户操作数量：Gini指数为0.13 每个部署者的钱包数量：Gini指数为0.03 按相对TVL的第2层rollups：Gini指数为0.87 这些值的颜色编码是为了易于阅读，颜色越接近红色表示集中度越高，颜色越接近绿色表示去中心化程度越高。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稳定币和质押池这两个指标上，以太坊的中心化程度非常高。这似乎也对应着现实中USDC和USDT的高份额，以及流动性质押赛道中LDO领先的局面。 B. 基于原始Nakamoto（中本聪）系数子系统选择的结果网络节点：当研究者们检查基于原始Nakamoto系数子系统选择的测量维度的数据时，他们首先将Gini指数应用于与网络节点相关的指标（深潮注：中本聪系数，是指衡量系统中最大的n个实体所控制的资源或权力的度量）。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执行节点按国家区分”和“共识节点按国家区分”都维持了相对较高的Gini指数值，分别为0.85和0.79。这意味着这些共识节点和执行节点在某些国家中高度集中。 C. 与PBS相关的指标 PBS是指构建者和中继器提议的区块。数据显示，在数据集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24小时时间间隔之间，由单个建设者和中继所提议的块的数量，以及市场中的整体集中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太坊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在这段时间内是增加的。 D. 其他指标当我们检查按TVL的Rollups时，我们观察到一个明显的集中化水平，其中90天平均Gini指数值为0.87。这些值在观察底层数据时是有意义的，其中一个单独的rollup（Arbitrum One）在所有rollups中占有54.3%的TVL（从样本开始时的64.5%下降）。其次是Optimism，其TVL为25.9%。这意味着，尽管有多个rollups存在，但其中的两个rollups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E. 与账户抽象相关的指标这部分的数据主要关注ERC-4337打包器的影响。数据显示： User Operations by Bundler的90天Gini指数范围为0到1，中位数为0.6，标准偏差为0.36。一个特定的bundler在13个活跃的bundlers中占有76%的市场份额。这些数据表明账户抽象空间尚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尚未看到显著的成熟或采纳。ERC-4337打包器对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即使中心化程度中等也是可以接受的。 F. 主索引揭示整体中心化程度变高主索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级指标，用于衡量整个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如何随时间变化（2023/05/23 -08/17)。 Gini指数在所有度量维度上从21%降至14%，而HHI指数从7.5%略微增加至10%。意义: Gini指数的降低意味着去中心化程度增加了，或者说集中度降低了。 HHI指数的增加意味着集中度有所增加。结论: 综合这两个指数，我们可以说，总体上，Ethereum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在这段时间内是增加的。四、总体结论与未来展望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数据分析，研究者得出了以下关于以太坊去中心化程度的结论：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程度是动态的：与其说去中心化是一个始终保持平衡的静态特质，不如说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质。这意味着，随着以太坊生态系统的发展和变化，其去中心化程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同的测量维度显示不同的集中度：例如，执行节点和共识节点按国家和客户端的分类显示了不同的集中度。这强调了需要多种方法来衡量去中心化的重要性。某些部分显示了高度的集中化：例如，按TVL的Rollups中，Arbitrum One和Optimism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显示了明显的集中化。需要持续的努力来维护去中心化：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整个以太坊生态系统显示了控制的集中元素，这可能比社区所期望的要少得多。这意味着，为了维护一个健康的去中心化程度，需要持续的努力。未来展望随着以太坊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其组成部分和整体基础设施也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为了确保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社区需要持续地监测和评估其去中心化程度，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其健康和稳定。此外，随着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出现，可能会有新的测量维度和方法加入到去中心化的评估中。这需要研究者们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他们的模型，以确保其准确性和相关性。总的来说，去中心化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还是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共同责任。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合作，才能确保以太坊的去中心化和其长期的成功。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10-18

加拿大居民收入差距下降，主要原因来自工资上涨和退休人员福利改善

部分抵消了就业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增长。贫富差距尽管本季度收入差距缩小，但加拿大统计局指出，贫富差距扩大，加拿大的大部分财富“由相对较少的家庭持有”。虽然收入差距着眼于顶层和底层收入的差异，但财富的定义是财富分配中顶层20%的家庭与底层40%的家庭之间的净资产差距。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第二季度20%的最富有家庭占净资产的67.8%，而最富有的40%的家庭占净资产的2.7%。加拿大统计局指出，这些数字代表了疫情趋势的转变，2019年至2021年贫富差距缩小了1.5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最新的估计表明，去年最不富裕人群的情况发生了逆转。”

