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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数据预计显示通胀缓和欧洲央行行长暗示将进一步降息

欧洲央行（ECB）行长拉加德周一（9月30日）在布鲁塞尔表示，她相信通货膨胀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到欧洲央行的目标水平，并且不排除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Heidi10-01 16:57

美国多州受灾严重基础设施恢复遭遇难题

美国总统乔·拜登回击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指控。此前，这位前总统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联邦对飓风海伦的反应提出了一些说法。

丰雪鑫9910-01 16:38

加拿大人口管理“失控” 移民局拿留学生人数说事儿进一步限制国际学生人数

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在2025年进一步限制允许进入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人数。这是政府最新的移民相关措施，以解决加拿大人持续存在的住房和负担性问题。

佳华16810-01 16:18

【直击亚市】中国暴涨后进入国庆长假！日本新首相确认，小心以色列定向地面突袭

为，全球风险资产将在年底表现良好，因为宏观经济背景和增长比之前预期的更具韧性。因此，近期市场的叙事已从对美国经济放缓的质疑转向对美联储剩余时间内降息幅度和速度的关注。” 市场也在为以色列开始在黎巴嫩的“定向地面突袭”消息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准备。投资者评估中东冲突扩大的风险时，油价持稳。在澳大利亚，8月零售销售额增长超预期，税收减免和较暖的天气促使家庭支出增加。受该数据提振，澳元表现优于其他主要货币。澳大利亚铁矿石矿商的股票下跌，因为铁矿石价格在周一升至7月初以来的最高点后略有回落。在日本，交易公司股票继续上涨，原因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聘请银行进行潜在的日元债券发行。中国市场在周一创下16年来最大涨幅后，进入为期一周的假期。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9月MSCI中国指数的表现超过剔除中国股票的新兴市场指数，差距近22个百分点，这是自1999年6月以来最大的表现差距。

云涌10-01 13:18

害怕错过历史性反弹！投资者急于入市，A股暴涨可持续牛市开始了？

是北京推出足够规模的刺激措施以成功扭转宏观经济基本面。” 周日的最新发展是北京上周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刺激措施中的最新一环——从大幅降息到财政支持，旨在提振疲软的经济。这点燃了此前因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担忧而徘徊在多年低点的中国股票市场。周末还开户特别是对于股票的提振，中国人民银行还推出了两项新工具以增强资本市场，其中包括一项允许资金、保险公司和券商更容易获得资金以购买股票的互换计划。上周，中国央行推出了一项最初规模为5000亿元人民币（713亿美元）的股票购买资金计划，以供券商、基金和保险公司使用。此外，央行还将创建一个300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工具，用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预计这两项计划都将扩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对冲基金经理表示：“2014-15年的牛市是由非法的融资杠杆推动的，这次则是由央行提供杠杆。”他补充道，投资者之所以急于入市，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中国证券报周一发表社论称，重振股市和提振投资者信心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打破投资下降和情绪受损的恶性循环。此前一周还很安静的券商，现在挤满了急于开设账户或借钱交易的投资者。需求之大，以至于清算服务在周末也异常开放，以批准新账户。资金从较为安全的资产中流出，中国30年期国债期货周一跌至两个月低点，上周暴跌3.6%，创下其有史以来最差表现。 Atlantis金融研究院院长Zhao Jian在周日的一份客户报告中写道：“一场规模空前的资金轮动正在发生——数万亿资金正从债券基金、财富管理和其他固定收益产品中转移到股市中。”

