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保守派盟友的推动下加速发展。 虽然军事扩张通常被认为是里根时期促使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这一扩张其实始于卡特任期内。 通货膨胀始终是卡特政府的一大难题，但正是卡特任命了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 沃尔克后来被誉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任期内）遏制通胀的关键人物。 在2018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卡特表示，他对自己的总统任期有“很多遗憾”，主要是因为伊朗人质危机以及未能更好地团结民主党。 但他还说，他最为自豪的是戴维营协议、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对人权的关注。 “我让我们的国家保持了和平，并捍卫了人权。这是二战后总统中少有的成就，”他说。他还补充道，他为自己“始终说真话”感到自豪。 流动大使 卡特作为前总统的时间，超过40年，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这当然是因为他的长寿，卡特是继老布什（2018年去世）之后，第二位活到94岁的总统。 卡特将退休后的生活献给了国内的公共服务，以及在国外支持民主和人权的事业。 即使是一些支持者也认为，这样的职业生涯似乎比担任总统更适合他。 在1998年关于卡特退休后生活的著作《未竟的总统任期》中，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写道：“没有什么比离开白宫更符合卡特的风格。” 卡特的生活方式比任何一位前总统都更加简朴。他和罗莎琳一直住在普莱恩斯他们1961年亲手建造的牧场住宅里，直到生命的最后。卡特将与罗莎琳一起安葬在这个房子旁边的柳树下，靠近他曾亲自挖掘的一片池塘。 卡特拒绝了其他前总统通过企业董事会成员资格和高额演讲费获得的数千万美元收入。 他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他不想“通过担任总统来获利”。 他说：“我认为这没什么错，我也不责怪别人这么做。只是财富从来不是我的目标。” 相反，他撰写了33本书，涵盖从战争到木工等多个主题，这为他提供了一份舒适的退休收入。 此外，他还凭借这些书的有声录制获得了三项格莱美奖。 几十年来，卡特夫妇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与“仁人家园”合作。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佐治亚州的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住房。 他们自己系上工具带，在14个国家建造或翻新了约4300所房屋。 1982年，卡特夫妇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成立了卡特中心。这成为了他们参与和平调解和其他人道主义任务的基地。 卡特中心资助教育、农业发展和医疗保健项目，并在世界各地支持公正的选举。 卡特成为一位非官方的“流动大使”，监督选举、调解争端，并推动人权与民主。 1994年，应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请求，他促成了一项协议，推翻了海地的残暴军事政权，并避免了美国可能的入侵。 在这些任务中，卡特会见了一些世界上最知名的独裁者，包括朝鲜的金日成和利比亚的卡扎菲。 他深得新兴民主国家的信任，被邀请监督包括巴拿马、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赞比亚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选举。据卡特中心网站统计已经监督了40个国家的115次选举。 尽管他的任务并不总是成功，但卡特似乎从未对解决冲突的努力感到气馁。 1994年圣诞节前的几天，他在巴尔干地区展开谈判，其中包括通过短波无线电与塞尔维亚强人拉多万·卡拉季奇进行的喊话式对话——卡拉季奇后来在2016年因种族灭绝罪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定罪。 卡特的努力促成了这场血腥冲突中的一项为期四个月的停火协议。 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协调了几十项计划，其中包括一项持续数十年的努力，这几乎根除了几内亚蠕虫病。这种病痛苦且致残，曾影响非洲一些最贫穷国家的数百万人。 卡特的自由外交，有时伴随着对美国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这常常引发争议。 1994年，他因插手联合国对朝鲜核设施的检查争端而激怒了克林顿。在2006年的著作《巴勒斯坦：和平，而非种族隔离》中，他似乎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比作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引发了激烈的批评。 多年来，卡特始终是保守派批评者眼中的“眼中钉”。 在一本关于卡特退休后生活的书中，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斯蒂文·F·海沃德在副标题中将卡特称为“我们最糟糕的前总统”。 他指责卡特参与了“通常令人尴尬且经常失败的全球和平任务”。 