Dan19772023-10-05

【专家视点】袁吉伟：构建中国特色的ESG体系

外部性。这导致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劳工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日渐突出，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2030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17个目标。ESG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一致，都强调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因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等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三是建设ESG体系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ESG将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方面，成为一国核心竞争力要素之一。一方面，ESG直接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国家ESG表现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环境保护因素和治理因素作用更突出；发达国家以及高排放国家受益于ESG表现提升的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其他研究也发现一国ESG表现与国际贸易等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ESG推动企业加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技术创新，探索资源高效利用，强化创新驱动，有利于提升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四是建设ESG体系为全社会创造可持续福祉。ESG强调长期发展，塑造真正创造价值的投资模式，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ESG这种发展普惠金融，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提升其财富管理水平；ESG重点关注贫困人口收入、教育、医疗等问题，通过发展影响力投资、社会金融等方式，扶持社会型企业，帮助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为全社会每个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二、立足中国国情建设ESG体系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宏观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ESG理念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国需要大力践行ESG理念，完善ESG生态体系，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以参考和借鉴全球先进实践和经验，同时也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开展ESG体系建设。一是与我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融入ESG体系建设中，重点是推动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缩小贫富差距，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距离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在具体界定ESG内涵时，仍需要充分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例，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较高，经济增长对于传统能源依赖度仍较高，在履行《巴黎协议》过程中，还是要统筹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要坚持先立后破，稳步推进，在设定减排目标时所需时间也要比发达国家更长一些。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我国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均衡性突出，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大等方面。因此，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新农村建设。三是与社会文化相适应。中外文化差异较大，根植于海外的ESG理念，在很多方面需要适应国内社会文化。在社会方面，国外更加注重人权保护、种族平等以及社区建设，这与海外社会结构和矛盾有很大关系。我国各民族平等发展，不存在种族歧视问题；社区建设在国内更多被乡村振兴等理念所替代。在治理方面，欧美国家上市企业以机构股东为主，股权集中度较分散；我国上市企业个人投资者较多，股权集中度较高，这是较显著的公司治理差异。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央国企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党的领导充分融入央国企公司治理。四是与我国投资者需求相适应。从个人投资者来看，我国居民储蓄较高，风险偏好较低，对于稳健金融产品偏好更高。而且，我国居民整体金融素养不高，在ESG方面的投资者教育也才刚刚开展，在此方面的意识已萌动，但是缺乏专业素养，实际参与ESG投资的情况还不普遍。从机构投资者来看，我国机构投资者逐步注重参与ESG投资，但是内部治理、政策制度、决策流程和工具方法还不健全，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国ESG体系需要在完善市场生态的同时，根据投资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研发，结合风险偏好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开展相关创新，发展具有国内特色的ESG金融产品服务。二、我国ESG体系建设现状为支持高质量发展，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国加快ESG体系建设，不过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与欧美等国家地区仍有一定差距。（一）ESG法律法规建设为了有效推进ESG落地，我国加快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在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明显增多，诸如我国制定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方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节能减碳，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在社会领域，我国出台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重点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供需匹配、完善就业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比较来看，我国ESG法律法规体系日渐完善，但是气候等相关制度法律层级仍不高，有关社会平等、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仍需健全。（二）ESG信息披露体系建设信息披露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从企业信息披露看，加强非财务信息披露，有利于金融机构更充分的进行ESG投融资决策。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标准体系；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引导金融机构重视环境信息披露；部分研究智库也发布了企业ESG信息披露团体标准。相比较而言，我国监管部门未制定明确的信息披露标准，也未强制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强制披露ESG信息。部分企业自愿进行ESG信息披露，但是披露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定量指标不足，而且未经过审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从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看，为了打击洗绿问题，全球监管部门开始要求加强金融产品服务ESG信息披露，欧盟、英国、美国等国家均已要求ESG基金开展信息披露，而且针对不同类型的ESG基金，所要求披露的信息也有所差异，诸如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的ESG基金需要披露实际社会影响以及计算方法。比较来看，我国ESG信息披露率呈现上升态势，但是由于缺乏披露标准，信息披露水平仍有待提升；金融产品服务ESG信息披露未有效开展，可能影响投资者科学决策。（三）ESG评价体系建设 ESG评价是对企业ESG表现的综合评判，对于金融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也有利于促进企业不断提升ESG实践。自上世纪末开始，ESG评级开始出现并发展壮大，全球已经有百余家机构开展ESG评级，不过由于评级方法还不够成熟，机构之间的评级方法有一定差异，导致评级差别仍较大。