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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穷的总统，教会了世界首富如何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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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 2007年，吉米·卡特和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身着几内亚传统服装访问几内亚北部的廷戈利村，卡特中心为该村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和沙眼的工作提供了支持。图源：卡特中心我曾在《创造了奇迹的卸任总统》一文中感叹，卡特中心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居然从起步开始就做到高效低耗——该中心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这是人类史上继根除了天花之后对传染病的第二个尝试。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但真的距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不到 50 年时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普遍来说，慈善机构花钱的方式和规模经常被诟病。原因之一是，的确有不少类似机构本来就目的不正。记得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为前线战士服务的慈善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相信很多读者那时都收到过募捐的电话，劈头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支持我们的前线士兵吗？” 可是，后来不少主流媒体都做了调查，发现相当多的这类机构，居然只有不到 10% 的捐款真正用到士兵身上了，最低的只有 1%，大头都用来发工资甚至去度假村“开会”了。这些慈善机构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捞钱。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这里打算讨论的是，即便真心想把事情做对做好，太多慈善机构花了很多钱却少有拿得出手的成就。一般人们会认为慈善机构效率不高是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或者花钱的人不是给钱的人，花别人的钱不懂得珍惜。也许这些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人们会这样认为恐怕是出于对慈善机构的偏见。其实，私企中资源浪费一点也不少见，但因为是私企，花自己的钱，外人没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罢了。我先讲一个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最早期的故事吧。盖茨基金捐电脑的钱等于打水漂了比尔·盖茨有一段时间曾是世界首富。他发财的原因之一是，在电脑对个人来说还是天价的时候，他赌对了一件事：相信有一天电脑会普及到每一个家庭。顺理成章地，盖茨基金最早期做的一件事是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电脑教育，誓言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小学有电脑。那时的电脑还是相当贵的，在美国的学校和家庭都远没有普及，对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来说一台电脑的费用几乎是天文数字。于是，盖茨基金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把电脑送到世界上最穷的角落。在项目后期的一天，一位基金会的高层负责人到某贫困地区一个小学实地检查工作。他被校长、教师和学生簇拥着来到了那间有着全校唯一的一个电源插头的屋子，屋子中间的桌上“供”着那台基金会捐赠的电脑。校长把电脑接上电源，大家看着屏幕亮起来了，全体鼓掌…… 那位高层负责人事后说，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电脑。卡特曾经给予盖茨基金关键指导后来，盖茨基金抛弃“拍脑袋”选择项目的方式，实现了从“我认为你需要什么”到“告诉我你需要什么”的转变，开始了脚踏实地的选项研究，基金每年用于选择投资/捐款立项的研究，就是一个极大的项目。记得我曾读到的报道是，盖茨基金转向后最早选择的项目之一，是给贫困地区捐赠治疗疟疾的药。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在非洲很多贫困地区，疟疾的感染率很高，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但这个病已经有现成的药，只是那里太穷了，病人根本不可能有买药的钱。盖茨基金不是有钱吗？那只需要把药免费送到病人手里，就可达到很好的效果。不久前卡特逝世，我才从大量对卡特生平的报道中了解到，在引领盖茨基金向公共健康和卫生领域的转向方面，卡特起了很大作用。根据《纽约时报》，2001 年，盖茨夫妇专门就如何确定他们基金会工作重点，咨询卡特的意见，卡特敦促他们扩大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的。一般，人们对富人，特别是生意上成功的人，有一种迷信，即他们对钱的处理总是很恰当。相对应的，人们会认为穷人不善于管理钱财。但这里，盖茨是曾经的世界首富，卡特是美国最穷的总统之一，却是卡特在指导盖茨如何“花钱”。原来，盖茨夫妇不是不愿意投入这个领域，而是看见这些领域没有人去做，就认为可能因为地方政府腐败及缺乏基础设施，会造成药物、货物交付的不可能。盖茨说，是卡特和卡特中心负责人威廉·福吉(William Foege)的鼓励帮助他消除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怀疑：“吉米和比尔·福吉说，不，这真的可行。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那里。” 也许因为财大气粗，或者是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做一般人因为资源有限而却步的事情，盖茨基金曾一度考虑从事新药和疫苗的研发工作。是卡特敦促他们优先考虑其他方面：“如果我是你们，我会把更多的钱花在今天影响人们的疾病上。”这使得盖茨基金会在资助未来的疫苗和“减轻今天的痛苦”之间取得了平衡。 20 年后的 2020 年，盖茨夫妇在基金会的年度信函中写道：“如果你在 20 年前问我们，我们会猜测全球健康将是我们基金会风险最大的工作，而我们的美国教育工作将是我们最可靠的赌注。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 是的，盖茨基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基金会在全球健康方面收获的成果；而在推动教育方面的努力却是褒贬不一。正如那封年度信中所说：“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知道，如果儿童接种麻疹疫苗，他们就会受到保护，从而更有可能存活下来。但在教育领域，我们对因果关系还没有达成共识。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是好是坏？上学时间应该缩短还是延长？这个分数教案比那个更好吗？教育工作者还不能足够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以确立明确的最佳实践。” 盖茨基金资源庞大，帮助这么个机构走上正轨，为最贫困地区的福祉服务，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呢。卡特中心风格：没有自我，脚踏实地比尔·盖茨说，卡特为他们安排了对非洲领导人的重要介绍。他注意到，虽然卡特中心正在许多国家开展工作，但它并没有在项目中突出自己的名字，而是将当地领导人的工作放在了首位。这是卡特夫妇一贯的风格。梅琳达·盖茨说，她很早就问过卡特，他做了这么久慈善，学到了什么可以帮助盖茨夫妇避免踩同样的坑。她回忆说：“他说，梅琳达，你在全球健康领域所做的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必须确保得到社区的支持，让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才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对待，他们才会创造持久的变化。” 梅琳达说这是无价的教诲。的确，卡特中心对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所做的努力会获得那么好的效果，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难怪盖茨夫妇要向卡特取经，因为卡特中心在其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中特别受到推崇，赢得了普遍的敬意。卡特中心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内就让一个可怕的传染病濒临绝迹，并帮助数百万人获得了基本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已经为援助机构如何与受援国合作树立了新的标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卡特中心前工作人员说，慈善机构由受援国设定优先事项并领导项目的精神，就是源自卡特夫妇。也许这才是卡特中心不踩坑的关键。做慈善必须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要知道，不踩坑的慈善是很少有的。其实本文开头说的盖茨基金闹的笑话，只是浪费了点人力物力资源，还真谈不上什么伤害。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例子：上世纪 90 年代，西方一些慈善机构考虑到非洲贫困地区的年轻妈妈自己营养不够，估计母乳的质量也不会高，就捐赠了大量的婴儿奶粉，同时大张旗鼓地推动以婴儿奶粉取代母乳。没想到，结果造成婴儿大量死亡。原来，非洲贫困地区大部分水源都污染了。吃母乳，相当于母亲为婴儿做了过滤，婴儿还能生存。直接喂奶粉，失去了这道过滤，弱小的生命抗不住污染。这就是典型的“我认为你需要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极端的不接地气。慈善事业名声不好，太多具体做事情的人不脚踏实地，负有很大责任。令人高兴的是，努力做事的还是占多数。而且，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要把事情做好，并不需要超人的智商，只需要足够的在意。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西方慈善机构为改变非洲贫困地区孩子，特别是女孩的命运，鼓励他们去学校接受教育。但很多家长不支持，特别是不愿在女孩身上投资。有一位工作人员想出个主意，学校不仅免费提供学生在学校的一餐，还让每个学生放学时带回一餐给家人食用。结果效果非常好，大大增加并维持了学生的就学率，因为对不少家庭，这经常是全家唯一的一餐。说到底，做慈善的最终原则应该是与帮助人的原则相同的，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后几句离题的话一，说做慈善难，只是因为做慈善没做好的话，最容易被骂。其实，任何事情要真正做好都不容易。 DEI 被人诟病，不也是因为太多推 DEI 的人只是为了作秀，并不在乎真实效果吗？本来是好事情，因为有人不负责任地去做，带来的后果，却是毁坏了 DEI 的信誉，更给恶意诋毁 DEI 的人提供了借口。二，做慈善是好事情，但真正追求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人们不需要靠救济就能过上正常的日子。社会如此，世界也如此。盖茨基金是在为人类造福。但一个人能够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这并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这不是盖茨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经济政策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做慈善更重要。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0/health/jimmy-carter-global-health.html https://www.gatesnotes.com/2020-Annual-Letter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小时前
创造了奇迹的卸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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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去世后，有关他生平的文章铺天盖地，似乎超出了一般前总统的规模，他还是个只做了一任的总统。一般人们不认为卡特在总统任上有多少建树，国内事务方面尤其乏善可陈。但他离开白宫后的成绩斐然绝对是有共识的。卸任后，卡特为历届政府提供调解服务，化解了圭亚那、利比里亚和苏丹等地的紧张局势。是卡特率先组织并派遣各种公正的观察员小组，监督了 40 个国家的 125 次选举，从而改变了全球对自由公正选举的理解。他长期坚持不懈地参加志愿活动，直至 90 岁高龄还在参与人类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建造经济适用房义工活动。不过，他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在全球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我曾经听说过一些他的故事，也知道他卸任后与妻子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共同创办了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主要从事全球人道主义和卫生事业。但这次阅读了他某些工作的细节，特别是卡特中心帮助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Dracunculiasis，也称 guinea-worm disease，几内亚蠕虫病）的故事，让我震惊和佩服。在世界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在没有强大的地方组织的情况下，把非营利组织运作得那么高效，几乎是奇迹。 2011 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现在的南苏丹的一个村庄，视察卡特中心支持的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工作的进展情况。图源：卡特中心麦地那龙线虫病非常可怕麦地那龙线虫只对人类有影响，它实际上是利用人类宿主来完成其生命周期的。关于麦地那龙线虫病的介绍有不少，特别是这些日子到处都在发表纪念卡特的文章，免不了要提到这个疾病。但我发现，无论是病因，发病过程，有否治疗方式还是预防手段，讲得最简单又全面的是卡特。下面这段文字基本上是卡特 1990 年 4 月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观点文章部分内容的复述：麦地那龙线幼虫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进入人体。几个月后在人体内成熟并交配。之后雄虫死亡。雌虫大约一年后在人体内长到两三英尺长。然后雌虫会分泌一种毒素，导致皮肤上出现水泡。当水泡破裂后，蠕虫就会开始钻出来。从蠕虫在皮肤表面破皮而出到整条虫完全离开人体，这一过程会持续好几天，甚至数周，不仅会造成剧烈疼痛，且有灼烧感。如果试图将蠕虫拉出体外，可能会导致蠕虫断裂或死亡，使其嵌入皮肤，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继发感染很常见，有些人会感染破伤风。患者很少死于麦地那龙线虫感染，但有些人会因踝关节、膝关节或肘关节或关节附近留下疤痕而永久残废。为减轻痛苦，受感染的人往往去村里的池塘等处，将受感染部位浸入凉水中，而这正好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小幼虫排入水中。这些池塘往往也是居民的饮用水源，于是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感染循环。 2007年，在加纳北部的Savelugu医院，吉米·卡特和妻子罗莎琳目睹一名幼儿因脚部感染几内亚蠕虫而接受治疗。图源：卡特中心卡特在华邮的那篇观点文章中说：“一旦你看到过一个小孩身上有一条两三英尺长的活麦地那龙线虫从皮肤里伸出来的场景，你就永远不会忘记。1988 年 3 月，我在加纳阿克拉附近的两个村庄第一次看到了麦地那龙线虫病的毁灭性影响。在短短几分钟内，我和罗莎琳就看到了 100 多名受害者，其中包括脚踝、膝盖、腹股沟、腿、胳膊和身体其他部位长出虫子的人。一位妇女痛苦不堪，她的乳房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脓肿，一条麦地那龙线虫就要从那里钻出来。” 有患者描述说，把蠕虫从体内拔出的过程，比生孩子还要痛苦。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需要具体细致的艰苦投入卡特中心成立于 1982 年，此时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绝迹仅 2 年时间。天花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通过人为努力根除的疾病——这归功于疫苗。当曾在卡特政府任职的公共卫生专家告诉卡特，麦地那龙线虫病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被根除的疾病。与卡特密切合作过的人认为，麦地那龙线虫对非洲贫困农民造成的伤害引起了这位前总统的共鸣。卡特将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作为卡特中心的首要任务，他召集了公共卫生专家、愿意捐款的亿万富翁、非洲国家元首和成千上万的志愿村民，为消灭一种人类疾病而努力——继灭绝天花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这样的尝试。要预防麦地那龙线虫病，说简单很简单，说难也很难。因为这种病既没有药又没有疫苗，唯一的预防手段就是保证饮用水源中没有麦地那龙线幼虫。预防手段单一是简单的地方。但在很多贫穷地区，改善、提供卫生的饮用水源是个长期、普遍的大难题。有的地方是靠孩子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孩子人小，运不了多少水，如何帮助孩子们取水，是很多非营利机构花大力气试图解决的问题。我记得很多年前看见一个报道，某机构设计了一种中间空心，像滚筒似的水瓶，其形状就像卷筒纸，但尺寸要大很多，接近于置于饮水机上的装矿泉水的大号水桶。