风起10-01 10:05

重點關注丨料市場將開始逐漸趨於平靜，注意板塊輪換節奏

恒指或将高位震荡，待上市公司Q3业绩和宏观经济Q4数据发布。新股动态 1. 七牛智能（02567.HK）：9月30日-10月10日招股，招股价2.74-2.86港元/股，每手1000股，预计10月16日正式上市。 2. 荣利营造（09639.HK）：9月27日-10月4日招股，招股价0.57-0.73港元/股，每手5000股，入场费3686.2港元，预计10月9日正式上市。 3. 太美医疗科技（02576.HK）：9月27日-10月3日招股，招股价10-13港元/股，每手200股，入场费2626.22港元，预计10月8日正式上市。重点关注匯豐控股 (00005.HK)：9月27日，斥资2.69亿港元回购386.16万股股份，每股回购价格为69.2-70港元。英国及香港市场共回购797.8万股，共涉及资金5.64亿港元。编辑观点近期港股市场受到政策面的显著积极影响，推动了指数的快速反弹。投资者应关注即将发布的三季度业绩和宏观经济数据，以便更好地评估未来市场走势。市场的波动性将会在基本面兑现期显著增加，尤其是近期涨幅较大的新经济板块。名词解释恒生指数：反映香港股票市场总体表现的股票指数，由香港恒生银行于1969年推出，涵盖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多种股票。南向资金：指从香港市场流入中国内地市场的资金，反映投资者对内地股市的投资信心。相关大事件 2024年9月28日，港股市场受到政策利好的推动，恒生指数显著上涨，突破20000点，显示出市场对未来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10-01 00:10

港股早訊丨傳遞娛樂發佈年度業績，花旗重申華晨中國“買入”評級

力，推动了港股的反弹。企业业绩的发布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化将是未来市场走向的重要参考。投资者应关注政策调整对市场的长远影响，以及各大企业财报所反映的行业趋势。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10-01 00:10