然而，更得到认可的评价是，卡特不懈追求和平与人权的努力令人钦佩，并为美国总统退休后设定了新的标准。 在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时，诺贝尔委员会表彰他“数十年来为解决国际冲突、推进民主和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在奥斯陆介绍2002年和平奖得主时，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贡纳·贝尔格说道：“吉米·卡特可能不会被美国历史记载为最有效的总统。但他无疑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前总统。” 离开白宫更为合适 Tuntematon, Valkoisen talon valokuvaajat (01/20/1977 – 01/20/1981),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卡特能成为总统，可以说是历史偶然性。 1973年，当时副总统阿格纽因作为马里兰州政界人士时涉及的腐败问题而辞职。这导致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杰拉尔德·福特接任了阿格纽的位置。 而在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面临弹劾而辞职。 两年后，卡特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福特。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竞选对手是尼克松。 卡特作为来自佐治亚州的花生种植者，自己提着旅行包下飞机的形象，承诺为华盛顿带来开放和诚实的领导风格。 他开创了总统候选人以“反华盛顿”的姿态参选的风潮，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常态。 1977年就职典礼当天，卡特表明了他对总统“帝王式”象征的轻蔑态度。 他、罗莎琳和女儿艾米从总统车队中步行走过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白宫。 卡特的助手和传记作者斯图尔特·E·艾曾施塔特在2018年说：“他并不觉得自己适合这种宏伟的氛围。” 虽然这种姿态在尼克松辞职后的年代显得令人耳目一新，但最终却让一些人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卡特的风格——例如拒绝在他入场时播放《向统帅致敬》，贬低了总统职位的威严。 艾曾施塔特还说，卡特取消为高级官员配备专车司机的命令，本意是传递一种更节俭的治理方式。但实际上，这意味着这些忙碌的官员每天需要自己开车，而不是在车上花一两个小时读书或工作。 两年后，到1979年，美国民众的情绪开始恶化，卡特对事件的反应似乎让情况更加糟糕。 同年7月，他突然取消了一场关于能源问题的演讲，并前往戴维营，在那里与各界人士进行了紧张的讨论。 7月15日，他发表了一次全国电视讲话，这场讲话后来被称为“萎靡演说”，尽管卡特本人在讲话中从未使用过“萎靡”这个词。 在那次演讲中，卡特提到美国精神正面临“危机”，并在提出一系列能源政策建议前警告说，“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他说：“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我今晚所警告的道路，那是一条通向分裂和自私的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们会误解自由，以为这只是追求个人优势的权利。这条路将导致狭隘利益之间的持续冲突，最终走向混乱和僵局。这是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 这次演讲最初受到了好评，但很快被转为对卡特的指责。有人批评他将自己政府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人民。 两天后，卡特要求整个内阁辞职，并解雇了五位部长，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形象。 不久后，伊朗学生抗议者占领了美国大使馆，这场危机接踵而至。 到21世纪初，许多人开始认为卡特当时关于美国社会分裂导致政治瘫痪的警告，确实有先见之明。他对一些当时尚未被普遍视为威胁的问题的关注——尤其是核武器向不友好和不稳定政权扩散的风险，也被认为非常具有前瞻性。 但这些事后的认可，在当时对他毫无帮助。 卡特的尊严，在1979年8月因一则有关“杀人兔”的报道遭到无情嘲讽。据报道，几个月前，他在佐治亚州钓鱼时遭遇了一只“杀人兔”。《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标题写道：“总统遭兔子袭击”。他用桨驱赶一只游向他小船的兔子的场景，被讥笑为一场可笑的挣扎。 尽管这件事本身无关紧要，但强化了他的政治对手努力塑造的形象，即卡特是个无能的笨拙者，不堪胜任总统职务。 1977年2月，卡特穿着羊毛开衫坐在火炉旁发表首次能源演讲的形象，也被群嘲。在那次讲话中，他称国家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的回应，是“战争的道德等同物”。 尽管如此，他的能源政策确实减少了美国对外国石油的消费。 多年后，当联邦预算赤字飙升时，国会的“特别拨款”和其他形式的“猪肉桶”式开支，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而卡特在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否决了一项他认为浪费的联邦水利项目法案。