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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迎来一波逾130%暴涨行情！各国领袖哀悼、全球缅怀TA离开人世……

FX168财经报社(亚太)讯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去世，各国领袖和全球追随者缅怀。以梵蒂冈吉祥物LUCE为灵感的迷因币价格一度飙升逾130%，但随后微幅回落，周二(4月22日)报在0.014美元。随后在知名迷因币交易平台GMGN上，涌现越来越多相似的迷因币种。 (来源:CoinMarketCap) LUCE以2025年圣年的官方吉祥物命名，是一款非官方的迷因币，于2024年10月底在梵蒂冈发布吉祥物后发行。尽管与梵蒂冈或教皇没有任何关联，但这款迷因币在交易者中仍然广受欢迎。 LUCE推出两天后，市值突破8000万美元，成为迷因币发射平台pump.fun创造的最大代币之一。非官方的LUCE表情包币目前市值约为1500万美元，流动性为180万美元。目前约有44750名交易者持有LUCE。该代币的日交易量累计至少达到4070万美元。据路透社报道，梵蒂冈证实教皇方济各于当地时间4月21日上午7:35左右因肺炎去世后，该代币近期获得了大幅提振。就在前一天，教皇方济各因肺炎住院38天后首次公开露面。方济各于2013年本笃十六世退休后当选为第266任教皇。他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弗洛雷斯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原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皇，也是第一位来自南半球的教皇。继731年当选的叙利亚教皇格里高利三世之后，他是近1300年来第一位被选为教会领袖的欧洲以外人士。方济各的父亲是意大利移民，母亲是意大利裔阿根廷人，他是五个孩子中的长子。学生时代，他做过看门人和夜总会保镖，后来成为一名化学技术员。他于1969年被任命为耶稣会神父，并于1973年在36岁时成为阿根廷和乌拉圭耶稣会的负责人，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92年任命方济各为主教，六年后，方济各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2001年，约翰·保罗二世任命他为红衣主教。教皇方济各的去世也导致基于Solana公链的迷因币价格上涨，这些迷因币的灵感源自这位刚刚去世的教皇。在GMGN平台上，新出现的迷因币阵容包括POPE、RIP POPE以及带有已故教皇照片的RIP。

秉哥说市3小时前

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也是首位拉丁美洲籍教宗。在推动罗马天主教会包容性改革的过程中，他与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并长期为移民、边缘群体以及地球健康发声。梵蒂冈通过社交平台X发布声明，宣布教宗去世的消息。就在前一天复活节主日，他还坐着轮椅在圣伯多禄广场为信徒祈福。在他12年的教宗任期中，方济各是变革推动者。2013年，他在本笃十六世出人意料辞职后接手一个混乱中的梵蒂冈。本笃十六世被视为天主教保守派的代表。方济各逐步引导教会走向不同方向，重组领导层，任命许多风格与他相近、强调牧灵与包容的主教。他致力于开放教会，许多普通教徒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教会此前过于封闭，与普通人渐行渐远。方济各曾向移民、穷人、贫困者，以及遭受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伸出援手，也接纳被疏离的同性恋信徒。他走访许多被遗忘和偏远的国家，试图改善与对立的中国政府、穆斯林神职人员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各派领袖的关系。尽管最初步履蹒跚，但他最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已成为教会生存危机的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他制定新规，追究高级宗教领袖（包括主教）若施以性侵或包庇者的责任。然而，许多倡导者仍然要求更高的透明度或民事通报义务。晚年，方济各因膝伤、肠道手术和呼吸疾病导致行动迟缓，先是使用拐杖，后改用轮椅，看似身体虚弱。然而这一印象并不准确。他仍然经常出访，聚焦于非洲被剥削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谴责现代殖民者，在南苏丹推动和平。他打破现状的固执，令自己树敌很多。他撤换梵蒂冈机构中的保守派，限制传统派钟爱的拉丁文弥撒，允许平信徒（包括女性）参与主教会议，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并明确表示跨性别者可以担任教父/教母，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洗礼。他也没有支持不要给予支持堕胎权天主教政治人物圣体的呼声，包括当时担任总统的拜登。拜登说方济各称他是“好教徒”。他和蔼的魅力与常带微笑的面容，掩盖了他的另一面。在梵蒂冈内部，方济各被视为意志坚定——反对者称其冷酷——的管理者形象。他推动教会财政透明化，彻底改革梵蒂冈官僚体系。