魏加宁：拯救日本经济的不是货币财政政策而是体制改革，中国面临的真问题不是财政刺激

并因此认为，他的这一重要“发现”直指“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但是，在比较了日本经济的现实状况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一理论和政策建议存在着以下瑕疵。 (一)日本银企之间的合作，不是“努力还贷共识”，而是“隐藏信息共谋” 辜朝明指出，日本企业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与银行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双方均不对外声张，企业努力出口挣钱，悄悄偿还银行贷款。“日本企业总是以光鲜亮丽的面貌应对外部媒体和分析人士，……以便将外界注意力从资产负债表转移开，……一旦企业资产负债信息暴露，银行自然会切断它的资金链。” 辜朝明认为，这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人士没能发现“资产负债表衰退”奥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银企之间的所谓“共识”，实际上变成了银企之间的“共谋”，银企双方都存在着“隐藏信息”的强烈动机，导致金融监管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掌握不了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真实状况，使得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一拖再拖，进而使日本的经济衰退长期化。 (二)日本企业出口还贷，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天赐良机辜朝明指出，在日本经济大衰退期间，日本企业的出口表现仍然十分出色，使其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而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日本企业自身的努力，更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天赐良机：一方面日元的持续贬值，提高了日本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全球化全面提速，日本搭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便车。首先，日本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元的持续贬值。尤其是自1999年实施“零利率”政策以后，日本央行一直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到了安倍政府提出“三支箭”的时候，日元贬值仍然是其促进出口的重要助推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从2000年以来，日本的实际有效汇率1962—2022年全球贸易走势指数贬值了53.2%，从而促使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0.4%提升到18.2%。其次，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全面提速，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繁荣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以来，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50.7%一度上升到了60%以上。这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出口订单，不仅促进了日本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也增大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利润，从而使日本的企业有可能(“悄悄地”)偿还银行贷款。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克服衰退的有效“良方”，反而形成了大量“无效投资” 辜朝明指出，“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成为阻止经济萎缩的主要力量”，“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过多的财政刺激不足为虑”。据此，辜朝明建议，政府部门大规模举债，来代替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然而，根据过去多次对日本的实地考察，我们亲眼看到日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导致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使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50%，为七国集团之最。另一方面，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重复建设，有些设施远未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有些设施则伴随着巨大的隐性债务(未来的日常维修费用)。 (四)日本经济走出大衰退，靠的是体制改革，而非刺激政策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一再否认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而“惜借”，而日本经济走出衰退是因为日本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此，我们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最终能够走出“大衰退”，主要原因恰恰是自桥本内阁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首先是1996年，桥本内阁力推政府改革，压缩行政机构。桥本内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将日本的政府部门总数从22个“省厅”(部委)压缩到12个，从过去的“以省厅为中心”转变为“以内阁为中心”。其中，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取消了企划厅(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并将“通商产业省”改成“经济产业省”。其次是1998年，小渊内阁实施“金融大爆炸”改革，有力地推动了金融自由化。 1996年至2000年，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两届内阁，相继推动“金融大爆炸”改革，在5年内修改了40余处涉及金融的法律制度。小渊内阁沿着自由化、公正化、国际化的思路，打破了银行、证券、信托、保险之间的各种准入限制，实现了费率的市场化，强化了金融业的竞争，并且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独立出来，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后演变为现在的金融厅，对整个金融业实行综合统一监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改革就是日本接受了泡沫经济时期的惨痛教训，大力强化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决定。再次是2002年，小泉政府力推“金融再生”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银行业存在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倒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断“放水”，而且严重影响了银企双方的借贷积极性。直到小泉政府上台，在竹中平藏的主持下，大力推进“金融再生”改革，彻底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小泉提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苏”；竹中则把当时的改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动的改革”，即化解不良债权，重组金融机构；另一类是“主动的改革”，提出“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就由民间来做”。前一类改革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逐渐恢复健康，并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一类改革的成效，或许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主管部门放开了出租车的市场准入，但是出租车行业协会又不想降低出租车费，结果就出现了出租车供过于求的局面。最后是2012年，安倍内阁推出的“三支箭”，鼓励民企投资。安倍“三支箭”中的“第三支箭”其实就是改革。安倍内阁甚至还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战略特区”构想。我们曾经到日本考察过一些“战略特区”，发现这些所谓的“战略特区”其实就是学习模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经典做法。连日本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自己都不否认。 2014年，安倍内阁更是强调了改革优先于财政扩张，并在《金融时报》发文称“我的‘第三支箭’就是要打倒挟持日本经济的恶魔”，并且明确提出要对日本经济实施“结构性改革”。所以，日本经济最终能够走出“大衰退”的阴影，靠的是不断地推进改革，而不是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二、从中日两国之不同看辜朝明的“日本药方” 最近，辜朝明在中国香港做了一次精彩演讲，同时对解决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开出了他的“日本药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他的建议不无可取之处，但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疑难杂症”。 (一)中国企业出现“惜借”现象，主要原因并非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理论”指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许多企业开始旷日持久地修复资产负债表，进而集体“躺平”，停止了借贷行为。如今，中国企业也罕见地出现了企业“惜借”现象，据此，辜朝明建议“当公司不借钱时，政府必须借钱”。然而，中日两国虽然同样出现了“惜借”现象，但是，背后的原因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出现“惜借”现象，并非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更不是要追求“负债最小化”，因为当下的中国企业对于资产负债表并不像日本企业那么敏感。我们认为，企业“惜借”的根源是信心不足，由于民营企业政策不够稳定，国际市场订单不断减少，国内营商环境差强人意，即便能够拿到银行贷款也无处可投，更无法偿还。首先，相较于日本企业强有力的信用约束，中国企业对于资产负债表的敏感度相对较弱。其次，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和投资指数持续走弱。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经常出现“消灭私有制”“民营企业卖国论”“民营企业离场论”“国进民退”等错误言论，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长江商学院的“中国企业经营状况(BCI)指数”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前景并不乐观。 (二)中国企业虽然也想“出口还贷”，但是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在辜朝明的理论中，日本企业为了还贷，便努力通过增加出口换取外汇，从而逐步偿还银行贷款。