这让他与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大佬”结下了长期的怨恨。 注：猪肉桶”式开支，pork-barrel spending，指的是政府为了一些特定选区或利益团体的利益，而批准的带有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公共开支。这些开支通常被批评为浪费公共资源，只是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或拉拢政治盟友，而不是为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在美国政治语境中，“pork-barrel spending”常涉及某些议员推动的项目，例如修建一座桥梁、一条公路、或设立一个没有太大实际需求的设施，这些项目的目的是为自己的选区争取资金，以博取选民的支持。 曾担任卡特白宫演讲撰稿人的记者亨德里克·赫茨伯格，后来评论说：“如果你是总统，要诊断一个问题，你最好有解决它的方法。虽然卡特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但他并未成为救世主。” 对许多同情卡特并认为他被低估的人来说，他的缺点主要源于更多地从道德而非政治的角度定义总统角色，这反映了他深厚的宗教信仰。 他渴望获得政治权力，以便按照自己的理解行善，他在获取权力方面也颇有天赋。但他并非天生的政治家，在美国复杂的政治和治理环境中，他始终感到格格不入。 相比之下，卡特在佐治亚州南部小镇普莱恩斯总是更能找到归属感。他实际上从未真正离开过那里。 直到晚年，他和罗莎琳仍常被人看到手牵手沿着教堂街散步，回家途中还会参加朋友吉尔·斯塔基家中的周六晚宴。 卡特是普莱恩斯小镇的守护者，这个小镇几乎成了他的生活博物馆。街上是老式的商铺，出售从卡特的圣诞饰品到竞选纪念品的各种商品。他还帮助引进了一家Dollar General连锁店到普莱恩斯，并在那里购买衣物。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卡特表示，他和罗莎琳希望葬在普莱恩斯，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墓地将吸引游客，为家乡提供急需的经济支持。 2021年，他们在普莱恩斯高中举办了一场庆祝75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派对。这所高中是他们大约80年前共同就读的地方，参加派对的超过300人，包括乡村音乐明星加思·布鲁克斯和崔莎·耶伍德，这对夫妇多年来一直与卡特夫妇合作，为“仁人家园”建造住房。 布鲁克斯和耶伍德悄悄送给卡特夫妇一辆1946年的福特超级豪华敞篷车，以纪念他们结婚的年份。 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来到派对上，还有亿万富翁、CNN创始人特德·特纳，他是卡特的老朋友和飞钓伙伴，以及民权领袖安德鲁·杨（注，非裔民权活动家，不是华人杨安泽）。 卡特曾任命杨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杨后来担任了亚特兰大市长。 参加派对的还有玛丽·普林斯，她是一名非裔美国女性，1970年被错误定罪为谋杀犯。她在佐治亚州州长官邸担任清洁工时认识了卡特夫妇。罗莎琳相信她是清白的，于是雇她做艾米·卡特的保姆。 卡特当选总统后，他说服假释委员会让他担任普林斯的假释官。普林斯随后搬进白宫，在卡特总统任期内一直住在那里，照顾艾米。她后来获得了完全赦免。现在她依然住在普莱恩斯，有时还会照顾卡特的孙辈和曾孙辈。 最引人注目的是，比尔和希拉里这对克林顿夫妇也不远千里来到普莱恩斯。尽管卡特与克林顿夫妇几十年来关系紧张，但似乎在卡特生命的晚年，双方愿意放下分歧。 BruiserBrody10,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舞台上，当时96岁的卡特缓慢地讲话，年迈和健康问题明显已经产生了双重影响，包括2015年似乎已经成功治疗的脑癌。 坐在妻子旁边的卡特对她表达了“特别的感激”，感谢她“是那个对的人”。 随后，他露出了标志性的灿烂笑容，望向挤满家人和朋友的礼堂——许多人已哽咽不已，并说道：“我非常爱你们所有人。” 朋友们说，这像是一场告别。 第二天早晨，筋疲力尽的卡特坐着轮椅来到他曾教授主日学的浸信会教堂。 他看到佩洛西进来时，亲吻了她的手。 佩洛西后来表示：“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因为他是一位有价值观的总统，并且依据这些价值观行事。” 她钦佩他的远见、他致力于消除核武器的努力，以及他在退休后通过善行所激励的人们。 “他从白宫退下来后，开始为穷人建房子，”佩洛西说，“他赋予了这份工作荣耀。别人也愿意去做，因为他在做。这是一种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在那个夏日周末，普莱恩斯弥漫着告别的气氛，但卡特并未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近五个月后，在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一周年前夕，卡特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谴责“无良的政客”引导暴徒，以及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谎言”。 他呼吁美国人拒绝政治暴力、分裂和虚假信息，并提倡“公平、文明和对法治的尊重”。 “我们的伟大国家现在正徘徊在不断扩大的深渊边缘，”卡特警告道。