近年来，我国部分中介机构开始提供ESG评价服务，同时《企业ESG评价指南》《企业ESG评价通则》等团体标准陆续推出，ESG评价探索不断加快，但是相对海外而言，我国ESG评价体系成熟度和应用广度仍有很大不足。（四）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可持续发展报告2021》预测，为了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资金缺口可能达到了4.2万亿美元。推进全球碳达峰碳中和，投入资金规模庞大，以我国为例子，所需资金投入规模在150万亿-30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年均投资3.75万亿-7.5万亿元。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更好支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大ESG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我国相继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加快推进ESG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我国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ESG债券以及绿色贷款，2022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为8044.03亿元，发行规模位居全球前列；ESG公募基金、ESG理财规模持续上升，覆盖固定收益类、混合类产品。比较来看，我国ESG资管产品规模偏小，产品丰富度不足，投融资策略相对简单。（五）定价体系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践行ESG理念，需要进一步加强碳、生物多样性等关键要素的定价，发挥价格手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经营行为约束。全球探索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强化碳定价，《京都议定书》提出三种碳市场交易机制，分别为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以及国际排放贸易（IET）。截至2022年末，全球已有30多个碳市场机制正在运行，遍及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覆盖全球超过23%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2022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高达8650亿欧元，同比增长13.5%，主要受益于碳价的上涨。2021年，我国启动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跃成为全球规模第一大碳市场，2022年，碳配额累计成交量达2.29亿吨，累计成交额达104.74亿元，碳托管、碳基金等碳资产管理蓬勃发展，蕴藏巨大投资潜力。比较来看，我国碳交易市场活跃度不足，与碳金融工具仍有创新空间；此外，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建设尚未开展，需要学习国际经验，加强生物多样性定价。四、加快构建我国特色的ESG体系路径我国ESG体系建设已经有一定基础，未来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强化ESG体系核心要素构建。一是提升全社会ESG理念认识。ESG理念进入国内实践仍较短，加之其诞生于海外文化土壤之中，对其理解仍在本土化过程中。因此，需要深化ESG理论研究，加强社会宣讲，提高企业ESG理念重视程度，融入企业文化、战略、生产经营全流程，回应利益相关者关切，增强ESG实践行动自觉；增强居民ESG理念认知，提高相关金融素养，加强绿色办公、绿色出行，鼓励选购环境友好型产品服务，加大ESG金融产品服务投资。二是完善ESG信息披露标准。我国ESG信息披露还不充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仅为34.32%，可以结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及金融市场需求，加快建立信息披露标准，为企业ESG信息披露提供有效指引，持续提高信息披露治理。在披露内容方面，要围绕双碳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开展内部治理架构、战略、风险和相关衡量指标的披露，特别是要注重定量指标的披露。从披露进程看，可以优先强制要求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央国企集团开展ESG披露，降低中小企业ESG信息披露压力。此外，为了应对洗绿风险，监管部门需要加快推进公募基金、银行理财、保险等ESG产品服务的信息披露，披露内容包括ESG目标、策略、实现的社会影响等，便于金融消费者的比较和理性决策。三是构建ESG评价体系。全球已涌现了不少ESG表现评价标准，但是评级方法和指标主要关注了海外社会关切和投资者需求，尚未完全反映国内的企业情况。近年来，国内部分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发针对国内企业的ESG评价体系，部分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推出了ESG评价团体标准，为建设充分反映国内实际情况的ESG评价体系探索了新路，降低了对海外评价服务的依赖。总结国内已有经验，探索建立实用的ESG评价标准，在环境方面，除了加强气候风险变化表现的评价，我国对于生物多样性也较为依赖，也应关注此方面的企业表现；在社会方面，我国比较关注员工福利、共同富裕以及乡村振兴、残障人群权益保护等方面，可以在评价社会因素方面加强此方面的指标设计；在公司治理方面，进一步重点关注党建、治理有效性等方面的因素。四是优化ESG产品服务。ESG金融产品服务对于解决可持续发展资金来源问题具有突出意义，要加强可持续金融整体规划和布局。我国在借鉴海外经验基础上，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债券、转型债券、蓝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社会债券以及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ESG金融工具，丰富ESG资产，便利金融机构投资，为气候投融资等ESG关键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可以结合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设、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实，持续开发ESG养老产品、ESG普惠金融产品服务、ESG资管产品、ESG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为投资者提供更多丰富多样的选择；大力发展影响力投资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金融产品，强化金融服务的正面社会影响；鼓励资产所有者和投资管理机构履行ESG尽职管理，通过参与交流以及股东投票等方式，积极影响被投资企业，改善其ESG表现，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五是完善企业ESG表现激励约束机制。加强ESG法律法规违规处罚力度，并列入诚信记录；鼓励金融机构将ESG表现纳入投融资决策，对于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予优惠融资成本；提供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等ESG产品服务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开展企业ESG品牌评选，提高企业影响力。总体而言，要通过多层次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鼓励企业践行ESG理念的良好氛围。

金融界2023-09-18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危机中！美国彭博社：这场危机是全世界的麻烦

个问题是，拥有房产者和没有房产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彭博社称，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这些都是采取行动的理由。他曾表示要通过缩小这一鸿沟来创造“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当习近平采取措施收紧房地产监管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已经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并对他的政府构成重大挑战。房价开始下跌，开发商开始违约，人们开始变得愤怒。彭博社在文章最后提到，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局能否足够迅速地采取行动，阻止房地产问题升级为金融体系、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更广泛危机。中国8月新房价格以10个月来最快的速度下跌，突显出受危机打击的房地产行业的深度。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继7月份下降0.2%之后，8月环比又下降0.3%。中国近几周已经出台一系列提振购房情绪的措施，包括放宽一些借贷规定，以及在一些城市放松购房限制。这些政策提振了北京等大城市的新房销售，但一些人担心这些政策可能是短暂的，可能会使小城市的需求枯竭。穆迪(Moody's)周四将中国房地产行业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经济增长面临挑战。该评级机构表示，尽管政府支持，但这些挑战将抑制销售。

风枫202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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