关键是，虽然水桶中间是空的，但那个部位安装了一个轴状的东西，通过巧妙的设计，连上绳子在地上拖时，水瓶会像轮子一样滚动，比拖省力多了。报道说，用这样的水瓶，一个小孩子可以一次就取很多水。这样一个设计会做特别报道，可见水污染问题之大。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受感染地区是所有水源都被污染了，那就必须走水处理这条路。而且，只要有一家人不参与或者偶尔的一个疏忽，就无法根除这个病。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治疗方法或疫苗，就不可能根除这种疾病，因为根除这种疾病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比如要教村民用布过滤饮用水，难度太大。但用曾在C.D.C.领导过一场根除疟疾运动、1987年加入卡特中心的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R. Hopkins)博士的话说，卡特“愿意赌一把，他本能地理解人们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感兴趣。” 为人类造福，低调的卡特毫不迟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卡特亲力亲为。他前往尼日利亚和加纳，近距离观察疾病的影响。上图的小瓶中装有尼日利亚最后一条已知的麦地那龙线蠕虫，边上是一个管道过滤器，可以让人们在饮用受污染的水时不会摄入寄生虫幼虫。卡特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已经分发了数百万个过滤器尽管卡特一向低调，为了帮助项目的推进，为了人类的福祉，卡特会毫不犹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带来的影响力。他亲自去了特拉华州，请求杜邦公司的领导捐赠一种可以织成滤布的尼龙纤维，然后前往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织布厂，商议制作滤布事宜。他还说服一个化学公司的高管捐赠一种杀虫剂来杀死幼虫。 1995 年，卡特亲自帮助已经持续内战十多年的苏丹南部，谈判达成内战停火协议。停战持续了近六个月，这使得卫生工作者能够在他们从未到达过的地区寻找蠕虫并分发滤水器。该协议还帮助启动了政府与叛军领导人之间漫长的谈判进程，最终促成了南苏丹的独立。根除疾病依赖长期不懈无微不至的努力为根除消灭麦地那龙线虫，卡特中心共投入了 5 亿美金。卡特中心和各个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用布筛过滤水，除去携带幼虫的小跳蚤。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挨家挨户分发滤水器，并教人们检查狗，因为狗也可能携带寄生虫。还必须防止受感染的人和狗污染水源。目的就是在每个有该疾病流行的社区打破麦地那龙线虫的生命周期，从而消灭寄生虫本身，最终彻底消灭麦地那龙线虫。与每年接种一次疫苗不同，这项工作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积累中逐渐看见成效的。 1993 年，巴基斯坦成为被感染地区中第一个消灭了人类感染病例的国家。印度很快跟进。到 1997 年，亚洲已不再发现该疾病。到 2003 年，全球报告的病例减少到 3.2 万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减少了 99%。卡特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其他领导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卡特中心的图表和通讯显示了哪些国家正在取得进步，哪些国家落在后面，在这些图表和通讯的刺激下，一些国家元首直接展开了竞争。只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反复。非洲东北部南苏丹偏远地区的贾文(Jarweng)，是个有大约 500 人的村子。这里自 2014 年以来就不再有麦地那龙线虫感染了，但 2022 年又出现了 4 个病例，其中 3 个来自同一家庭：母子三人在旅行时喝了沼泽地的水。这意味着，在小范围内，一切又从头开始。志愿者们还教村民们如何观察和报告新病例——通常可以获得 100 美元或更多的奖励。这种反复虽然谈不上前功尽弃，但也让最终目标始终处于一步之遥。这样的挫折让卡特沮丧，但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2007 年，几内亚的麦地那龙线虫感染再次爆发，卡特在探访一家挤满了患者的医院时，公开建议将这种疾病改名为“几内亚蠕虫病”。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的英文新闻报道中，到处所见的都是 Guinea worm，而不是Dracunculiasis（麦地那龙线虫病）。对此，几内亚深感丢人。在此刺激下，几内亚终于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终止了这种疾病的传播。更令人鼓舞的是，曾经是世界上感染病例最多的尼日利亚也在 2009 年实现了零感染。担任这场运动总设计师，在 2015 年之前一直领导着卡特中心的健康项目的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博士说：“这是一声惊雷。这对整个非洲、整个全球运动都很重要。” 虽然目标还没有实现，卡特已经走了很远 2015 年，91 岁的卡特拜访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CARE 的工作人员。该组织当时由艾滋病专家海伦·盖尔(Helene Gayle)博士负责管理。她记得，在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卡特表示他还有别的地方要去，但并没有透露他是要去看医生。第二天，卡特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虽然他的肝癌已经切除，但现在癌细胞转移到了脑部。他表示自己“完全可以接受任何结果”。但他对记者说，他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我希望最后一只麦地那龙线虫能在我死之前死去。”即使在 2023 年 2 月进入家庭临终关怀后，卡特仍不断询问麦地那龙线虫的最新情况。卡特去年 12 月 29 日离世时，他的这个愿望虽没有实现，但这一天真的不远了。据卡特中心报告，2023 年，仅四个非洲国家有发现感染病例，总数为 14 例。2024 年，截至 12 月初，卡特中心估计该年的病例总数为 11 例。当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的项目于 1986 年开始时，那一年估计至少有 21 个国家出现了 350 万个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于 2030 年根除麦地那龙线虫。卡特中心的领导人希望能提前实现这一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麦地那龙线虫绝对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被根除的传染病，而这是在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做到的，堪称奇迹。卡特所做的，不仅是知不可为而为之，更神奇的是，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似乎从起步始就没有栽过什么坑。要知道，让一个非营利机构有效运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未必是人们想象/传说的不是自己的钱就胡花。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当初就浪费过很多资源。后来盖茨基金还专门去卡特那里取经呢。这些故事就留给下一篇文吧。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0/health/jimmy-carter-global-health.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0/us/politics/jimmy-carter-post-presidenc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1990/04/24/jimmy-carter-guinea-worm-horror-scourge/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1/us/jimmy-carter-17-objects.html https://www.pbs.org/newshour/politics/after-his-presidency-jimmy-carter-made-eradicating-guinea-worm-disease-top-mission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6 00:01
“末日之火”燃洛城，我们必须诚实地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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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洛杉矶大火是近一周的最大新闻。与以往任何大事件发生时一样，真相与谣言齐飞。给人们带来最大困惑，也是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为什么加州这个最富有、最有能力应对野火的州却似乎对洛杉矶大火无能为力？气候专家早就说过越来越严重的山火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曾经，加州每年秋季会有山火。这不是新闻。但现在如果谁说加州只是秋季才有山火，这大概率会成为新闻，因为现在加州已经是全年都有山火了。 2020 年，整个西海岸都在烧，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野火，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并因炎热、干燥的环境和强风遭受重大损失。那年，在《纽约时报》对火灾的报道中，两个气候专家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伦比亚大学 Lamont-Doherty 地球观测站的气候科学家帕克·威廉姆斯(Park Williams)说，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气候变暖对美国西部影响的严重性：气候变化对山火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关系，而且即使采取积极行动，气候的反应也是非常缓慢的。因此，再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将导致更严重的山火。威廉姆斯还认为，虽然加州的气候一直使该州容易发生火灾，但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与更大的火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气候变化与火灾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气温升高会使燃料变干。在燃料丰富且非常干燥的地区，你只需要星星之火。” 伍德威尔气候研究中心(Woodwell Climate Research Center)总裁，气候科学家菲利普·B·达菲(Philip B. Duffy)说，许多人不了解气候变暖的动态原理。他说：“人们总是问，‘这是新常态吗？’我总是说，不，情况会越来越糟。” 这两个科学家上面言论的共性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大，而且变化极快，你不能想象明天与今天差不多，而是要以指数关系的发展来预测明天。我们今天看见的，难道不就是科学家们预测的吗？关于洛城野火我们已知的几条关键信息一，过去大半年的气候成就了这次火灾的“完美风暴” 去年冬天，南加州降雨量超常充沛，导致植被大量生长。现在，虽然已经进入通常的雨季几个月了，洛杉矶却遭遇干旱，雨季完全无雨。上一次降雨量超过十分之一英寸还是去年 5 月 5 日。从那时起，这是洛杉矶有史以来第二长的干旱期。该地区的气温也高于正常水平。因此，许多去年超常大量生长的植物变得干枯，树木、草和灌木丛变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火种。科学家称，这种高温和干燥的结合与气候变化有关，为城市火灾的发生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因而导致了一次火灾的“完美风暴”。二，圣安娜大风这次火烧的同时还遭遇了特大的圣安娜大风。上周的风势阵风时速超过 100 英里，猛烈程度不亚于 2 级飓风。与山火作战的最重要工具是投放阻燃剂和水的飞机。但是，由于大风，这次在火灾初期阶段无法使用这些工具。大风不仅造成飞机无法参与灭火，更是火势迅速蔓延的主要因素。在阿尔塔迪纳(Altadena)地区，伊顿(Eaton)大火烧毁了超过 1.3 万英亩的土地和多达 5000 座建筑，消防人员也面临着供水紧张的问题，但附近帕萨迪纳(Pasadena)的消防局局长查德·奥古斯汀(Chad Augustin)说，即使有更多的水，消防人员也无法阻止大火的早期蔓延。奥古斯汀说：“那些不稳定的阵风将余烬吹到火势前方数英里处，这才是火势迅速蔓延的真正原因。” 三，Santa Ynez 水库因计划中的维修，火灾时处于关闭状态这次，洛杉矶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地区是山火的重灾区。一个很大的新闻是，火灾发生时，一个帮助向该地区供水、可容纳 1.17 亿加仑水的 Santa Ynez 水库，因为准备对水库盖进行维护，处于关闭状态。太平洋帕利塞德的供水是通过一条 36 英寸的管线，水依靠重力从较大的石峡谷水库(Stone Canyon Reservoir)流出。这条水管还为 Santa Ynez 水库注水。帕利塞德是个山坡社区，高处供水靠水泵将水打入山上的储水箱，然后，水在重力作用下流入住宅和消防栓。水泵可以从 Santa Ynez 水库抽水，也可以直接从来自石峡谷水库的水管取水。这两座水库的水维持着帕利塞德地区的供水系统，同时也维持着为该地区高海拔住宅供水的储水箱的水泵系统。火灾发生时，山坡社区每个可容纳约 100 万加仑水的三个储水箱都是装满水的。但随着火势的蔓延，1月7日下午 4:45 左右，第一个水箱的水用完了。晚上 8:30 左右，第二个水箱的水用完了，到了1月8日凌晨 3 点左右，第三个水箱的水也用完了。而这时因为到处是火到处都在用水，主水管中的大量水还没来得及输送到为高位储水罐供水的水泵，就被抽走了。不过，洛杉矶水电部前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马蒂·亚当斯(Marty Adams)对《纽约时报》说，即便一个正常运行的蓄水池最初会有助于更充分地为该地区的供水系统供水，但在同时烧毁这么多房屋的大火中，水库和水箱似乎最终都会被抽干。水泵和储水系统是为可能烧毁几户人家的火灾而设计的，承受不了如此大规模的山火。就是说，正常运作的 Santa Ynez 水库只能延缓损失，并不能真正避免损失。四，关键时刻电源被关闭洛杉矶郡消防局的瑞安·布伦贝克(Ryan Brumback)队长对《纽约时报》说，周三清晨，他在伊顿大火的火场全力灭火五个小时后，消防栓开始干涸。消防员在帕利塞德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他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水龙变得非常软弱无力。” 问题出在电力系统为了防止发生更多火灾而关闭了电源，但这也导致帮助提高水压的水泵被关闭了。关于追责和政治攻击 Santa Ynez 水库因计划中的维修处于关闭状态肯定对救火有影响，但根据洛杉矶水电部前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马蒂·亚当斯所言，这不应该是关键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在预报员发出野火危险警报后，官方是否有可能在火灾发生前恢复 Santa Ynez 水库的供水。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已于上周五下令就所发生的情况提交一份独立报告。水库系统的维修和维护是正常的，水库停用也是正常的。在正常情况下，该地区的供水系统会继续正常运行。社交媒体上有人说 1 月份做维修不可原谅，却不知道自己这样说才是无知：在南加州，1 月份本应是雨季，发生野火极不寻常。不把维修计划在雨季，难道要计划在火灾旺季不成？现在火灾已经变成全年无休才是问题！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数据，在大多数年份中，洛杉矶在一年的前三个月都不会检测到火灾警报，更不用说前两周了。只有在 2021 年，在 1 月至 3 月期间有超过 10 次火灾警报。那一年也成为加州野火最严重的一年。下图为洛杉矶郡在 1 月份前两周发生火警的图表，左边是 2012-2024 年的平均值，右边是 2025 年。可以看出，2025 年 1 月份发生火警实属异常。至于是不是谁或哪个部门有什么责任，必须经过事后调查后才可能有比较靠谱的结论。最无耻的是毫无理由和逻辑地以谣言方式把这样一场灾难当作自己的政治武器。而这正是川普和马斯克所做的。川普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民主党人纽森州长。川普毫无证据地声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一种濒危鱼类的保护措施导致水源短缺，从而阻碍了灭火工作。世界首富、川普的盟友埃隆·马斯克也试图否认气候变化在野火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在其拥有的社交媒体网站 X 上给 2.11 亿粉丝写道：“没错。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比危言耸听者所说的要慢得多。洛杉矶房屋的巨大损失主要是由于：1）不合理的过度管制阻碍了防火隔离带的建设和灌木丛的清理。2）州和地方层面的管理不善，导致水资源短缺。” 只是，马斯克所说的没有事实依据。至于他对气候变化的说法遭到了科学家们的反驳，他们指出，极端天气越来越常见正是由于人类不断排放废气使地球变暖。看看我们近年不断经历的热浪、干旱、火灾、超级风暴、洪水、泥石流，而且几乎每一年都被说成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极端天气都快成常态了。气候变暖造成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这在学界已经有普遍共识。这些联系并不是出于想象，而是经过科学研究证明的。因为证据太确凿了，当初完全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人只能用变相的说法来继续否认气候变化的作用。这就是马斯克在做的事情。坚持这样的观点，不对减缓气候变暖有所动作，就是在制造更大的灾难。还有，水压不够、火势迅速蔓延，究竟是什么原因，不需要听专家的分析，也不必等待事后的报告或媒体报道来了解详情，只因为洛杉矶消防局局长克里斯汀·克劳利(Kristin Crowley)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DEI 就又一次毫无根据地成为灭火不力的替罪羊。但即便仅凭常识判断，也会知道，水压低或者什么地方没水了，未必一定是什么大错特错的事情。