“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将面临内战和失去宝贵民主的真正风险。美国人必须放下分歧，携手合作，否则将为时已晚。” 来自平原的男人 卡特的家庭成员包括四个孩子：约翰·W·“杰克”·卡特、詹姆斯·E·“奇普”·卡特三世、多内尔·J·“杰夫”·卡特和艾米·卡特；还有11个孙子孙女和14个曾孙辈。 詹姆斯·厄尔·“巴迪”·卡特二世（就是吉米·卡特）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长子，于1924年10月1日出生在普莱恩斯，这个距离亚特兰大约150英里的农业小镇。 早年卡特一家住在佐治亚州阿彻里地区的家庭农场上，离普莱恩斯约两英里。房子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在当时的南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卡特一家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并不贫穷。随着他们的经济状况改善，最终搬进了普莱恩斯一个更大更现代化（但仍然朴素）的住所。 卡特的父亲厄尔野心勃勃，勤奋且精明。他在当地不断扩展农场，并涉足其他商业领域，包括经营一个花生仓库。 在竞选总统时，卡特经常被称为“花生农场主”，他自己也这样说自己。但这个标签并不能完全反映他的家庭业务全貌。 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进入州政坛时，卡特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农业企业家，领导着一家规模可观且蓬勃发展的商业企业。 卡特母亲对他未来的总统生涯至关重要。作为一名护士，莉莲·戈迪·卡特性格健谈、外向，有时还非常直率。1966年，68岁的“莉莲小姐”（她后来被这样称呼）决定加入和平队，并在印度服务了将近两年。 因为她担心此举会引发保守派对卡特竞选州长的不满，她悄悄离开了家乡，开始培训。 卡特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但与当时美国北方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是在事实上种族隔离的北方不同，南方的许多地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接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阿彻里，另外只有一个白人家庭，卡特的许多童年朋友都是黑人。 他的母亲将家庭住宅变成了一个社交中心，黑人和白人都可以前来交流。在那里，她还为在卡特农场工作的佃农家庭提供医疗服务和建议。 年轻时，卡特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可能受了叔叔汤姆·沃森·戈迪的影响，这位海军士兵经常从遥远的地方向家人寄信。 卡特很早就宣称，他计划进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最终成为海军作战部长。他还告诉朋友，他有一天会成为佐治亚州州长。 1941年，卡特从普莱恩斯高中毕业。为了符合海军学院的入学资格，他先后在附近阿梅里克斯的佐治亚西南学院和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学习了一年。 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时，他被美国海军学院录取。 卡特是一名好学生，学习能力强，似乎轻松应对了海军学院严格的学术课程。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被视为“好人”，但未必被认为注定会成为领导者。 他理论上属于1947届毕业生，但根据海军加速的战时日程，他于1946年毕业，在800多人中名列第59位。 毕业后不久，卡特与普莱恩斯的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结婚。她是卡特妹妹鲁思的好朋友。 新婚的罗莎琳比卡特小三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普莱恩斯家庭，与卡特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从海军学院毕业后，卡特在海军的水面舰艇上服役了两年，然后申请加入潜艇部队。被接受后，很快进入了海军最先进、最引人注目的项目：在海曼·G·里科弗的严苛领导下开发美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里科弗性格冷酷，对下属要求极为苛刻。他从不表扬下属，只通过允许他们留在岗位上来表示认可。 多年后，卡特说：“我想，除了我的父亲，里科弗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 卡特1975年的总统竞选自传《为什么不做到最好？》的标题就来源于他与里科弗的第一次会面。 当时，里科弗问他是否在海军学院时总是尽了全力。 这位年轻的少尉诚实地回答说：“没有。” 里科弗长时间沉默后冷冷地问道：“为什么不？” 政治生涯 里科弗并不是一个善于建立友谊的人，他对卡特的影响可能也强化了卡特自身类似的性格倾向。卡特非常自信，也同样是一位严苛的任务驱动型领导者。 在白宫的常驻工作人员中，他并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见证过多位总统的来来去去，认为卡特过于难以相处。 作为新当选的“局外人”总统，卡特来到华盛顿时，在首都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即使在他自己的政党内部也是如此。 