意大利人在梵蒂冈的传统权力基本盘，对他那种依靠少数亲信（多为耶稣会士）和直觉的、刻意出人意料的治理方式感到不满。保守派天主教徒指责他淡化教义，始终不断发起抗议。这些潜在的不满时常爆发，几近中世纪式的分裂与异端争议浮出水面。但方济各也令许多自由派失望。他们原本希望他能推行进步政策。他对公开讨论持开放态度，为长期禁忌话题提供了空间，包括神父独身制、离婚后再婚者是否可领圣体，以及女性在教会中的更大角色。他开启了对这些议题的讨论，但往往对重大决策犹豫不前。 2022年，他在圣伯多禄大殿发表演讲时曾说：“我们常如彼得被锁在习惯的牢笼中。我们害怕改变，被习俗的枷锁束缚。” 一种新风格也许他教宗任期中最令人意外的，就是他竟然成为了教宗。 2013年3月，在本笃辞职后，教宗选举在教廷动荡、权力角力和财政丑闻中进行。本笃是近六百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宗。枢机主教们当时寻求一位有强大管理能力的改革者，但很少人预见到，当时7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方济各，会如何将改革热情与亲民魅力结合，在整顿教会的同时推动变革。他在圣伯多禄广场阳台首次以教宗身份发表讲话时，以一句“Buona sera”（晚上好）打破常规，风格朴实自然。他还开玩笑说，枢机们履行职责选出教宗，“看来他们几乎走到了世界尽头找到了我。” 方济各不仅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受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背景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于他的前任。他是首位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名命名的教宗。圣方济各是一位苦行修士，毕生奉献于虔诚与贫困者。根据传统，他曾接受上帝的启示，重建教会。方济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谦逊风格。他在当选教宗期间入住的梵蒂冈旅馆亲自结账，出行乘坐简朴的福特福克斯，不住华丽的教宗公寓，而是选择梵蒂冈的招待所。在圣周，他在一家青少年监狱为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洗脚。年老体衰后，他也常提到自己的虚弱，呼吁为老年人争取尊严。他的谦逊令人动容。当被问及一位据称是同性恋的神父时，他回答说：“我是谁，何以能评断？” 这句话登上全球头条，标志着梵蒂冈内部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方济各在教会危机时刻接掌大权。在工业化国家，教会出席人数下降，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削弱信仰，人们要求女性拥有更大角色，神父人数严重短缺。而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尽管信仰仍在扩张，天主教也正面临来自新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的激烈竞争。他很快试图让教会远离如堕胎和同性恋等分裂性话题，转而聚焦气候变化、贫困和移民等全球性问题。他的首次教宗出访是在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那里成为大批穿越地中海的非洲移民的登陆点。他的愿景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充分体现。此文将天主教神学与环境保护和关怀边缘群体联系起来，同时谴责全球资本主义在剥削穷人方面的过度行为。他频繁访问阿拉伯世界，支持那里面临迫害的基督徒，努力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他不断造访“边缘地带”，这些被忽视的地方和人。 2019年，他曾跪下亲吻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领导人的鞋，恳请他们实现和平。2023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他仍前往首都朱巴，谴责他们缺乏进展。 “不要再流血，不要再冲突，不要再有暴力和相互指责谁该负责，”方济各在南苏丹总统府的花园中说道，“让战争的时代过去，让和平的时代到来！” 他多次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起初在乌克兰战争中不愿表态站队，但之后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乌克兰官员担忧，他所称的梵蒂冈秘密“斡旋任务”旨在调解战争，却没有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占领，可能无意中帮助了敌人。方济各对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态度尖锐。他曾将教廷层级比作“迟钝、官僚的海关”。他指责某些教会官员自我感觉“不可或缺”，并受到“八卦恐怖主义”的困扰。他对梵蒂冈领导人的圣诞讲话逐渐演变为直白犀利的训诫，批评教会深受“神职主义”拖累——即“孔雀神父”和“机场主教”自认为高人一等，只在方便时现身，已经与信众脱节。他认为神职主义是教会许多弊病的根源，包括神职人员性侵丑闻。一些有权势的保守派试图利用这些丑闻打击方济各，指控他包庇因性侵未成年人而被革职的美国红衣主教麦卡里克。