这次火灾特别严重，而且几个大火同时燃烧，大家同时大量用水，水压不够，很大可能就是正常范围内的事情。就好像流行病在大范围内普遍流行时，医院是不可能保证每个病人都有床位的。如果要保证，那平时一定是巨大的浪费了。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洛杉矶消防局预算确实削减了约 1760 万美元，但这一削减在该部门 8.2 亿总预算中占比非常小，比上一年度仅减少大约 2%，这一小幅度的消减是否与火灾应对情况有直接关系还有待分析和调查。那些一分钟内就可以下结论责任在谁的人，往往是不怀好心，故意挑弄是非。飞机的门飞了，马斯克立马就知道是 DEI 的错，才是匪夷所思呢。这次又看见同样的论调。看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错误都可以怪罪于 DEI。难道 DEI 之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吗？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平时拼命强调不要大政府的人，却往往是第一个质疑政府失职的人。是洛杉矶这次准备不够吗？洛杉矶是一个习惯于险恶火灾条件的城市。上周一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圣安娜强风的警告后，该市在火灾易发地区预先部署了 9 辆卡车，并增派了 90 名消防员。郡消防队增派了 30 辆消防车到现场，并召集了 100 名休班消防员加班。美国林务局调来了卡车和支援部队，以及推土机、直升机和飞机。《纽约时报》1 月 11 日对洛杉矶火灾的报道：“洛杉矶已做好应对严重火灾的准备。但却没有准备好应对四起火灾。” 但到了周二下午，在太平洋帕利塞德海滨社区的峡谷高处起火五个小时后，洛杉矶郡消防局局长安东尼·马龙(Anthony Marrone)很快明白，该地区的 9000 名消防员不足以应对这场大火。他在周三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足够的消防人员。洛杉矶郡消防局做好了应对一两个大灌木丛火灾的准备，但没有做好应对四个火灾的准备。”而且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下一次我不会再做任何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不觉得这次我做错了什么。” 洛杉矶市消防官员也持类似观点。洛杉矶消防局营长帕特里克·伦纳德(Patrick Leonard)在提到该市消防局局长克里斯汀·克劳利时说：“消防局局长在她所拥有的资源范围内做了她能做的一切。” 上周飞抵洛杉矶视察消防工作和损失情况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下属的美国消防管理局局长洛里·穆尔·梅雷尔(Lori Moore-Merrell)也认为造成大面积破坏的原因不在于消防响应。她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他们部署了足够的力量。这场大火是如此猛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消防队能抵挡住这场大火。” 这件大火的处理究竟有没有问题，事后应该会有报告。但初步看来，行业中已经有共识：也许某些操作细节上会有争议，但大概率是，总的结局不会因为某些细节的不同处理而有改变。是换一种思维的时候了几天前我在某个微信群里看见一个人谈论山火，大意是：我从小生长在山里，是那种没有什么路和房子的深山，山里每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附近几个山头的枯枝，以防火灾蔓延。每次有山火，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成年人、有力气的人团结起来去打火。不能直接去扑火，起码隔一个山头，按照火的可能走向，把人居住的山头和中间地带清理干净，把火远远的隔离，远处的火只能让它烧。就是说，要 100% 保证不会被烧到，需要一个山头的阻隔。洛杉矶防火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居民区与山林几乎没有分界，根本就谈不上隔离带。也许有着现代化消防装备的洛杉矶市不需要一个山头那样的隔离带，但怎样的隔离才够呢？近年，不少地方政府推出新的防火建筑标准。只是，这类规则一般不强行要求老房子也要达标。那么，在只有极少部分建筑达标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律规范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摆设。还有，如果说现在洛杉矶的消防力量只能对付两场大火，那么，要增加到多少才算足够应付未来的挑战？按照气象学家的说法，我们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动态因素，而气候变化对山火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关系，那么，明天可能就不再是同时有四场大火了。我们该准备应付多少场大火同时发生呢？六场？八场？只怕是富有的加州也没有这个可能吧？在近年对山火的报道中，有一个说法给我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山火强烈到一定程度，会形成“自己的气候”。这让我想起去阿拉斯加的迪纳利国家公园(Denali National Park)时反复听见的一句话，即去玩的人，只有三分之一能够看到园内最高的山峰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即现今的迪纳利山），因为它太高了，在那么高的地方，有其“自己的气候”，即便当地是大晴天，也不代表高处也是晴天。山火燃烧时，巨大的热量造成巨大的温差，从而造成巨大的气流。当火势强到形成了“自己的气候”，恐怕是任何人为手段都无能为力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火大的时候会产生热量极高的火球，飞到哪里就烧到哪里，风大时可以飞出十几英里以外，你怎么防？《纽约时报》对阻燃剂用于灭火的报道：“粉红色阻燃剂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灭野火武器，但也有其自身的危险性。”图中所示一架消防飞机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帕利塞德大火附近投放阻燃剂还有，长期以来，用飞机投放阻燃剂一直被认为是对抗野火的关键武器，因为阻燃剂能以水无法做到的方式减缓火焰。但阻燃剂含有重金属和其他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一些环保组织甚至对阻燃剂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因为阻燃剂是对付大火中使用的一系列灭火手段之一，它的效果究竟有多大一直很难准确衡量。当然，山火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越来越难以忽略了，不仅因为山火季节被拉长，也因为烧到居民区的山火产生的气体与山林燃烧产生的气体完全不同。就是说，很多方面、很多因素表明，我们现行的对付山火的手段已经难以为继了。是勇敢、诚实地正视现实，换一种思维的时候了。美国国家防火协会野火分部主任米歇尔·斯坦伯格(Michele Steinberg)表示，官员们应该开始告诉危险地区的人们，他们的家园无法得到保护。她以好莱坞山为例，该山庄是一个世纪前在没有考虑到野火的情况下建成的，此后一直受到大火的威胁。斯坦伯格说：“我绝对不会在这里建造房屋，这里不安全。”她还说：“民选官员、消防部门、保险行业需要让人们知道，你可以说，‘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在非常极端的野火中，我们没有办法为你做任何事情。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 其实，保险公司已经走在了前面。是不是一直听见新闻里说保险公司大量拒保？因为没法保啊。如果保险公司做生意时欺骗顾客，巧取豪夺，政府有责任加以制裁。但政府不能强迫保险公司做赔本生意。如果某些地区的房子真的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是所有人考虑离开的时候了。当然，政府有责任推出视具体情况对撤离居民合理补助的政策。其实这件事就是在考验政客有没有勇气说大实话。结语真的，我们必须诚实地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有些事情，不要说大政府了，就是超大政府也做不到。出现极端山火，已经不是单一方面的问题，而是许多因素同时作用造成的结果，所以必须从多方面入手。从根子上解决山火问题，不仅在策略上要与山林建立足够的隔离，还必须确确实实地认真对待气候变暖的问题。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就很大了，超出了加州的范围，也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这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也是一个与贫富差距紧密相连的话题。任何试图减缓气候变暖的手段和措施，都必须时刻考虑到公平和正义。此文发出时，洛城的火还在烧。此时此刻，所有的力量必须集中于灭火和控火，尽最大努力将损失减小到最少。火灾之后，才是考虑问责和重建策略的时候。那时候，能不能在解决根本问题上有所作为，就看我们的决心和勇气了。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9/climate/nyt-climate-newsletter-california-wildfires.html https://agu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29/2019EF00121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10/us/climate-change-california-wildfir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0/us/wildfires-pacific-palisades-water-shortag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09/us/los-angeles-fire-water-hydrant-failure.html https://mp.weixin.qq.com/s/yPTO_qiENvxqj__jS-xsOg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0/climate/california-fires-climate-chang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100067759316841/posts/1003000405301927/ https://www.wri.org/insights/los-angeles-fires-january-2025-explained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0/climate/california-fires-climate-change-disaste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1/us/los-angeles-calfire-firefighte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0/climate/california-fires-climate-change-disaste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0/climate/fire-retardant-heavy-metals.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6 00:00
关于川普提名的 FBI 局长，你必须知道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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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川普再次当选总统后已经快速提名了诸多职位的人选。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提名都相当有争议。最突出的大概就是川普对司法部长的第一个提名马特·盖茨(Matt Gaetz)了。圣诞节前，众议员道德委员会公布了对盖茨的调查报告，坐实了他过去与未成年女性发生关系、使用违禁药品等传闻。盖茨的极端不合格致使该提名同时遭遇两党的强烈反对，最后盖茨不得不退出了对他的考虑。其他提名，虽然还没有发生换人，却不乏让人有充分理由质疑被提名人资格，或者是质疑川普的政治动机。但我要说，最让人不安的，很可能也是最危险的，是提名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做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说这个提名危险，当然是因为 FBI 局长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帕特尔严重经验不足。同时也是因为帕特尔这个人——他以往的行为证明了让他担任任何 FBI 高职都是可怕的事情。帕特尔的资历远远不合格联邦调查局局长领导着美国 55 个地方办事处的 37,000 名员工，还负责监督 350 个卫星办公室和 60 多个国外办事处，预计覆盖近 200 个国家。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接受其采访的前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表示，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像帕特尔这样管理经验有限的人几乎不可能有效运作。他们以过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为例说明怎样的人才能称职这个位置——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此职之前都在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工作了数十年。曾与前两任局长密切合作的前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兼副总法律顾问格雷戈里·布劳尔(Gregory Brower)称这项工作“马不停蹄”：“这是极其繁重的。风险很大。这项工作需要专家的判断力、耐力、经验以及强烈的伦理和道德观。”布劳尔在谈到帕特尔的经历时说：“这肯定不像我们看到的其他联邦调查局局长和那些曾监管过其他类似规模和重要联邦机构的人所具备的工作背景。” 这不是川普第一次试图让帕特尔担任 FBI 高职。前司法部长比尔·巴尔(Bill Barr)在其 2022 年的回忆录中回忆了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内试图让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高级职位的情况：“我明确反对让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我告诉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除非我死了。’”他还写道：“一个没有特工背景的人永远无法获得管理联邦调查局日常运作所需的尊重。” X上“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s against Trump)的推文：前司法部长比尔·巴尔(Bill Barr)在他的书中回忆了川普试图让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过程：“我告诉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除非我死了’……帕特尔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使他有资格在世界上最杰出的执法机构担任最高级别的职务。” 巴尔可是帮助川普干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对川普不利的《穆勒报告》(Mueller Report)出来后，他在公开该报告之前，先发表了一个他写的完全歪曲报告结论的简介，试图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制造假象，削弱报告的作用。而就是这个极力帮助川普的巴尔，也不能接受帕特尔担任 FBI 副局长。现在川普提名他做局长，当然就更不能接受了。关于帕特尔，你必须知道的一个故事但是，帕特尔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是否有足够工作经验的范围。他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合格的人。关于帕特尔，我们必须了解一个故事，发生于他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首席副手(Principal deputy with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期间。那是 2020 年 10 月 30 日，美国海豹六队已经为解救一名几天前在尼日尔与尼日利亚边境附近的农场被绑架的美国人做好了准备，所有细节都已协调好，他们唯一还在等待的是来自国务院的获得尼日利亚官员空域许可的绿灯，否则他们可能会被击落。中午时分，帕特尔通报五角大楼，说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获得了尼日利亚的空域许可，可以开始行动了——只是在海豹突击队即将在尼日利亚降落时，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佩尔(Mark Esper)发现，国务院事实上并没有像帕特尔声称的那样获得飞越许可。飞机迅速改道，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绕圈飞行，官员们争先恐后地提醒尼日利亚政府注意他们的位置。随着行动窗口的缩小，埃斯佩尔和蓬佩奥致电白宫局势室(the Situation Room)，请总统做出决定：要么冒着人质被杀的风险放弃任务，要么冒着士兵被击落的风险进入外国领空。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副国务卿突然接通了电话：他们获准进入尼日利亚领空。怎么回事？根据埃斯佩尔的说法，蓬佩奥声称他从未与帕特尔谈过这次任务，更不用说告诉他自己获得了领空权。埃斯佩尔写道，他的团队怀疑帕特尔只是“编造了批准的故事”。救援成功了，但很多当事人愤怒异常。当时直接获得帕特尔所开绿灯的五角大楼官员、退役陆军将军安东尼·塔塔(Anthony Tata)对帕特尔暴跳如雷：“你差点害死这些人！”据两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塔塔大声喊道：“你他妈到底在想什么？”帕特尔的回答居然是：“如果没人受伤，谁他妈在乎？” 为《大西洋月刊》撰文《愿意为川普做任何事的人》(The Man Who Will Do Anything for Trump)的作者埃莱娜·普洛特·卡拉布罗(Elaina Plott Calabro)在那篇文章里详细复述了这个故事。卡拉布罗说，帕特尔非常“善于将自己塑造成最终的英雄或受到不公正迫害的人。