在四年的任期中，他几乎没有努力建立友谊和忠诚的纽带，这些纽带本可以帮助他在动荡时期渡过难关。 他疏远了潜在的盟友，而且作为一名工程出身的人员，他倾向于微观管理，甚至在任期初期亲自控制白宫网球场的使用安排。 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在《未竟的总统任期》中写道：“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卡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可以瞬间变得刻薄。” 布林克利补充说：“有时候，他甚至非常尖刻。事实上，他标志性的冷酷而锐利的注视，通常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伤人话语。即使在最随意的场合，卡特也必须让每个人知道他才是掌控者。” 然而，卡特还是发展了一些深厚的友谊。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之一是他在1976年大选中击败的福特。在卸任后，这两人频繁见面，并在多个项目上合作。2007年，卡特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福特葬礼上发表了悼词。 卡特从不羞于在个人和政治上棘手的问题上表达立场。2000年，他宣布与南方浸信会断绝关系，原因是教派对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观点“日益僵化”。 卡特当时对美联社说：“做出这个决定让我非常痛苦和不情愿。对我来说，成为一名南方浸信会信徒一直就像做一个美国人一样……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执事和主日学校的教师。这对我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但他道：“我个人觉得《圣经》说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个人认为，女性在教会中为耶稣服务的角色应该完全平等。” 到1952年，卡特被晋升为中尉，并被任命为美国海军“海狼号”（Sea Wolf）的工程官。这是舰队中的第二艘核潜艇，他的海军事业发展顺利。 但1953年7月，他的父亲去世，家族农场和其他商业事务陷入财务困境。作为卡特兄弟姐妹中的长子，年轻的海军军官感到有责任回到佐治亚州，承担起家庭的领导责任。此外，他的母亲希望他回家，在困难时期稳住局面。 于是，他在1953年10月9日辞去了海军职务，返回了家乡。 回到普莱恩斯后，他与姐妹格洛丽亚和鲁思，以及后来在他总统任期内颇为知名的弟弟比利重聚。比利·卡特一直是家族的“叛逆者”，喜欢扮演乔治亚州“老好人”的角色，在普莱恩斯经营的加油站内尽显风采。 他还以自己的名字推出了一种“比利啤酒”。但当他被曝光从利比亚接受了22万美元贷款并注册为利比亚政府的外国代理人时，他成为了卡特的一大尴尬。 卡特的兄弟姐妹都早于他去世，且全部死于胰腺癌。 Dughi, Donn(Donald Gregory), 1932-2005,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辞去海军职务对卡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对罗莎琳而言。她喜欢军旅生活的冒险与稳定，小时候她就渴望走出普莱恩斯的小镇，去更广阔的世界。 如今，她26岁，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回到尘土飞扬的佐治亚州西南部的农田，过上她曾以为自己逃离的生活。 不过，卡特夫妇很快在家乡站稳了脚跟。他们建立了有效的商业伙伴关系，罗莎琳负责仓库的账务和其他管理工作，而卡特则沉浸于现代农业的技术和科学细节中。 他们逐渐取得了成功。 卡特夫妇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合作伙伴。在白宫，罗莎琳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活跃第一夫人，经常参加内阁会议和政策讨论，并担任总统的得力顾问。她特别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并担任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卸任后，她继续陪伴丈夫参与全球任务。 信仰的转变 像他的父亲一样，卡特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包括普莱恩斯浸信会、狮子会、当地学校和图书馆董事会，以及县规划委员会。 卡特的父亲厄尔·卡特曾在去世前一年当选为佐治亚州议会成员，而卡特则在1962年踏上了政治生涯。他竞选代表萨姆特县及其他六个县的州参议员席位。 在深南部，当时民主党初选是唯一有意义的选举。卡特进行了积极的竞选活动，但在对阵现任参议员的选举中以微弱差距落败。 然而，在初选当天，卡特的助手在小城奎特曼目睹了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包括填票箱。这种情况在奎特曼已经持续多年。 卡特说服《亚特兰大日报》的年轻记者约翰·彭宁顿对此进行调查。彭宁顿的报道揭露了选举舞弊行为，使卡特在全州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通过包括格里芬·贝尔（后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在内的中间人，卡特联系到亚特兰大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查尔斯·科博。