这一指控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在性侵危机问题上，他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痛苦的学习过程。他最初呼吁采取行动，但成效甚微；当危机在他任内再次爆发时，他本能地站在主教一边，并公开质疑一些受害者，从而危及他“弱势群体捍卫者”的形象。他最终通过承认自身盲点并与受害者对话，重新稳住了立场。他并未像一些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追究主教们的责任。但他实施了有实质性的改革，推动各国主教将保护儿童列为优先事项，并做出一项重要措施——下令彻查麦卡里克的晋升过程，最终将责任归于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他议题上，方济各的立场也时常令人难以捉摸。他反对同性婚姻，却呼吁神父对非传统家庭形式保持接纳态度，例如同性恋者、单亲家庭、未婚同居者等。他支持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但又批准了禁止神父为他们祝福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他表示后悔，并最终推翻。他称刑事定罪同性恋“并不公正”，但也支持梵蒂冈反对一项旨在扩大LGBTQ人群保护的意大利法案。当德国主教团在2023年以压倒性票数决定为同性伴侣祝福时，梵蒂冈在他批准下进行了压制。方济各的支持者认为，他的模糊与渐进策略，是为了达成一项更大、更持久的计划——建立一个更具协商精神的教会，将权力从罗马下放至地方主教和神父。在本笃去世、终结有两位在世教宗这一异常局面后，方济各的支持者本希望他能更加自由地施展手脚。他们期盼2023年和2024年的全球主教会议能带来大胆改变，当时议题包括女性执事授圣、神父独身制和允许神父结婚。但这一原本可能引发巨大震动的会议却以平淡收场。主教们呼吁赋予女性更多领导角色，但将其他重大问题留待日后讨论。事实上，方济各最持久的遗产，或许是他对教会神职体系的变革和枢机主教团的重构。这个机构曾长期由本笃和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保守派主导。在“人事即政策”的等级结构中，方济各的支持者希望他所提拔的神职人员——以及他们所选出的继任者——能继续走他所开辟的道路。意大利血统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雷斯街区，父母为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和雷吉娜·贝尔戈里奥，两人皆为意大利裔。他家前往阿根廷的过程，也成为贝尔戈里奥家族传说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订好了“玛法尔达公主”号轮船的三等舱，但由于拖延出售都灵的咖啡馆而错过启程。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艘船在海上沉没。几个月后，他们乘坐“朱利奥·恺撒”号安全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现在仍有一位妹妹玛丽亚·埃琳娜·贝尔戈里奥在世。成长过程中，豪尔赫深受祖母罗莎·贝尔戈里奥的影响。她在意大利时曾加入天主教行动，这是20世纪20年代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入侵教会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促使全家离开意大利。在弗洛雷斯，罗莎教他讲意大利语，并带有家乡皮埃蒙特方言，还培养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父亲马里奥则为适应当地生活，坚持使用西班牙语。天主教信仰在贝尔戈里奥家庭中是持续的精神支柱。当母亲因妹妹出生时身体虚弱卧床，年仅12岁的豪尔赫被送入一所由慈幼会神父运营的学校。这些神父不仅培养了他对穷人的责任感，也让他意识到自身在改善世界中的责任。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探寻事物的意义。”他回忆说。豪尔赫博学、聪明且虔诚，也打篮球，喜欢跳探戈。他在17岁生日还差六周时，正匆匆赶去和朋友见面，在弗洛雷斯街区时，他停在圣若瑟大教堂前。 “我感觉我必须进去——那种你内心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回忆说。在教堂里，他说自己“感觉有人从内心抓住了我”，带他进入忏悔室。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成为神父。”他说。他经常讲述关于上帝慈悲的故事，描述耶稣通过“慈悲与拣选”（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感召税吏马太的那一刻。他说，他也感到上主一直在等他，于是将这个拉丁短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那就是我。”他后来对耶稣会神父、好友斯帕达罗说——斯帕达罗曾发表过对教宗的长篇访谈。“那就是我的感受。” 但豪尔赫对家人隐藏了自己的志向。高中时他展现出理科天赋，母亲原希望他成为医生。他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也曾在探戈酒吧担任门卫赚零花钱。 