我一直在想，这是否就是他选择不将 2020 年 10 月 30 日事件写入书中的原因”。（帕特尔写过几本书，讲述他多年来与试图扳倒川普的属于“深层政府”、“腐败集团”的联邦官员斗争的故事——作者注。）就是说，连帕特尔都无法利用这个事件美化自己。【延伸阅读】川普内阁提名中最危险的人在允许选择性执法的美国，帕特尔做 FBI 局长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我曾经多次在不同文章里提及选择性执法这个概念，这里不得不再次强调选择性执法是一个复杂的，也是内容很多的话题。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选择性执法，比如德国就不允许。简单来说，是否允许选择性执法，会影响到如何制定法律，当然也影响如何执法。允许选择性执法的地方，必定相辅相成地有一套防止不公平选择性执法的法律和机制，其中最经典的，不仅是不允许有基于宗教、族裔、性别等的群体歧视，也不允许有政治歧视，即不能专门针对政敌执法。这等于也对执法人员提出了特别高的公平意识和自律要求。但是，帕特尔是一个在川普竞选期间就编制了一份川普政敌名单——我们已知其中包括现任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和退役将军马克·米利(Mark Milley)——的人，他又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随意撒谎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人，我们如何能够指望他不出于政治目的而滥用选择性执法这个工具。因为美国允许选择性执法，但其选择性不能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派别等宪法保护的原因，所以法庭会允许被告以选择性执法违背了宪法保护为由提出动议，要求法官驳回起诉。但正如已退休法官南希·格特纳(Nancy Gertner)和前联邦检察官乔尔·科恩(Joel Cohen)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观点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法院推定政府是出于善意进行起诉，因此被告的举证责任通常相当沉重。这种动议很少成功——例如，亨特·拜登(Hunter Biden)以选择性起诉为由要求驳回其枪支案的动议就失败了。” 格特纳法官和科恩检察官的观点是，鉴于川普提名帕特尔这样一个自己建立了川普政敌名单的人做 FBI 局长，川普上任后，遇见川普政敌被起诉的案子时，法官虽然不应假定川普政府的检察官总是恶意行事，“但他们在考虑选择性起诉的指控时，应该与过去有所不同。” 另外，美国有些司法程序的设计本身就给了检察官极大的操作空间。比如，检察官可以要求联邦地区法官签署联邦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窃听令。鉴于窃听属于严重侵犯私权，没有充分的理由轻易不该允许这样做，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要求送到法官手里时，已经在司法部门内经历了层层审批，甚至会由负责刑事部门的助理总检察长经手，这是司法部中级别极高的官员。所以，哪怕有时会有点问题，至少不会有大问题。但是，当 FBI 局长是帕特尔这样的人，法官还能像以前那样给予检察官足够的信任吗？而且，这种情况下，法官只是听到检察官的一面之词，被窃听者的律师并不知情，自然也无力提出异议。即便法官努力做到公平把关，程序的设计就让法官无法听见另一方的意见，要做出准确判断，难度很大。当然，格特纳法官和科恩检察官再次建议，上述情况下，在川普任上，法官必须多一层考虑。只是，考虑到美国人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接近历史最低，考虑到总统儿子明显是因为政治原因被选择性执法了，也没能以违宪的理由推翻其案子，我不知道这样的建议会给人多少安慰。退一万步说，哪怕被告最终以违宪的选择性执法为由说服法官驳回了起诉，打个官司可是一件剥层皮的事情，任何这类的选择性执法都会在政府官员中产生寒蝉效应。仅这一点就可能让很多政府官员不敢站出来抵制川普政府的胡作非为。我想，更实际的希望是，参议院不要通过川普对帕特尔 FBI 局长的任命。不要求完美，美国，美国人民，至少值得一个基本合格的 FBI 局长。参考资料 https://x.com/RpsAgainstTrump/status/1863028065640804733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89xwjqwe5vo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4/10/kash-patel-trump-national-security-council/679566/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26/opinion/judges-trump-rule-of-law.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9 00:01
川普在肢解民主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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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拜登总统赦免了自己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非法购买枪支和逃税罪后，接下来的相关热门话题居然是，拜登该不该事先赦免上了川普政敌名单的人。这本来就是个令人不安的话题。不做事先赦免吧，万一这些人被找麻烦，不公平。赦免吧，一是似乎造成他们真的犯了罪的假象，二是这种实践实在是与民主制度相悖，怎么看都不该提倡。而现在那么多真心希望维护美国民主的人，居然都在认真考虑这样一个违背民主精神的选项，它显现了民主大厦崩坏的征兆，这个征兆更加令人不安。那些名单上的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更没有犯法，只是做了自己份内的工作，为维护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问题的根子是，川普这次似乎决意要对政敌进行政治报复。他视司法独立于不顾，丝毫不忌讳跨越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这才造成了拜登该不该事先赦免川普政敌的两难境地。民主大厦是由许多内容和细节组成的。其主要支柱包括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其中包括司法独立），各种权力的平衡（包括避免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等。而民主内容中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理解为民主大厦的一砖一瓦。无论是对支柱的破坏，还是对砖砖瓦瓦的摧毁，都是在破坏民主，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关注和担忧的话题。当然，川普的理由是他本人遭遇了政治迫害，所以，他有理由“纠正”政敌的不当行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川普从来没受到过不公平司法待遇川普无论是被弹劾还是被起诉，都是怎么看也是铁证如山，不弹劾或不起诉，就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原则。川普那些案子或劣迹都已经是陈糠烂谷子了，这里只说一个例子，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被迫害了。这是关于川普非法持有机密文件的案件。根据《华尔街日报》2023 年 6 月的报道，即便在司法部调查人员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表明在川普收到传票后，可能装有机密文件的箱子被转移了，依然没有决定起诉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造成事情转机的是一盘录音带和一些其他证据。录音内容是 2021 年 7 月 21 日在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Bedminster)的高尔夫俱乐部，川普及其助手会见了正在为其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撰写自传的人员。在录音中，可以听到这位前总统向他们展示了一份文件，其中列出了美国攻击伊朗的计划。川普似乎是为了反驳几天前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将军曾试图阻止川普在总统任期结束时攻击伊朗。在录音中，川普明确表示，尽管他知道这些信息仍然属于机密，因为他作为总统没有解密这些信息，但他还是与大家分享了。而在此之前，司法部已经获得证据显示，在上述录音发生之前数周，川普在贝德明斯特向一名政治盟友展示了一张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机密地图。这个录音给检察官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川普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司法部官员们还讨论了川普持有文件的行为为何与希拉里·克林顿、迈克·彭斯和乔·拜登处理机密材料的方式截然不同，最终认定川普故意误导当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足以立案。其实官方一直在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是要求川普归还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机密文件，并不打算有任何其他动作。是川普自己一步步把司法部逼上绝路。川普 2021 年 1 月离开白宫，FBI 搜查他的马阿拉歌(Mar-a-Lago)度假村已经是 2022 年 8 月了。任命特别检察官则是 2022 年 11 月了。最后，特别检察官于 2023 年 6月要求大陪审团以 37 项罪名起诉这位前总统。现在虽然撤案了，但正如检察官团队的声明所说的，这只是遵循司法部反对起诉现任总统这一长期政策的原则，“撤诉并不取决于所指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政府举证的力度或起诉的是非曲直，政府完全支持起诉。” 其实，所有对川普的起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证据确凿，怎么会对一个前总统提起诉讼。后来的撤诉并不证明川普无罪。事实是，川普任命了多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给了川普宪法并没有赋予的极大豁免权，而他个人的财力又使他能够穷尽各种法律手段，或者走庭外和解的路，或者拖延案子，最终多个官司缠身的他，在二次当选总统前，仅有一个案子被定罪。可以说，川普是占尽了司法制度方方面面的便宜，绝不是被不公平对待了。川普的第二任打破了诸多常规很多迹象表明，川普的第二任会与第一任有很大不同。川普这次明显比第一次更大胆和自信。他不再需要雇用传统的政治老手帮助他，而是把对他的忠诚作为第一选择要素。这就意味着在川普打算跨越底线时，可能不再会有人试图阻止他。国会设计了一些在政府更迭期间留任的职位，即这些职位不受总统选举周期的影响，川普已宣布他打算更换这类职位中至少三个。FBI 局长是其中之一，另两个分别是国税局局长和海外新闻服务机构 VOA 的负责人。谁都看得出来，联邦调查局和国税局最容易成为追捕政敌的工具。这才是为什么 FBI 局长和国税局局长这样的职位必须维持其独立性。川普就是因为要报复他的政敌，才执意违反了历届总统都恪守的准则。川普的 FBI 局长提名是对民主的多重挑战川普要提名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做 FBI 局长这件事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对民主的挑战。在 FBI 局长任期满之前就换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鉴于美国历史上曾发生第一任 FBI 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违反 FBI 自己的政策和现行法律，经常秘密滥用公权，以非法监视、窃听和入室盗窃等手段广泛收集官员和普通公民的信息，为恐吓、威胁和控制高级政治人物的目的服务，并因此积累了巨大的权力，造成无论是总统还是华盛顿政客，都不敢也无法撼动其位置，以致他这个第一任局长一直做了近 48 年，直到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1976 年国会立法，FBI 局长的任期限定为 10 年，一方面与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周期脱钩，另外也避免超长任期致使 FBI 局长掌握过分的权力。就是说，尽管每个总统可以任命自己的司法部长，FBI 局长又在司法部长手下工作，但 FBI 局长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也是权力制衡的机制之一。所以，川普这次要破例，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更何况任命一个以打击政敌为己任的人，彻底违背了司法公平的基本原则。帕特尔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曾发誓要打击川普的敌人，并制定了一个政敌名单。提名帕特尔做 FBI 局长，说明川普打击政敌的想法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正要付诸行动。在美国，总统与司法部门之间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总统不能直接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是其中之一。总统可以对司法部做政策性的指导。比如，边境问题严重，需要多投入些人力等。但总统不能直接提出某个案子要怎样怎样，当然也不能指名道姓地说对某某人必须如何如何。还有，FBI 局长归司法部长领导，总统虽然是司法部长的上司，直接私下与 FBI 局长会面却是不合适的。奥巴马当初在考虑提名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做 FBI 局长与他会面时就说过，这可能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单独见面了。果然，科米任职后奥巴马再没有与他单独见过面。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任总统期间故意制造与科米单独见面的机会，让科米焦虑不安，因为这是在跨越隔离行政分支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屏障。现在川普铁了心要任命唯他命是从的帕特尔做 FBI 局长，等于是彻底去掉了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的隔离墙，把FBI这一司法机构变成为总统效劳的工具。这样的想法应该让所有人都似科米与川普单独会面时那样焦虑不安。川普在肢解民主大厦事实上，川普和共和党人已经开始了政治报复行动。众议院共和党人 12 月 17 日通过一份报告，建议 FBI 起诉美国共和党前众议员利兹·切尼(Liz Cheney)，因为她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都是为了迎合川普报复政敌的目的，也为新上任的 FBI 局长具体为川普去实践政治报复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和借口。国会共和党人还表示，他们可能会对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针对川普的两起刑事案件以及特别检察官戴维·韦斯(David Weiss)处理总统拜登之子亨特的税务和枪支起诉案展开调查。议员们还向一些拜登政府成员发出通知，说他们将受到审查。这类政治报复，在民主国家是闻所未闻的。而这种混淆法律与政治概念的事情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话题，拜登该不该事先赦免在川普政敌名单上的人。我不知道事先赦免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说，需要考虑是否应该事先赦免在川普政敌名单上的人才是问题，说明人们已经对川普治下的司法机构没有信心。作为移民，我曾经以为美国的民主机制不仅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且是永远有保障的。是川普的当选才让我猛醒：原来民主制度也可以是脆弱的，她需要我们时时刻刻去维护，去保卫。一般人们总以是否有投票选举作为民主与否的标准。这当然是民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可能真的就是最最重要的那个标志。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民主的社会中，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民主的成熟程度。就是说，民主机制有类似光谱的意思，民主的成分越多，机制内在的保护越牢靠，民主程度就越高，或者说是更成熟的民主。川普第二任四年之后，美国的民主大厦是否还会安在，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问题。【延伸阅读】一个参议员的惊人警告川普内阁提名中最危险的人参考资料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prosecutors-struggled-over-motives-then-they-heard-the-tape-37a7efed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20/us/politics/trump-replace-officials.html https://www.cnn.com/2024/12/18/politics/jan-6-house-gop-trump-liz-cheney/index.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4 00:00