尽管从未见过这位佐治亚州的花生种植者，科博仍同意代表卡特挑战初选结果。科博后来成为卡特的朋友和值得信赖的顾问。 最终，卡特胜诉，并于1963年1月进入佐治亚州参议院。他在州参议院服务了四年，这是他唯一的立法经验。 他以勤勉和努力工作的声誉著称，并承诺阅读议会提出的每一项法案。当他发现难以跟上进度时，他甚至参加了速读课程。 1966年，卡特宣布竞选由霍华德·“博”·卡洛韦担任的国会议席。卡洛韦是一位富有的共和党人，毕业于西点军校。然而，卡洛韦意外放弃连任，转而参加佐治亚州州长的共和党初选，卡特则加入了民主党州长提名的竞争。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被认为是进步派的前州长埃利斯·阿纳尔，以及亚特兰大餐馆老板莱斯特·马多克斯。 马多克斯通过向顾客分发斧柄。来象征他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抵制。卡特在初选中排名第三，马多克斯获得了胜利。 1966年的失败对卡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写道，在那时，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宗教转变，这是一次“重生”的体验，这种信仰引导了他余生的道路。 从那时起，他追求的目标既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并倾向于从对与错的角度定义问题。在竞选总统时，他自称为“重生的基督徒”，这在当时的总统政治词汇中是一个新颖且有些令人震惊的词汇。 几乎没有停歇，卡特立即开始计划1970年再次竞选州长。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卡尔·桑德斯，这位前州长以对种族问题的温和立场著称。 在1950年代，卡特面对邻居们的强大压力以及对家族生意的威胁，坚持原则，是普莱恩斯少数几个拒绝加入当地“白人公民委员会”的白人之一。 这个组织的真实意图是维持对黑人持续的压迫。1965年，卡特和家人几乎是唯一反对普莱恩斯浸信会禁止黑人入内决议的人。 然而，在1970年的竞选中，卡特一改过往，积极争取州内保守派和农村选民的支持。他与非裔美国人社区保持距离，并反复攻击竞争对手卡尔·桑德斯，称其是“亚特兰大商业权贵”的富有拥趸。 桑德斯曾拒绝让当时最知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在佐治亚州议会发表演讲，而卡特则多次承诺会邀请华莱士访问佐治亚州。 卡特赢得了一些佐治亚州主要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支持，但也因此失去了部分老盟友的支持。 在初选决胜中，他击败了桑德斯，并轻松赢得了大选。 然而，卡特在政治上进行了一次惊人的转变。1971年1月12日，在佐治亚州议会大厦前的就职演讲中，卡特宣告：“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没有任何贫穷的、农村的、弱势的或黑人群体应该再承担被剥夺教育、就业或基本正义机会的额外负担。” 这次演讲可能是卡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包括他担任总统期间。这场演讲让卡特赢得了全国关注，不久后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成为了一代年轻“新南方”政治家的领军人物，这些政治家致力于让南方摆脱因种族问题引发的政治争端。 作为州长，卡特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他的高尚承诺。他任命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官员人数超过所有前任总和。 他还延续了在州参议院时期开始的努力，提升佐治亚州的公立学校质量，并对州内的监狱系统和司法系统进行了改革。 由于宪法限制，卡特只能担任一届州长（如今佐治亚州州长可以连任两届）。但他的野心不受限制。他开始考虑竞选总统，这个目标对一位年轻的州长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 即使在1975年10月，有关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民调中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在1970年的州长竞选期间，卡特赢得了两位年轻佐治亚人的效忠，这两人陪伴他走过了总统任期。一个是汉密尔顿·乔丹，他从1966年起作为志愿者为卡特工作，后来成为卡特的首席政治战略家和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乔迪·鲍威尔，他在1970年竞选期间担任卡特的司机，后来成为他的首席发言人和白宫新闻秘书。 乔丹于2008年去世，鲍威尔于2009年去世。 作为佐治亚州州长，卡特悄悄地以坚定的决心追求总统之位。他成功被任命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竞选职位，借此机会与全国的民主党政治家和活动人士建立联系。乔丹则离开亚特兰大，在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担任职位，为卡特充当在全国党总部的眼线。 乔丹撰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备忘录，分析了提名流程的变化，并提出了一套能够通向胜利的策略。 