1955年11月，高中毕业不久，他终于告诉父母自己要成为神父的决定。他母亲很不高兴，指责他误导了她。 “我没有骗你，妈妈。”他的妹妹玛丽亚·埃琳娜回忆起豪尔赫当时这样说，“我要去学的是灵魂的医学。” 旷野时期经过13年修行训练，豪尔赫·贝尔戈里奥于1969年被按立为耶稣会神父。耶稣会于1580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南美，这些殖民者在罗马默许下征服这片大陆。不过耶稣会抵制了一些最残酷的殖民暴行，为原住民建立了自主管理的保护区。未来的教宗传承了这种传统：亲近贫苦，尊重原住民，对欧洲扩张保持警惕，敢于抗拒，并对世俗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当贝尔戈里奥神父在36岁时接掌阿根廷耶稣会时，拉丁美洲和天主教会正陷入动荡。阿根廷正经历“肮脏战争”，残酷的军政府在全国杀害和拷打数千名反对者。拉丁美洲的教会也分裂严重，许多高级神职人员依旧紧贴权贵阶层，而不少耶稣会士则投身于“解放神学”，倡导教会为穷人争取社会变革。保守派教会领导人则将这种神学批评为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位批评者便是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波兰的反共人士于1978年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并任命了一批对解放神学持敌对态度的保守派主教。贝尔戈里奥神父与阿根廷本地教会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解放神学政治色彩过浓。后来他遭到指责，称他在担任阿根廷耶稣会领导期间，对两位被军政府绑架并折磨的神父未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控后来遭到传记作者和其他人的质疑。他最终与其中一位神父和解，但另一位始终心怀怨恨。他在耶稣会的领导工作最终以争议告终。他曾吸引一批热情忠诚的神父追随者，但也结下不少敌人，部分原因是他被批评为专横独断。教会高层随后将他“流放”到德国，之后又被派往阿根廷科尔多瓦，这段时期他后来说是“一段深刻的内在危机时期”。在成为教宗后，方济各承认，自己担任耶稣会领导时的行政方式并不完美。“我独断和迅速的决策方式让我陷入严重困境，并被指责为极端保守。”他对斯帕达罗说，“但我从不是右派。” 不过，这段“流放”在1992年被打断。当时阿根廷教会一位高层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辅理主教。六年后他成为总主教，重点投身贫民救助，召集一批神父专门在贫民窟传教服务。在2001至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中，他组织设立食堂，将分派到贫民窟的神父人数增加三倍，还建立了学校和戒毒中心，以应对国家服务的收缩。他将主教官邸改成神父宿舍，自己则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教区大楼一间简朴的房间内。每年复活节前，他都会探访囚犯、艾滋病人或老人，这一做法在他成为教宗后依然延续。他对世俗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怀疑日益加深，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他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把国家神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让国家失去力量。2006年，在阿根廷独立日的传统天主教感恩祈祷仪式上，贝尔戈里奥总主教当时已是红衣主教，在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出席的情况下，含蓄地表达了批评。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也十分冷淡。正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新闻官费德里科·瓦尔斯向教宗传记作者艾弗赖说的那样，梵蒂冈“体现了一切他认为教会不应有的东西：奢华、铺张、虚伪、官僚。” 瓦尔斯说：“他讨厌去那里。” 超过75岁的主教退休年龄后，他预订了天主教神学院里一间简朴的房间，打算余生在那里祈祷和沉思，享受他钟爱的马黛茶。但本笃教宗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将辞职，改变了一切。这是自1415年格里高利十二世以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宗。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飞往罗马，参与选举新教宗。他再也没有返回阿根廷。意外的教宗在2005年的秘密会议中，当时当选教宗的本笃胜出，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排在第二。他离开罗马时，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当上教宗。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随着本笃辞职，媒体开始大量猜测谁会成为继任者，外界普遍认为红衣主教们可能会选出首位拉丁美洲教宗。考虑到年纪，贝尔戈里奥并不在热门名单上。