诬陷拜登的线人认罪了；川普还是没能推翻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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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拜登总统对自己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非法购枪和逃税罪的赦免，引发了不少争论。谴责拜登和为拜登辩护的都有，这也正常。但有不少人在辩论的时候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概念，这就有点令人不安了。法律与道德，或者法律与政治，涉及的都是法律与非法律的区别，只是不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来说（比如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还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政客），有时涉及的是道德问题，有时涉及的是政治问题。老百姓搞不清界限，最多是贻笑大方。政客搞不清界限，或者更大的可能是故意概念混淆，模糊界限，那就危险了。亨特这件事，拜登错在道德，不在法律 12 月 16 日，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线人，44 岁的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Alexander Smirnov)，承认自己对 FBI 谎报了涉及拜登总统及其儿子亨特的虚假贿赂计划。他在 2020 年 6 月提出有关拜登父子的指控，他说拜登总统和儿子亨特各从乌克兰能源公司 Burisma 收受了 500 万美元。 BBC 新闻报道：谎报拜登“受贿”的联邦调查局线人认罪联邦调查局对他的陈述进行了调查，但发现没有事实依据，故在几个月内就建议结案，不对拜登父子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但斯米尔诺夫的指控却成为共和党领导的调查拜登总统的基础，也是国会弹劾调查拜登总统的依据。也是12 月 16 日，斯米尔诺夫在洛杉矶认罪，承认自己编造了这一故事，这是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斯米尔诺夫也承认逃税超过 200 万美元（158 万英镑）的收入。他将于一月份被判刑。因为拜登父子的贿赂嫌疑当初被兜底查了，而亨特最后只被以非法购枪和逃税罪被起诉并定罪，所以对这件事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另一种理解是：拜登父子的所谓受贿案是不存在的。我一直说，亨特的这两个罪行白纸黑字般清楚，只要被起诉，就一定会被定罪。陪审团定他罪是对的。但不对的是，他的情况按常规不会被起诉。因为他是总统儿子，为搞总统而对他选择性执法，才是危险的事情，等于司法可以作为对付政敌的工具。我还非常反对站在道德高地说，对拜登及家人执法严格一点没毛病。这就是把道德和法律的概念混为一谈。就如我在“比拜登特赦儿子亨特更让人不安的”一文中所说的，“执法部门的行为应该有合理性，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其中有猫腻。”说可以对拜登及家人执法严格一点，等于是说司法部门做事可以双标。说回拜登特赦儿子亨特，我也曾经说过，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只是，考虑到亨特被不公平地选择性执法了，又因为亨特是一个余生都将与毒瘾搏斗的人，我能理解做父亲的心情。其实，拜登的问题在于当初不该默许亨特去赚受之有愧的钱。是的，拜登父子没有犯受贿罪，但亨特绝对是因为父亲的职位才拿到了那些他在任何其它情况都拿不到的好差使，他赚的钱不名正言顺。要说拜登毫不知情，怕是谁都不会信，拜登不是也多次电话上与亨特的生意伙伴打招呼吗？而且，在亨特被诉期间，拜登依然一次次让亨特高调出席白宫的活动。拜登的根子问题就是没避嫌，而他继续不避嫌，自然让人反感。拜登的另一个错误是食言。一次次坚决否认会特赦亨特，最后是这样的结果！当然，很可能是没有想到川普会再次当选。但更大的可能是，心里认为大不了到时候食言，所以当初就敢把话说绝。但他这样做是要付政治代价的，何况还是民主党全体陪着一起付代价。这就很难原谅。说到底，拜登虽然没有法律问题，但的确有道德错误，且这种错误危害很大。但是，川普的问题更大更严重。川普是道德和法律全部崩塌关于川普被定罪的最新消息是，川普试图用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决来推翻纽约“封口费”案定罪的努力失败了。12 月 16 日，主持川普纽约案审判的胡安·梅尔昌(Juan Merchan)法官认为，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七月做出的给予前总统广泛豁免权的裁决并不影响川普的州级定罪，因为这些定罪主要涉及其白宫第一任期之前的行为。《华尔街日报》12 月 16 日的报道：法官拒绝撤销对川普在纽约收取“封口费”的判决梅尔昌还说，尽管案件中提出的一些证据源于他的总统任职期间，比如某些推特帖子和前助手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的证词，但与这些材料相关的行为完全与川普的官方职责无关。检方在辩论中曾援引最高法院的裁决来帮助他们，指出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大法官在裁决中写道，总统可以“以非官方身份”发言，而且并不是总统的每项行为都是官方行为，梅尔昌法官在裁决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指出并非只有他一人认为川普的行为是私人行为。梅尔昌在一份长达 41 页的裁决书中写道：“人民（指起诉方——作者注）以这些行为作为篡改商业记录的个人行为的证据，并不构成侵犯行政部门权力和职能的危险。” 所以川普至今还是一个被定了罪的人。他应该会上诉，那我们就耐心等待最终结果。川普还有其它被起诉的案子。因为他再次当选总统，有的案子被撤了。11 月 25 日，联邦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援引司法部反对起诉现任总统的长期政策提出动议，撤销针对川普的两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案件，其中一起指控他阴谋推翻 2020 年大选，另一起指控他非法保留机密文件。史密斯的团队在撤诉请求中说：“这一禁令是原则性的，撤诉并不取决于所指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政府举证的力度或起诉的是非曲直，政府完全支持起诉。”就是说，撤诉并不证明他无罪。在佐治亚州，地方检察官指控川普试图颠覆该州 2020 年的选举结果，川普也已经设法无限期地推迟了该案的审理。因为再次当选，川普成功地阻止了所有案子的继续进行。但这不代表他是无罪的。4 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除了法律上，川普在道德上（或政治上）也是劣迹斑斑。川普第一次赢了总统选举后，有人建议他出售自己的企业，以避免以公谋私的嫌疑。但川普选择保持他的企业，只是暂时让他儿子负责经营。他甚至不肯按惯例将企业托付给一个独立机构来管理。这里，川普与他儿子之间的切割可能清晰吗？而且，只要企业还是川普的，就很难避嫌。拜登的问题不就是没避嫌吗？这同样也适用于川普啊。川普在任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在他自己的各个度假胜地，向特勤局收取高达每房每晚 1185 美元的住宿费。他在华盛顿的酒店成了任何想把钱直接放进他口袋的人、机构、组织的目的地；外国政府在那里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共和党候选人和党羽也是如此。有的外国政府还热衷于为川普的企业提供特别优惠。他在任期间不遗余力地为沙特阿拉伯政府撑腰，随后沙特政府为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新创私募股权公司提供了 20 亿美元，尽管沙特政府自己的投资顾问都认为库什纳的运营“各方面都不令人满意”。这次，川普故伎重演，声明他将不拿总统工资。但是，他假公济私的所获可以高于总统工资多少数量级。种种迹象表明，川普将比第一次更明目张胆更大规模地捞钱。竞选期间，川普就开始高价卖川普品牌的东西，从手表、纪念币、数字交易卡、加密货币、金色运动鞋到川普代言的《圣经》，不一而足。当选后又推出了香水。但相比川普家族企业在各种交易中利用其总统身份占便宜的事情，推销川普品牌小商品的所得，就都是小意思了。川普在推销川普品牌的鞋子（MSNBC 截屏）根据《纽约时报》对财务记录的审查以及对了解其财务状况的人士的采访，他的家族企业已经准备好利用他的总统职位，开展各种新的业务。川普执政期间，其家族企业可能会放弃与外国政府的直接交易，但不打算像上次川普入主白宫时那样，承诺放弃所有其他对外交易。报道说，在大选日之前的几个月里，川普的次子、川普家族公司的实际领导人埃里克·川普(Eric Trump)在越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了多宗房地产交易，他还对以色列以及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新酒店项目表现出了兴趣。他目前正在阿曼、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特朗普品牌项目。预计他还将与沙特阿拉伯的房地产公司 Dar Al Arkan 洽谈更多交易，这家与当地王室关系密切的公司已成为他最频繁的新商业伙伴。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川普企业对更直接参与加密货币业务持开放态度。根据世界自由金融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 10 月底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川普及其两个儿子已多多少少地涉入世界自由金融公司这个平台。目前还不清楚该平台最终会是什么样子，但世界自由金融公司已经获得了一笔 3000 万美元的外部投资，投资方是华裔加密货币企业家孙宇晨(Justin Sun)。根据世界自由金融公司发布的一份文件，川普家族的实体 DT Marks DEFI 有权获得代币净收入的 75%，这意味着仅这笔投资就能为川普家族带来价值高达 2250 万美元的意外之财。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前主席蒂莫西·马萨德(Timothy Massad)表示，川普家族与加密货币行业之间的纠葛造成了明显的利益冲突。马萨德说：“这太可怕了。我担心川普家族对世界自由金融公司的兴趣会影响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选择，以及这些人在如何监管加密货币方面做出的选择。” 结语就法律而言，拜登与川普的区别是，一个无罪，另一个犯法了；就道德而言，虽然两人都有错，但程度上可谓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川普的支持者指责拜登道德上有斑点无可厚非，但在他们眼里川普简直就像个圣人一般，这就没办法解释了。如果认为拜登在道德上不可原谅，那就更不该接受川普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为。政治观点不同不是问题。双标才是问题。参考资料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kgnl7qdvjno https://www.wsj.com/us-news/law/judge-wont-toss-trumps-new-york-hush-money-conviction-27caca85?mod=hp_lead_pos2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16/nyregion/trump-immunity-criminal-case.html https://www.wsj.com/us-news/law/special-counsel-moves-to-dismiss-election-interference-charges-against-trump-625b315c https://www.msnbc.com/rachel-maddow-show/maddowblog/even-election-trump-still-selling-lot-stuff-rcna183411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1 00:01
说说女性跨性别者参加体育比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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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最近，跨性别女性能否参加体育竞赛这个话题再次引发全国性激烈辩论。事情的起因之一是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斯巴达人队女排运动员中有一位跨性别女性。在一家保守网站今年四月暴露了这一消息后，圣何塞州立大学所在的西部山区联盟(Mountain West)其他大学的球员提起诉讼，要求禁止该球员参加比赛。圣何塞州立大学的一些相关人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其中包括一名现任球队副队长、前球员和一名最近被停职的助理教练。原告认为，允许该球员参加比赛是歧视女性，剥夺她们的平等机会。原告要求发布禁令，阻止该球员参赛。但科罗拉多州的联邦法官 S. 加藤·克鲁斯(S. Kato Crews) 11 月 25 日裁决，该跨性别排球队员可以继续参加比赛。这个裁决发生于该队一场联盟锦标赛的两天之前。克鲁斯法官在裁决中写道，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先例已经确定，《第九条》（作者注：指《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和第 14 修正案的保护措施适用于跨性别者。鉴于此，看不出原告有胜诉的可能。法官还指出，原告没有尽早采取行动也削弱了他们的胜诉能力。联盟的跨性别者参赛政策自 2022 年开始生效，而这个官司是今年 11 月 13 日才开始的。法官写道，“现在匆忙就这些复杂的问题提起强制禁令诉讼”，在临近比赛的“最后一刻”给被告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体育竞赛最在乎的就是公平体育竞赛的规则必须公平，天经地义。为了公平，男女分赛，青少年分年龄组，举重等项目还对运动员以体重分组。为性少数争取平等权利，本也是出于公平的原则。性少数者由于自己不可控的因素而不能享受其他人理所当然享受的基本权利，不公平，所以我们才要维护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对一个不公平事情的解决方案有可能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平，我们就需要谨慎审视这个解决方案。给予跨性别女性平等权利没错，但具体到是不是可以参加女子运动比赛，或者是不是可以参加所有比赛，的确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男性在运动方面有天然优势，这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跨性别女子也比天生的女性有优势，这似乎也是事实，至少很可能是。这就可能威胁到了公平这个最基本原则。剥夺跨性别女性参加体育竞赛的权力不合理。我们需要做的，是制定出尽可能公平合理的规则。所谓男女睾酮的“正常”范围在运动员中特别复杂去谷歌搜成年男女睾酮的正常范围，最顶端的“人工智能概述”说，成年男女睾酮的正常范围如下所示：男性：300 – 1000 纳克/分升(ng/dL) 或 10.40 – 34.66 纳摩尔/升(nmol/L) 女性：15 – 70 纳克/分升(ng/dL) 或 0.5 – 2.4 纳摩尔/升(nmol/L) （1 纳摩尔/升等于 28.85 纳克/分升）其他地方的标准虽略有不同，但差别不大，比如有说男性成年人的睾酮正常范围为每分升 265 到 923 纳克(ng/dL)。所以，以上谷歌给的“标准答案”似乎是靠谱的。只是，以上“标准答案”虽然适用于通常人，但运动员中往往不乏不那么通常的人。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更给达成共识造成了困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针对国际田联（现为世界田径联合会）对一些田径女选手睾酮水平的规定所产生的讨论。国际田联对女运动员睾酮水平的规定国际田联首次对女子田径运动中的睾酮有所规定发生于 2011 年，当时的规则要求某些天生睾酮水平较高的女运动员，必须服用降睾酮激素，在比赛前至少六个月将血清睾酮水平保持在10 纳摩尔/升以下，才能参加女子组比赛。不少人认为国际田联的规定是为南非奥运金牌得主卡斯特·塞门亚(Caster Semenya)量身定制的。 2009 年的卡斯特·塞门亚。（图源：维基百科）塞门亚在 2009 年世锦赛夺冠后，被要求接受性别鉴定，并在第二年获准重返赛场。后来，她的两组检测结果被泄露：据报道，血液检测显示塞门亚体内的睾酮含量是普通女性的三倍；澳大利亚报纸公布了她的体检结果，显示塞门亚是“雌雄同体”（或称“双性人”）——虽然她的外形是女性，但其体内有睾丸，没有子宫。 2010 年 7 月，国际田联宣布，他们已经与塞门亚达成了一项“程序”，允许塞门亚参加精英级别的比赛，但她必须用药物使其睾酮达标，即不高于10 纳摩尔/升。 2015 年，体育仲裁法庭(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的一项临时裁决将国际田联的睾酮标准规则暂停了两年。塞门亚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摘得 800 米金牌，在 2017 年世锦赛上获得 1500 米铜牌。从此以后，塞门亚拒绝服用任何抑制睾酮水平的药物。 2018 年 4 月，国际田联更新了相应规则，将受限的女子项目范围缩小为 400 米至一英里的女子组比赛，即 400 米、400 米栏、800 米、1500 米和一英里这几个项目。塞门亚对此提起诉讼。2019 年，塞门亚输了官司后，国际田联更新的规定生效，设定了 5 纳摩尔/升的睾酮上限，并在一份附带声明和常见问题解释中说明，该条例仅适用于 46 XY DSD[注]和有睾丸的性发育障碍运动员。 [注]DSD 是 disorders of sexual development 的缩写，指性发育异常。46 XY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患者具有 XY 染色体，但其外生殖器发育不完全或模糊不清。塞门亚最终将国际田联告到了欧洲人权法院。2023 年 7 月她胜诉，法院裁定，塞门亚被剥夺了“充分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使她的申诉无法得到有效审查。但是，归根结底，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是关于她的人权受到侵犯，而不是她的参赛权。这项裁决并没有改变世界田径运动会的规则（现在已得到体育仲裁法庭的认可）。学界对国际田联规定意见不一尽管有学者支持国际田联的新规则，比如杜克大学法学院的瑞裔美籍教授多丽安·兰贝莱特·科尔曼(Doriane Lambelet Coleman)就为国际田联作证，认为女性运动员需要符合特定的生理特征。但国际田联的这一规定受到了广泛的挑战。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卫生系副教授谢里·贝克尔(Sheree Bekker)博士和加拿大卫生研究院性别与健康研究所科学主任卡拉·坦南鲍姆(Cara Tannenbaum)博士在《英国医学杂志》(BMJ)上撰文称，没有有效的测试方法来确定某人是否对睾酮不敏感。贝克尔 2019 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男性血液中的睾酮水平通常高于女性，但并非总是如此……一些男性和女性，尤其是运动员血液中的睾酮水平可能会出现重叠。” 贝克尔和坦南鲍姆认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睾酮水平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她们指出，在一项研究中，446 名男性运动员中有 74 人的睾酮水平低于“正常男性”的下限 8.4 纳摩尔/升，而 234 名女性运动员中有 32 人的睾酮水平高于“正常女性”的上限 2.7 纳摩尔/升。有 11 名女运动员的水平超过了 8 纳摩尔/升。（注意，这里所说的“正常男性”下限和“正常女性”上限与本文前面所列的“标准答案”不同。）