然而，当下由于一些国家采取“去风险化”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企业出口订单不断减少。由于中国制造业的主要产能是为出口服务，过去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市场，一旦市场“脱钩”，势必会出现“产能过剩”。又由于经济学讲的是“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出口受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收入下降，那么，仅仅依靠“内循环”是解决不了生产过剩危机的。面对此情此景，企业不敢借贷应是明智抉择。 (三)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扩张能力有限辜朝明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实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在这方面，中国与日本存在着显著不同。首先，从日本战后的三个时期看：在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务为零；到中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务开始出现；到了低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台高筑。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早在高速增长时期，中国政府就已经债台高筑。现在即使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中国与日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尽管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但大多是中央政府债务，而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况且，日本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下级政府的债务，中央政府原则上是没有兜底责任的。与之明显不同的是，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不少地方官员意识里，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是负有最终兜底责任的。在地方政府缺乏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就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并最终拖垮中央财政。三、日本“大衰退”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综上所述，推动日本走出“大衰退”的真正动力，就是不断地推进改革，而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启示一：正视危机，才能够克服危机要想治病，首先需要承认身体有恙，要去看医生；其次要找对医生，作出正确诊断；然后还要开对药方，抓对药；之后，服药的时候还可能因为药太苦而难以下咽；最后，等到药服下之后，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药力，逐步见到疗效。日本“大衰退”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起初，日本政府迟迟不承认日本经济有病。泡沫经济破裂初期，日本政府还停留在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幻觉当中，不肯承认日本经济有病。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政府力挺世界银行专家撰写了1993年的年度报告，标题就是《东亚奇迹》，鼓吹“东亚模式”，强调“政府作用”。但是，没过两年，1995年日本就爆发了“住专危机”，一些在泡沫经济时期成立的专门给房地产提供贷款的专业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后来，日本政府开始承认日本经济病了，却以为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也就是说，只是头疼感冒而已，用不着动手术。于是，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进行刺激，分歧只是究竟是采用货币政策，还是采用财政政策有效。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才意识到是日本体制出了问题，而且病根就在日本政府自己身上。于是，桥本政府于1996年推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把22个省厅(相当于中国的部委)精简压缩到12个；其次是小渊政府于1998年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再次是小泉政府时期，竹中平藏力推金融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最后是安倍政府提出“三支箭”，其中第三支箭就是改革。只是中国的专家和媒体大都只关注“第一支箭”(货币政策)和“第二支箭”(财政政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第三支箭”(体制改革)。正是因为日本政府首先从自身改革动手，并且坚持不懈地推动市场化改革，才使得日本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因此，拯救日本经济的，既不是货币政策，也不是财政政策，而是体制改革。前两者充其量只是对推进改革的配合，而绝不是主角。 (二)启示二：未雨绸缪，防范危机，兜住民生底线日本自泡沫破裂以后，虽然出现了长期发展停滞和通货紧缩，也出现了政局动荡，有十年左右几乎一年换一个首相，甚至连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也一度被迫下台。但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发生社会动乱。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国内经济虽然持续放缓，但是海外资产却在大幅增加，GNP增长快于GDP增长，因此，必要时日本企业可以将国外资金调回国内，用于偿还国内债务。其次，日本早在高速增长时期就建立起来一整套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尽管在“失去的三十年”里，经济持续下行，许多企业破产，大量人员失业，但是，国民的日常生活还是能够有一定保障的，至少不会饿死人、冻死人。再次，日本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实行地方自治，并且奉行“请求主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即使政府债务再多，只要不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中央政府是不会主动出手相助的。政府之间尚且如此，国民之间就更是如此。因此，日本人的习惯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很少向他人求助。最后，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自力更生的教育：从小学教科书开始，就反复强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不断灌输凡事靠自己的独立思想，并且将所有权意识贯穿于教科书，使日本人从小就懂得：无论任何情况，不是自己的东西都绝对不能拿。因此，即使企业经营失败，经营者首先是检讨自己的责任，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去找政府有关部门。极而言之，即使真的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日本人也大多是“自裁”，很少去伤及他人。相比之下，假设同样的大衰退局面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状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一再提醒中国政府要警惕危机：1994年提出应当高度重视危机管理；1995年提出要警惕金融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03年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2005年提出要防范房地产泡沫，“千万不要重蹈日本覆辙”；2009年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平台风险，警惕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平台贷款增长过快风险；2016年提出转型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要防范房地产价格下跌时各级政府面临的风险。 (三)中国能否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如前所述，日本之所以能够走出“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困局，真正原因是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等几届日本政府，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坚持不懈地不断推进改革，努力克服旧体制的束缚，打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惟一办法就是：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天赐良机，旗帜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力以赴地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只要通过扎扎实实的行动，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改革红利，拉动新的增长。首先，据我们2018年的测算，目前中国每年因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公平损失和福利损失大约占到GDP的22%；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推进竞争政策，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红利”，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其次，如果我们能够推进高铁体制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我们就能够有效化解高铁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风险，从而获得“化解风险红利”。最后，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如果我们能够在全国人大设立评估委员会，由国务院国资委提供国企数据，由全国工商联提供民企数据，然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逐个加以对比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较低的成本、较高的效率做得较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让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去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通过“民进国升”，获得“布局调整红利”。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文章转发自公号宏观经济智库，来源：中国改革关于作者：魏加宁，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原副部长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0-01 00:00