卡特和鲍威尔一起全国奔走，不懈努力，与人们会面，逐渐赢得支持。 1976年1月寒冷的夜晚，卡特在爱荷华州迎来了他的转折点。他没有赢得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多数票（大多数选票是未承诺，就是给哈里斯带来极大麻烦的不选择票），但他在实际参选人中排名第一。这为他带来了大量媒体关注和动力，帮助他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并随着其他对手逐一退出竞选，最终获得提名。 卡特的1976年竞选也使爱荷华成为总统竞选的起点。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政府的其他丑闻让1976年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好年份。卡特选择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沃尔特·F·蒙代尔作为竞选搭档。 蒙代尔是北方自由派人士，与工会有深厚的联系。二人以在民调中领先30个百分点的优势进入秋季竞选。 然而，他们差点失败。福特总统通过一场有条不紊的竞选利用现任优势，逐渐缩小了卡特的领先优势。就在选举日之前，《花花公子》杂志刊登了一篇长篇专访。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卡特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让公众放下了对他宗教信仰的担忧，以及是否能成为一位灵活的总统。 卡特在漫长的回答中说道：“我曾对许多女性心生欲望。我在心里犯过很多次通奸罪。” 这番话加深了公众对这位“重生的基督徒”和只任过一届州长的疑虑。最终，卡特以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 1976年竞选期间的急剧支持下滑，早已预示了卡特的政治脆弱性。四年后，卡特作为现任总统，原本的优势却成了劣势。1980年7月的一项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只有21%，这是总统历史上最低之一。 卡特迎来了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的党内挑战。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是民主党自由派的英雄，但他和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卡特所谓的保守政策深感不满。 尽管肯尼迪的挑战严重削弱了卡特的连任机会，也暴露了肯尼迪自身的弱点，最终卡特赢得了提名，而肯尼迪从未再度竞选总统。 秋季竞选中，卡特面对的是罗纳德·里根，这位保守派运动的英雄。卡特再度如1970年竞选州长时一样，采取激烈的负面攻击手段，试图将里根描绘成一个极右翼的意识形态狂热者，不适合掌控国家未来。 然而，在唯一一场全国电视辩论中，里根以乐观、亲切的风格化解了卡特的指控。“你又来了，”里根轻松说道，化解了卡特的攻击。 最终，里根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横扫50个州中的44个。 多年后，卡特的支持者始终怀疑里根团队曾与伊朗官员接触，劝说他们推迟释放扣押的美国人质，避免卡特在1980年10月实现“十月惊奇”，扭转大选局势。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证据证明存在这样的阴谋。 然而，2023年3月，当卡特在临终关怀中时，《纽约时报》刊登了德州政治人物本·巴恩斯的指控，这一指控支持了当年的怀疑。巴恩斯声称，他曾在1980年夏天陪同他的导师、前德州州长约翰·B·康纳利访问多个中东国家，并向那里的领导人传递信息，建议他们等里根上任后再释放人质。 尽管康纳利和大多数关键人物都已去世，巴恩斯的指控无法独立验证，但《纽约时报》的报道让卡特的支持者感到某种程度的平反。 卡特的白宫通讯主任杰拉尔德·拉夫尚对《纽约时报》说，这种指控“非常令人愤慨”。 卡特的孙子杰森·卡特后来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相信卡特知道了这篇报道，并对其为历史记录所作的贡献感到欣慰，但他同时表示，“我祖父早已放下了这些事情。” 杰森说，尽管有许多关于“肮脏政治”的报道，这些行为以人质和卡特的政治生涯为代价，但他从未听过祖父提起此事。 “我认为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杰森说，“他相信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 卡特卸任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新总统的请求下飞往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迎接从伊朗返回的美国人质。当时他56岁，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利用这些时间。 但就在一周前的告别演说中，卡特暗示，尽管他输了选举，他的使命却远未结束。 他说：“几天后，我将放下我在这个职位上的官方责任，再次承担起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比总统更崇高的称号，那就是‘公民’。” 来源：加美财经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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