国际田联对学界挑战的回应是，5 纳摩尔/升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数字，而是根据国际田联自己做的一项调查研究做出的决定。但很多学者指出那项调查的整个研究过程错误百出，无论是数据收集还是数据分析都不靠谱。而且他们认为，国际田联自己做调查研究，自己制定规则，类似于由香烟公司为吸烟监管提供科学依据，或由石油公司为化石燃料监管提供科学依据，都是不合适的。何况国际田联的研究人员拒绝分享其研究的主要数据。由加州大学博尔德(Boulder)分校领头的一篇论文指出，国际田联这项研究存在“致命缺陷”。第一作者，博尔德分校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说：“几乎在任何其他科学领域，这种程度的错误都会导致论文被撤回。当然，它也不会成为对人们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广泛规定的依据。” 在其研究受到广泛挑战后，国际田联的研究人员改进了数据，重新分析后得出同样结论。但皮尔克和共同作者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分子生物学名誉教授埃里克·博伊(Erik Boye)以及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运动生理学家罗斯·塔克(Ross Tucker)说这一研究的错误依然存在。跨性别女性为女子运动带来了新的挑战上述国际田联对女子田径运动员睾酮水平的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都是针对性别发育有差异的女性，但该条例也可能对跨性别女运动员产生影响。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支持国际田联最新规定的专门从事妇女、体育、儿童和法律方面研究的科尔曼教授，却认为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是不公平的。2016 年，科尔曼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反对北卡罗来纳州禁止跨性别者使用与其性别认同相符厕所的法律。2021 年，她与人合作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认为北卡罗来纳州不应禁止跨性别女孩参加所有女性运动。2022 年，她谴责北卡罗来纳州的 H.B. 358 法案，该法案禁止跨性别女孩参加高中女生运动，因为她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这是不公平的。为此，我特别听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格雷戈里·拉布朗(Gregory La Blanc)对科尔曼长达一小时的访谈，该访谈的标题为“性与性别论述中的常识”(Common Sense in the Discourse on Sex and Gender feat)。访谈中，拉布朗干脆直接说性别是一个类似光谱的东西，每个人散落在其中某一个点。科尔曼似乎不愿意用光谱这样的说法，虽然她同意每个人的情况是独特的。科尔曼说，就是性发育异常的人也对自己有一个性别认可，或男性或女性，而不是认为自己处于两性之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被称为“雌雄同体”或“双性人”。有意思的是，科尔曼在访谈中反复强调男女的不同，说她反对那种为了强调男女平等就不承认男女差异的态度。说实话，这一点深入我心。从而我也理解了科尔曼的务实。承认男女的不同，等于是承认某些性发育异常的人有可能会在某些体育竞赛项目中获得超出公平范围的优势。所以，科尔曼会支持在某些体育项目对某些性发育异常的人给予一定的限制。她强调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科尔曼这样一位坦言性别在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止女性跨性别者参加任何女子体育竞赛，格外有意义。就是说，在科尔曼看来，跨性别对比赛成绩的影响，并不一定大于性发育异常所带来的特定生理特征的影响。那等于是说跨性别者只是类似于 XY DSD 的情况，甚至可能还不如 XY DSD 造成的差别严重。所以，我们真不必对跨性别者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太惊慌。无非就是在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再增加/修改一些限制内容，多面对一个挑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任何参加过竞赛的人，不管是不是体育竞赛，都会发现，不公平的事情或因素到处存在。就好像，即便体育比赛有了年龄分组，举重比赛有了按体重分组，每一个小组里处于两头的人还是有一定的“天然”差别。更何况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受到千千万万种因素的影响呢。每当人们说到比赛规则的公平与否，我总会想到著名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而且每次看见他参加比赛，我就忍不住在心里为与他竞赛的运动员抱不平，因为他体型和身体素质的不寻常，让他“天然”地占尽了先机。如上图所示，菲尔普斯身高 6 英尺 4 英寸，算是高个子。他的手掌很大，给了他巨大的划水能力。他的脚也特别大，基本上可以充当脚蹼。他的脚踝非常灵活，其作用就像鳍（类似于鲨鱼）。稍稍有体育常识的人都知道，游泳运动员身高越高，手和脚越大，优势越大。但这还只是“正常”的优势，就像很多身高马大的游泳运动员所具备的优势一样。菲尔普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还有很多不寻常的优势。一般“正常人”的身高与臂展（即双臂水平伸直时左手指尖到右手指尖的距离）等同，菲尔普斯的臂展却“不正常”地比身高多出 3 英寸，这一反常的特征赋予他的双臂（相当于船桨）超常的推力，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有效率。还有，“一般人”，如果臂长就一定腿长，躯干则相应较短。就是说，人体的比例是有一定规律的。而菲尔普斯几乎处处反常。相对于他的身高和臂展，他的躯干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使他在蝶泳项目上特别占便宜，而他下半身却是不同寻常的短，这有利于减少水的阻力。似乎嫌上面这些优势还不够，菲尔普斯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优势。人体运动时，肌肉会因氧气不足产生乳酸。如果身体不能及时从乳酸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就不利于下一轮比赛。据说，在同等情况下，菲尔普斯体内产生的乳酸只有别人的一半，这大大缩短了他的恢复时间，也使他能够耐受更长时间的游泳而不减慢速度。上图是对菲尔普斯所拥有天然优势的总结，其中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还包括一项“超强的肺活量”，这使他在比赛中能够保持强劲的动力，而不易疲劳。记得大学体育课上女生最怵的往往是跑 800 米。有一次体育老师给大家测肺活量，我们都很努力地吹出自己的极限，但隔壁班一个山东来的女生随便一吹就超出了我们所有人，老师顺口说了句：“所以她跑 800 米那么轻松呢。”原来我跑 800 米那么辛苦，就是差了这点肺活量啊！在菲尔普斯的巅峰时期，看见不少非常有实力的游泳运动员，那种搁任何时候都可以拿金牌拿到手软的，只因为与菲尔普斯在同一项目比赛，屈居第二时，我总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说生活中不平等到处存在。而运动员的“天然”优势，并不局限于睾酮水平。但是，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同行运动员，大家都承认，菲尔普斯取得惊人成绩的最主要因素是两个词：奉献和努力。优秀运动员都有与生俱来的“求胜欲望”，菲尔普斯也不例外。遗传因素只是助力，是第二因素。我记得曾经读到的报道说，与菲尔普斯同队训练的运动员都说，菲尔普斯训练时的专注和努力，没有任何人能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运动员每天都要在泳池里游至少几十个来回。这是一种非常无聊的训练，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游。只有菲尔普斯从来不听音乐，他自始至终、每时每刻关注着自己的每一个动作。结语我们总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只是尽最大可能去寻找、发现一个最接近公平的点。那么，如何制定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的规则，大概是所有试图寻找最公平点的事情中最具挑战的之一。根据美国排球协会网站，该组织要求出生时被确认为男性的运动员，在接受了激素治疗后，睾酮水平低于每升 10 纳摩尔，才能参加女子组比赛。但有人认为每升 10 纳摩尔远远高出了女性的最高水平，已经在成年男性的典型范围内。这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诉讼，要求禁止跨性别女子排球运动员参加西部山区联盟的比赛。我的感觉是，这次克鲁斯法官虽然允许跨性别女运动员参加比赛，但并没有强硬地将原告驳回，只是他不认为原告最终能打赢这个官司。同时，从时间点上来说，他也希望能够体现出公平，不在被告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申诉的情况下做出对被告不利的判决。这个裁决对西部山区联盟这一赛季也许是个句号，但这类案子肯定会越来越多，关于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比赛公平与否的争论也只会愈演愈烈。这不一定是坏事。跨性别者参加体育比赛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是涉及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不同的运动项目考量的方面可能会不同，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也有很大区别，有争议很正常。我们需要做的是，尊重科学，尊重学者的研究结果，同时还需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和允许试错的耐心。我这里说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是广义的，并不只是针对跨性别者。因为，很可能跨性别者和非跨性别者在不同情况下都承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我们不应该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不赞成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体育竞赛，不代表不该理解并承认她们是女性，更不应该一口一个“男人参加了女子运动”。她们值得最起码的尊重。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25/us/san-jose-state-volleyball-transgender.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28/us/trans-volleyball-san-jose-state.html https://www.cbsnews.com/sanfrancisco/news/mountain-west-conference-title-ix-complaint-findings/ https://www.nbcbayarea.com/news/sports/sjsu-womens-volleyball-coach-team-captain-file-title-ix-lawsuit-against-mountain-west-conference/37106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sport/2019/mar/20/testosterone-limits-for-female-athletes-not-backed-by-science-say-academ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stosterone_regulations_in_women%27s_athletics 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323085#typical-levels https://www.theguardian.com/sport/2023/oct/28/athlete-caster-semenya-interview-im-a-woman-im-a-different-wom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c_Vila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riane_Colem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aNVjWirnM https://www.scienceabc.com/sports/michael-phelps-height-arms-torso-arm-span-feet-swimming.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michael-phelps-perfect-body-swimming-192100503.html https://www.runnersworld.com/news/a43401709/world-athletics-new-regulations-dsd-transgender-athletes/ https://www.colorado.edu/today/2019/02/08/testosterone-limits-female-athletes-based-flawed-science 【延伸阅读】一对同性恋企鹅的爱情故事（附视频）来自华裔跨性别孩子家长的一封信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6
正义补丁：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为何引发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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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美国华人杂谈”，想要了解美国华人关心的时政、社会和民生重要话题，请关注“美国华人杂谈”与网站Justicepatch.org。作者 | 胡安全文共 4533 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最近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被枪杀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据报道，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的主要动机很可能是美国医疗体系的不公正。他本人患有严重的背痛，而管理着逾5000万美国人的联合健康保险以拒绝理赔而著称。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枪手辩护甚至欢呼，许多人开始倾诉对医疗保险费用居高不下的不满，跟医疗保险公司扯皮的沮丧和愤怒。汤普森的讣闻帖子收获了几万个“哈哈”就是证明。在我看来，这种关注来得太晚：今年6月，《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美国人为了各种物价感到愤怒，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完全搞错了》引起了我的共鸣，文章指出，美国人最应该关心的不是鸡蛋和麦当劳的价格，而是大额固定成本，即我们常说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儿童保育。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这些固定支出也常被戏称作是“呼吸费”。遗憾的是，在这两个选举周期里，这些巨额支出经常被两党政客忽视，选民因此也不再将它们列为首要任务，但事实上，这些成本不断侵蚀中产阶层的储蓄，蚕食民众的幸福感。曼吉奥内在被捕后传出的宣言部分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愤怒情绪。他写道，随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市值的增长，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没有增长。他的宣言还谴责那些“继续滥用我们的国家以牟取暴利的公司，因为美国公众允许他们逍遥法外”。一个可以感知的现状是，所有人都觉得已经花了不菲的医疗费，但获得的医疗服务和支出不成正比。我自己跟联合健康保险的交道也绝对谈不上愉快，我因为腰痛需要接受MRI检查，但保险公司拒绝了我的理赔要求，我和客服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电话，但最终为了尽快获得治疗而决定自费检查。我相信在美国，有数百万人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再怎么不爽也很难找到更好的选项，美国最主流的医疗保险就是联合健康、Elevance（Anthem BCBS的母公司）、凯泽永久(Kaiser Permanente)、Centene和信诺(Cigna)这几家，它们作为营利性公司，主要是向华尔街、而不是患者负责。统计数字支持这种情绪：医疗保健在美国是个5万亿的产业，美国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医疗自付负担逐年增加，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目前为每人每年1400美元。这里的保险费用更高。这里的处方药价格更高。这里的手术费用更高。这里的急诊费用更高。这里的行政成本很高。这些成本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在预期寿命、可预防住院率、自杀率和产妇死亡率这些关键指标上表现非常差，可以说，美国人总体来说很不健康。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医疗保健系统也非常不满。盖洛普12月6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医疗保健质量的正面评价现在处于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健康政策机构KFF总结称，在2023年民意调查中，58%的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内遇到过医疗保险问题，其中有一半人无法解决问题。此外，受访者表示，光是支付保险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困难。