超级“金九”火爆收官！A股、港股史诗级暴涨，疯牛真的来了？

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走势也往往领先于宏观经济，历次A股筑底也一般是“市场底”领先于“盈利底”。本次政治局会议罕见的提前至9月召开，显示出当下政策稳增长的紧迫性与决心，A股盈利底有望更加明晰。国泰君安指出，先拉升后轮动，先蓝筹后成长，决断在年末。行情高涨也需要“冷思考”，在大国博弈与国内转型要求下，经济政策投向、财政纪律与金融监管或与历史经验大为不同，而更聚集“长效机制”。因此判断股市行情先拉升后轮动，先蓝筹后成长，行情决断在年末，看实际政策落地能否推动预期上修。港股方面，光大证券表示，国内政策预期改善，叠加美联储降息，港股市场值得积极关注。港股市场上市公司业务营收主要来源于国内，在国内政策积极发力的影响下，港股市场分子端预期有望持续改善。此外，港股市场作为离岸金融市场，在美联储正式开启降息周期的影响下，流动性也有望得到改善。综合而言，港股市场当前值得积极配置，且相比于A股可能会具有更大的弹性。

格隆汇09-30 21:45

研究机构：关注这些警告信号，以防美股长期牛市反弹达到顶峰

牛市开始以来尚未经历过的一定程度的持续宏观经济恶化。” 海耶斯并不认为股市即将达到顶峰，尤其是在历史上利率下降对股价起到推动作用的情况下，但他意识到这可能会发生。海耶斯表示：“过去两次长期牛市分别持续了 24 年（1942 年至 1966 年）和 18 年（1982 年至 2000 年）。但随着长期牛市的成熟，我们正在警惕可能面临风险的迹象。” 股市近期见顶的第一个警告信号是美国股市潜在问题的广度不断恶化。换句话说，如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推动股市上涨，那将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就像 2000 年的长期顶峰一样。投资者暂时不必担心这一信号的闪现，最近的数据显示市场广度正在激增。海耶斯认为，极端估值将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警告信号，他补充说，高估值是在完美的宏观环境下形成的，如果出现问题，这些估值可能会很快崩溃。海耶斯表示：“当盈利增长时，昂贵的估值似乎是合理的，但当盈利下降时，这也会使市场变得脆弱。” 当盈利增长和经济增长达到极端水平时，股市通常也会出现长期高峰，因为繁荣的另一面通常是增长的迅速减速。海耶斯表示，1929 年、1966 年和 2000 年的长期股市高峰都与标准普尔 500 指数成分股公司的盈利增长达到顶峰相吻合，“此后，由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估值不合理，股价开始下跌”。该报告指出，尽管估值和盈利增长目前处于高位，但仍可能存在更大的增长空间。海耶斯表示：“当前的盈利增长水平尚未达到 1929 年和 2000 年的峰值水平，但已经接近 1966 年的水平。” 他补充道：“如果盈利增长放缓，我们预计经济增长也会放缓。” 最后，海耶斯表示，投资者应关注债券收益率和大宗商品，因为它们将反映通胀的潜在反弹。通胀反弹加上利率上升，将成为当前股市牛市反弹的一个不受欢迎的警告信号。海耶斯总结道：“如果这种情况开始因严重的周期性熊市而改变，长期熊市警告将会加强，我们可能会看到估值、盈利增长和经济表现从极端逆转。”

Dan197709-3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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