这些障碍不仅仅只是给病人和家属带来不便，它们会对患者的健康产生真正的影响，对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根据两党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研究基金会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8月份的一项研究，高额的免赔额和共付额导致近四成工作年龄成年人推迟看医生和开处方。该研究称，那些接受治疗的人可能会背上医疗或牙科债务，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年龄成年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种体系甚至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连富人都会深感委屈。民调专家迈克尔·佩里(Michael Perry)对《纽约时报》说，几年前，他会听到消费者对医疗保险的看法不一，一般来说，较富裕的人对他们的保险计划评价较高。他说：“我再也听不到这种说法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好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健昂贵、复杂、效率低下、濒临崩溃，问题千头万绪，恐怕几十本书也难以穷尽。我们先说一点：也许你厌恶医疗保险公司，对年薪1000万的公司CEO被枪杀也很难生出同情，但这是集体的失败，很难找出一个行业能对美国医疗的失败负责。让人分心的指责游戏在现代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初期，构成医疗部门大部分的私营企业是盟友。美国健康保险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就业挂钩，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非老年人是通过雇主获得的医保。这就有可能导致越弱势的群体越难获得医保，他们可能没有全职工作，也更有可能遇到不提供医疗保险的雇主。失业也可能会危及人们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现在，大约2500万美国人仍未参保。这是历史造成的。二战期间，由于工人减少，雇主发现提供医疗保险是吸引员工的一种方式。此外，战时征收的税款非常高，旨在阻止战时牟取暴利。但是，1943年美国国税局税务法庭做出了一项裁决，规定医疗保险福利不征税。这项裁决在1954年编入法律，确认公司可以免税向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结果是，对工人来说，一美元的医疗福利比一美元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一美元的医疗福利是免税的，而一美元的工资要纳税。在20世纪中期，医生们也强烈地捍卫着私人保险。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和它的同僚们，非常希望国家通过私人雇主赞助的保险来覆盖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政府计划，并大力游说将后者扼杀在摇篮里。 1965年，他们容忍了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创立，以覆盖原本无法投保的人群，但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再次联合起来，阻止了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努力。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医院和制药公司可以提高价格，保险计划可以将涨价转嫁给雇主，反正雇主的健康福利免税，这使得涨价更容易接受。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限制了他们的支出，但市场的私人部分创造了增加利润的机会，他们可以为了这部分利润而暂时团结。但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婴儿潮一代迈入老年，而医药研究在取得重要而昂贵的进步，这就导致价格继续上升。如今，即使对有保险的人来说，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也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奥巴马医改法案不顾行业反对而获得通过，是私营部门政治势力松动的第一个迹象，保险公司、医院跟制药行业不再是铁板一块。最近拜登政府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包含了一项允许医疗保险与制药商协商价格的条款，在20年前，当大型制药公司游说国会禁止此类政策时，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政治重组使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医院行业相互对立。在这段时间里，战线变得更加清晰，每个部门都把病人对医疗系统的失望归咎于其他部门：医院指责制药公司（收取高昂的价格）和保险公司（限制福利和理赔范围）。制药公司指责保险公司（向患者收取高昂的自付药费）和医院（利用340B等技术项目人为地提高利润）；他们还指责在药品制造商、计划和药店之间进行协调的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s）保险公司指责医院和制药公司（对他们的服务和产品收取过高的费用，而患者则需要承担更高的保费和自付费用）。病人指责所有人（因为他们面临的高昂费用，也因为这个复杂的系统让他们痛苦不堪）。美国医疗保健的集体失败需要明确的是，医疗保险公司已经饱受诟病。在《平价医疗法案》之前，他们直接拒绝为有严重既往病史的人承保。《平价医疗法案》出台后，他们受到的约束更大了，但关于保险计划拒绝理赔的报道层出不穷。他们甚至用人工智能来做这件事。联合健康就一直被指该公司利用算法拒绝理赔。这个算法是怎么回事呢？比如一位老人中风后接受治疗，出院后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康复。算法会根据同龄人的病史和康复情况推算出此人在康复医院里住院的时长，比如说，14天。在超过14天后，即使这位病人仍然无法生活自理，但保险公司将拒绝承担后续的住院、康复和理疗费用。我们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大数据可以确保70%的病例都能得到高效管理，确保检查和治疗不被滥用，但是用这个不成熟的系统来处理个体化的病例，就很有可能导致无数的错误和悲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制药商身上，他们暂时处在观望状态。他们对医疗保险公司、药品福利管理公司和医院的批评，以及这些实体如何在药品报销过程中窃取资金，有一定的道理。但制药公司也夸大了他们收取的高昂价格对资助新疗法研发的必要性。想想看，当美国人迫于成本压力，必须去墨西哥买胰岛素和EpiPen（过敏急救药）这种专利早就过期的药物，这怎么能证明大型药厂定价的合理性？保险和制药行业指出，医院和医生是美国医疗保健成本的最大驱动因素，这一点没错。大多数医生的报酬都非常丰厚，而且这一行的门槛很高，这就减少了医生的数量，使得获得医疗服务更加困难，每个病人的医疗费用也更高。然而，医疗服务提供者对于医疗保险公司的抱怨也不无道理。比如，医生和医院必须先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事先授权，克服其他官僚障碍，才能为病人提供进一步的治疗。美国医生可能挣得更多，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在行政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更多。这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服务机器，和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人们受够了。在疫情期间，医疗保健行业的人气一度飙升，但盖洛普民调显示，他们的支持率已回落至31%，51%的人表示不满意。只有18%的美国公众对制药行业持好感；60%的人持否定意见。医护人员享有最高的支持率，但是，尽管美国公众对护士的喜爱程度仍然很高，但对医生和医院的好感度却在下降：对医生的好感度从2003年的81%降至2023年的69%，对医院的好感度同期从70%降至58%。美国医疗体系的失败是一个集体问题，这是几十年来整个体系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的结果。即使是公众也常常有相互矛盾的愿望，比方说，大量民众既喜欢全民医保这个想法，但又希望这个市场不要有政府来参与。这两种冲动之间的冲突，有助于解释美国医疗改革的艰难斗争。需要肯定的是，这些年来美国医疗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未参保率仍然过高，但在平价医疗法案实施十年后，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医疗保险可以协商药品价格，老年人的自付药费现在首次有了价格封顶。没有人应该为美国所有的医疗保健问题负责，即使是医保公司CEO。早在我们大多数人出生前，这些问题就在不断恶化。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这将需要切断行业的相互指责：每个行业都需要某种改革。但也许，首先需要做的是问责，在选举时，我们需要多问问候选人，他们是否想为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做出贡献，他们对预防、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有何看法。欢迎在旧金山的你在2025年1月11日参加辟谣吧、正义补丁和美国华人杂谈的首次线下读者聚会！本次活动参会名额先到先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表格报名。美国华人苦谣言与假新闻久矣！作为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旗下的非营利、无党派中文新媒体平台，过去三年，我们联结了超过30万中文网站读者和6万微信读者，致力于将移民权益、社区安全、教育、经济与社会正义等关乎华人社区的准确信息传递给每一位移民社区成员。终于可以与你“奔现”！我们期待与你深度联结，倾听你的反馈、需求与建议。编辑团队与主创作者也将分享他们的创作理念与幕后故事，并与你一起头脑风暴中文新闻传播的未来方向。有深度，有趣味，有倾听，更有联结。时间：2025年1月11日（周六），5pm-7pm PT 地点：加州旧金山唐人街（详细地址将通过邮件通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5
正义补丁：川普内阁雏形已现，在美华人将如何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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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美国华人杂谈”，想要了解美国华人关心的时政、社会和民生重要话题，请关注“美国华人杂谈”与网站Justicepatch.org。作者 | Terry 全文共 4831 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近期，当选总统川普的新一届美国内阁人选已经出炉，在之前的文章《卫生部部长怀疑疫苗，环保局局长否决清洁空气立法，以下是川普2.0前瞻》中，我们对初期已经明确的部分提名内阁人员和重要官员进行了介绍。今天的文章将聚焦于部分与在美华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新政府人选，通过梳理他们过去的背景、行为和言论，以提醒读者：未来四年，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来说，可能会面临更不利的社会环境，因此也更需要大家紧密团结、大胆发声。两大反移民急先锋联手入阁川普2.0政府 “边境沙皇” 汤姆·霍曼 11月10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对霍曼的任命，在这条帖子里，川普称“霍曼将加入川普政府，负责国家边境事务（边境沙皇）”，“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主导我们的边境政策。霍曼将负责驱逐所有非法入境的外国人”。汤姆·霍曼从1984年加入美国移民管理部门，历任边境巡逻队员、探员和主管。2013年在奥巴马政府，他被任命为美国边境和移民管理局(ICE)的副局长，负责非法移民驱逐和遣返工作。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霍曼曾担任ICE局长，并推行了备受批评的“骨肉分离”政策。根据这项政策，联邦当局将5500名儿童和婴儿与他们一起进入美国的父母或监护人分开。成人被起诉并被关押在联邦监狱或被驱逐出境，儿童则被置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监管之下。在移交给 HHS 之前，一些儿童在拥挤不堪的边境拘留中心度过了三周或更长时间。有报道说，在那里他们只能吃到极少的食物，没有干净的衣服或洗澡设施，也没有成人看护，年仅十岁的女孩在照顾年幼的孩子。 2018年一处美国边境拘留中心的景象，孩子们被迫与父母分开，集中羁押在这里。图片来源：美国海关与边境管理局除了在边境管理中采取非人道的强硬政策，霍曼还参与了保守派政治纲领“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编写。这份近1000页的文件中含有一项令人不安的条款，尽管只有两句话，但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允许红州的驱逐大军突袭最私人、最神圣的地方，特别是学校、医院和教堂。 2018年以来，霍曼一直在福克斯新闻台担任评论员，经常宣扬所谓“美国边境受到入侵”、“边境危机是民主党人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永久掌权”、“非法移民都是犯罪分子”等言论，这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取代”阴谋论不谋而合。秉持着鲜明的反移民立场，霍曼在2018年卸任ICE局长后，与多个反移民的白人至上组织关系紧密。例如 2018 年，他在白人民族主义者约翰·坦顿(John Tanton)创立的反移民仇恨组织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发表演讲，为川普政府的儿童分离政策辩护。此后，又在多个白人至上组织的活动中被奉为座上宾。在今年10月底，霍曼接受CBS的《60分钟》节目采访时曾说，“（包含非法移民的）家庭应该整个被驱逐。” 当记者追问他：“为什么身为美国公民的孩子要收拾行李，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霍曼说：“因为他们的父母绝对是非法入境的，他们的孩子知道自己是非法入境的。所以是他制造了这场危机。”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所说的“边境沙皇”这一头衔，究竟是让霍曼重返ICE局长的位置，还是在政府中担任其他关键的反移民角色，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位对移民有着深刻成见、与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团体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人，将是对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位华人移民的威胁，当然也包括合法移民。斯蒂芬·米勒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的顾问、移民强硬派斯蒂芬·米勒将接管过渡时期的政策规划工作，并有望被任命为川普政府的副幕僚长。米勒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现在仍然是川普重要的顾问和演讲稿撰写人。自川普大选获胜以来，他一直参与川普的早期过渡规划会议，预计将在政府人员配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与移民政策有交叉的角色方面。在过去两年里，米勒还一直在制定大规模驱逐出境的详细计划。他在去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概述了这些强硬的移民政策。这些计划将以多种方式限制合法和非法移民，包括围捕已在美国的无证移民，并在将他们驱逐出境之前将他们关押在营地里。而据美联社报道，米勒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他作为川普的演讲稿撰写人和移民政策的主要设计师而崭露头角。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描述移民威胁美国的末日景象，他的言论主要针对非法入境者，但也主张限制合法移民。米勒10月在川普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说：“美国属于美国人，也只属于美国人。”(America is for Americans and Americans only) 在我们的文章《川普要对移民做什么？驱逐无证移民，限制合法移民，重审归化公民，终止出生公民权》中提到，川普第一任期内一系列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背后，大多都有米勒的身影，包括当时推出的公共负担原则、暂停DACA计划、改革H-1B签证发放机制等。这一系列政策，要么限制移民申请绿卡，要么减少童年抵美者通过DACA计划继续合法地留在美国，要么限制留学生毕业后申请H-1B工作签证，以便合法留在美国。因此，当确认米勒将再次重返白宫，操盘川普政府2.0的移民政策后，大量印度媒体都发出了预警。媒体《India Today》写道，在米勒的影响下，川普的第一届政府时期，H-1B 签证拒签率飙升，H4 EAD工卡续签(H-1B签证持有者配偶的工作许可)的处理速度大幅放缓，扰乱了成千上万在美国定居的印度家庭。可以预计的是，这些政策也将影响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正常获得签证、在美完成学业，以及进一步实习和工作。事实上，米勒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视从他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西班牙语媒体Univision在2017年采访过米勒的几位高中同学，他们说米勒的朋友很少，而且都只是白人。他们说，米勒经常取笑那些英语不好的拉丁裔和亚裔移民的孩子。未来四年，极端反对移民的斯蒂芬·米勒再次返回白宫，很可能再次推动一系列驱逐非法移民、限制合法移民的政策，配合上前文提到的强硬反移民执行者汤姆·霍曼，将对美国的华人移民社区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右翼政客集结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反华情绪除了以上两名将主导未来四年美国移民政策的关键人物，川普最近通过社交媒体公布提名的新人选中，也出现了大量右翼政客的身影。这批人走上前台后，可能释放出一系列中国威胁论，煽动反华排外情绪，也将伤害到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已被提名为下一任国务卿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一直是国会中的对华鹰派人物，一度主导了多部对抗中国的立法。由他执掌美国外交，将给未来四年的中美竞争定下基调。而被川普提名为国土安全部长人选的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则在今年早些时候，谎称中国实体正在接管美国的食品供应链。克里斯蒂·诺姆今年3月，诺姆在美国国会的一次立法听证会中说，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农业用地增加了 5300%。中国拥有约 38.4 万英亩美国农业用地，价值约 20 亿美元。中国已经具备了影响美国农业的能力。这样的言论让对农业非常重视的美国政坛一片哗然。然而，诺姆提到的这些数据是否真的支持她的结论呢？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农业经济与政策教授David Ortega在2023年前往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现实情况是，中国政府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不直接拥有美国的任何农业用地。中国人（包括个人和企业实体）拥有的美国农业用地共计34.6万英亩，只占美国所有外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不到所有外资农业用地的 1%。中国实体在美国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中的持股比例仅为 0.03%，大大低于荷兰、葡萄牙和卢森堡的投资者。相比中国实体，来自17个国家的实体在美国农业用地上拥有更大的份额。 David Ortega参议院作证的证词。专家的数据很清晰地反映了实际情况，而政客则通过扩大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政治利益。类似的还有被提名为环保部长的李·泽尔丁(Lee Zeldin)，他曾担任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The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AFPI)、中国政策行动主席。该智库成立于2021年，由一些川普的前任幕僚发起，旨在推动川普的政策议程。泽尔定利用AFPI这一平台，宣扬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土地的潜在威胁。而被提名为内政部长的道格·伯格姆(Doug Burgum)，他大力支持在美国多个州颁布实施的种族主义土地所有权禁令，这些禁令旨在将中国移民购买房产的行为定为犯罪。随着川普上任后，他提名的这些右翼政客上台，必将利用更大的平台、更高的媒体关注度渲染中国的威胁。这些言论很可能再次引发的美国社会对中国、乃至华人和亚裔社区的敌意。别忘了，川普本人在2020年疫情期间，就曾公开把新冠病毒成为Chinese Virus，一度导致美国社会对亚裔社区的仇恨攻击事件激增。根据非营利机构“停止歧视亚太裔”(Stop AAPI Hate)的统计，2020年和2021年，由于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和川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污名化，全美各地录得的仇恨攻击亚裔事件分别达到4431起和5708起，而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下降到1381起和735起。由此不难看出，最近两年，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社区所经受的社会敌意有所缓解，但随着川普上台，他本人和他所选择的一系列对华鹰派政客和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很有可能再次放大中国威胁论，将美国本土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并持续向美国民众煽动对中国的敌意，最终波及到在美华人的基本人身安全。对此，“停止歧视亚太裔”指出，川普无原则的幕僚和内阁人选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无论其公民身份或民族血统如何。历史表明，针对亚裔移民的仇外政策和言论还会助长种族歧视和反亚裔情绪，从而对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广大亚裔美国人社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他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既不关心亚裔移民的安全、权利和自由，也不关心美国公民的安全、权利和自由。” 在这个很多人备感不安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彼此相联！欢迎在旧金山的你在2025年1月11日参加辟谣吧、正义补丁和美国华人杂谈的首次线下读者聚会！本次活动参会名额先到先得，欢迎点击链接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表格报名。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2
枪杀医保公司CEO凶嫌落网，枪击为何引来网友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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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nman)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拖延、拒绝、辩护：保险公司为何不赔付以及您能采取什么措施》的书，该书讨论了医疗保险公司如何避免支付病人的索赔。到周四时已跃居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南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教授布莱安娜·福克斯(Bryanna Fox)对福克斯表示，有证据表明枪手将自己视为“蝙蝠侠式的人物，为他认为自己代表的人寻求正义”。联合健康惹众怒联合健康保险是美国市场份额最大的健康保险公司。该公司因被指控系统性地拒绝为患者提供护理而经常成为活动人士的抗议对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像联合健康这样的公司与其说是提供医疗服务，不如说是阻碍人们获得医疗服务。今年10月，参议院的一份小组报告发现，联合健康的急症后护理拒绝率“从2020年的10.9%飙升至2021年的16.3%，再到2022年的22.7%。”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声称联合健康保险的索赔拒绝率是业内最高的，高达32%。这一数据来自个人理财网站Value Penguin，该网站称，该比率是根据市场上销售的计划的网络内数据计算出来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为近三分之一的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Advantage)参保患者提供保险。该计划由政府资助，由私营保险公司协助实施，保险公司为每名参保患者收取固定费用，并通过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来获取利润。《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现，这些私营保险公司为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每年从政府那里收取数千亿美元，并向医疗保险计划多收约100亿美元；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曾通过诉讼来逃避偿还多收费用的义务。 2019年，美国癌症患者自费支付了约162.2亿美元的癌症治疗费用。与此同时，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去年报告的利润约为330亿美元。这意味着仅一家保险公司就可以支付每个美国人的癌症治疗费用，并且仍然可以获得近170亿美元的利润。联合健康保险公司使用了名为“nH Predict”的AI模型，该软件模型为患病患者提供算法护理建议。该模型被指控存在缺陷，导致保险公司“过早且恶意地停止向老年受益人支付保险金”，给他们带来了医疗或经济上的困难。 2023年的一起集体诉讼指控该算法的“已知错误率”高达90%。诉讼中引用的一些患者的故事令人震惊：田纳西州的一名男子摔断了腰，住院六天后被转移到疗养院住了十一天，然后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通知他将在两天后停止护理。经过几轮抗争，该男子离开了疗养院，四天后去世。他们的家属指控该医保巨头其故意使用有缺陷的人工智能算法，拒绝为老年患者提供医生认为必要的长期护理。于2023年11月在明尼苏达州联邦法院提起的该诉讼声称，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非法拒绝“根据医疗保险优势计划应向老年患者提供的护理”，“老年人被过早地赶出全国范围内的护理机构，或者被迫耗尽家庭储蓄以继续接受必要的医疗护理，这一切都因为[联合健康保险]的人工智能模型与他们的实际主治医生的判断‘不一致’。” 去年，美国司法部对汤普森领导的这家全美最大保险公司的私营公司是否不公平地限制竞争对手并实施垄断展开了调查。今年5月，好莱坞市消防员退休基金对汤普森和其他高管提起诉讼，指控这位首席执行官在抛售超过31%的股份并获利1510万美元之前，未向投资者告知联邦调查一事。在法律文件中，该基金表示，汤普森和其他公司高管在四个月内出售了价值超过1.17亿美元的联合健康普通股，而在此期间，内部人士知晓了联邦反垄断调查，但公众并不知情。随后，美国最大的州公共养老金基金 — — 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于10月加入投诉，并提交了一份修正案，要求对包括汤普森在内的联合健康高管进行陪审团审判。 7万个“大笑”表情符凸显民众对医保不满美国人的人均医疗支出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2022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是12555美元，远超第二名的瑞士的8049美元。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美国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监管有限，医药行业的费用水涨船高，导致保费年年上涨，成本回过头来又摊在患者头上。过去的一二十年，美国医保的保费年年增长，已经远超过个人收入的涨幅和通胀的幅度。政府似乎也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奥巴马时期颁布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又称奥巴马医保法）改革力度很大，为更多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保。奥巴马医保提出后，保险公司又趁机上涨一波保费。从CEO汤普森遇袭身亡以后网友的普遍反应（一片欢呼声）来看，天下人苦秦久矣。在周三早间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里，社交媒体上爆发了对保险业愤怒声讨。成千上万的社交媒体用户对这起谋杀案几乎没有表达任何同情。截至周五，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母公司发布的一则悼念汤普森的帖子获得了超过8.2万个回应，其中7.6万是“大笑”的表情符号。该帖子已被禁止评论。 CNN在网上发布的一段枪击视频下有这样的评论：“向他的家人致以哀思和免赔额（deductible），但是很不幸我的哀悼不属于赔付网络之内。” 在TikTok上，一位用户写道：“我是一名急诊室护士，我看到垂死的病人被保险拒绝，让我觉得恶心。因为这些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我实在没法同情他。” “我每月支付1300美元的健康保险，免赔额为8000美元（每年23000美元）。当我最终达到免赔额时，他们拒绝了我的索赔。可他，一个月赚100万美元，”TikTok上的一条评论写道。 TikTok上的一位女性表示，她曾为残疾的儿子申请一张专用床，却难以获得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理赔。在调侃之余，也有许多用户提醒人们真正去关注医疗保险体系运作的方式，以及它对医护人员带来的威胁和伤害。 Reddit的r/nurses论坛上一位帖主（其个人资料显示她是一名重症监护室护士）写道： “老实说，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但如果你是不辞辛劳、通过为别人平添痛苦赚了很多钱，我很难对你的死亡产生同情。我相信在某地，总会有人对事件感到难过。我无非是在效仿他的冷漠态度罢了。” 私人保险公司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并为高管们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薪酬。医疗保健公司已投入数十万美元来保护高管，而医护人员同样被要求承受医疗体系带来的愤怒和恐慌——但他们无法得到专业的保护。研究发现，医护人员遭遇职场暴力的可能性是其他行业员工的五倍，而且他们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的风险也在上升。研究发现，在大规模枪击案中，行凶者并不认识受害者，而医疗保健环境中的袭击通常是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美国护士联合会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作场所暴力风险是护士和其他医护工作者面临的严重职业危害。医疗机构中经常发生的无数袭击、殴打、侵犯和暴力威胁行为表明，全国医护工作者面临的暴力行为呈日益增多的可怕趋势。” 谋杀不能解决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缺陷纽约客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对汤普森的谋杀是美国人嗜好暴力的一个表象。美国人对保险公司高管死亡的“幸灾乐祸”既表明了公众言论的粗俗化，也表明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缺陷感到愤怒。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对医疗保健行业持积极看法。在盖洛普民意调查的25个行业中，只有石油和天然气、联邦政府和制药公司受到的批评比它们更多。大多数美国人完全依赖私人医疗保险公司的服务。该系统旨在将成本控制在足够低的水平，以便盈利。因此，保险业急于通过拒绝为人们提供医疗服务来节省资金，而这确实给民众、尤其是最脆弱的民众造成了实际的、可预防的伤害。对于那些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关系的病人来说，医疗保险理赔被拒绝，可能会立即让他们的生活轨迹转向破产、痛苦和死亡。但那些为汤普森之死欢呼的人认为，取消病人的药物或拒绝他们接受必要的手术是不道德的，应该被处以死刑。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人们确实有愤怒的理由——但即使是合理的愤怒也不能成为谋杀的理由。问题在于医疗保险系统，而不是首席执行官。只要美国大部分医疗保险都是私营企业经营，它就会按照这种逻辑运作。不满的美国人应该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更换保险公司，或选出能够改革现行制度的政客。汤普森去世后引发的反应表明，许多人显然认为这两种选择都不符合国家的真正需求。暴力可能会让医疗保险系统暂时收敛。安泰蓝十字蓝盾公司(Anthem Blue Cross Blue Shield)提出了一项新政策，从2025年开始，在某些州，如果手术时间超过预先规定的时限，公司将不再支付麻醉费用。周四，该公司暂时撤回了这一政策，以回应公众的愤怒，尽管目前仅限于康涅狄格州。但这种回应显然表明，美国社会存在着更大的问题。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的立场和观点。关注我们，不再失联电报频道t.me/piyaoba 查看更多精彩文章，请前往正义补丁网站justicepatch.org 参考资料： https://www.cbsnews.com/news/united-healthcare-ceo-brian-thompson-shooting-bullets-words-written-on-them/ https://www.cbsnews.com/news/unitedhealth-lawsuit-ai-deny-claims-medicare-advantage-health-insurance-denials/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05/nyregion/peak-design-backpack-brian-thompson-shooting.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bMTH0priU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4/12/05/nyregion/unitedhealthcare-brian-thompson-shooting-maps-photos.html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the-lede/what-the-murder-of-the-unitedhealthcare-ceo-brian-thompson-means-to-america https://www.reddit.com/r/TrueReddit/comments/1h9bciv/a_man_was_murdered_in_cold_blood_and_youre/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05/nyregion/social-media-insurance-industry-brian-thomps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4/12/09/nyregion/uhc-ceo-murder-suspect https://people.com/luigi-mangione-suspect-fatal-shooting-brian-thompson-ghost-gun-8758386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luigi-mangione-unitedhealthcare-ceo-shooting.html https://www.linkedin.com/in/luigi-mangione/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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