但随着投票开始，一股支持他当选的力量逐渐形成。许多来自罗马以外的红衣主教对梵蒂冈的运作混乱和罗马教廷的傲慢深感不满。教廷的性侵丑闻应对不力，以及教廷银行正在酝酿的金融丑闻，都让他们对现状失望。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以强硬、高效的行政管理风格著称，并坚定主张将权力从梵蒂冈的官僚系统下放至全球主教手中。在秘密会议开始前，他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教会有责任走出安逸，走近身体和灵魂的边缘人群，这番话令许多红衣主教印象深刻。随着投票中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支持，有目击者回忆说，教宗职位的分量仿佛压到他身上。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五轮投票中，他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所需的77票。当被问是否接受教宗职位时，他回答：“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我接受。” 巴西的胡梅斯红衣主教拥抱他说：“别忘了穷人！” 他确实没有忘记。在阿根廷时，“他的教宗任期与过去一脉相承，特别是对穷人的关注。” 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洛尼亚下城贫民区工作的奥古斯托·赞皮尼神父在2015年对《纽约时报》说。“教会——那些选出他的人——想要变革。他们希望这次变革来自边缘。但也许他们没预料到的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最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时，他会经历深刻的改变。” 2015年，他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不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全球力量方济各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影响力人物的地位。他促成美国与古巴的和解，梵蒂冈外交官也在促成结束哥伦比亚长期内战的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作用。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最严重时，他将这场危机定义为道德问题，并不断为那些冒死前往欧洲的人发声。随着反移民情绪和民粹政治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方济各似乎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方济各暗示，特朗普“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倾向于“建墙而不是搭桥”。特朗普回应说：“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信仰，这是一种耻辱。我以身为基督徒为傲。” 立场分歧由此加剧。方济各多次试图反对民族主义，坚定反对以种族、民族或主权为基础的诉求。他在2021年访问匈牙利时，似乎在批评总理欧尔班，后者常常将其反移民强硬立场包裹在“基督教价值观”名义下。但2023年他再次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却高兴地宣称，这次访问是对他价值观的支持。方济各仍不断发声，但倾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梵蒂冈原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红衣主教说，教宗有责任作为“全球良知”，“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他说，教宗依然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尽管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方济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0多次出访中不断接触身处边缘的信徒。他也努力与其他宗教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天主教徒是少数、面临迫害风险的地区，并多次与穆斯林领袖接触。 2017年，他在开罗出席了由逊尼派伊斯兰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艾资哈尔主持的会议，并与大伊玛目建立了牢固的跨宗教关系。 2021年，他不顾疫情和安全隐患，冒险访问伊拉克，寻求在穆斯林与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他也为非基督教少数宗教群体的宗教权利发声，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以及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础上，方济各将“忏悔”演变为一种外交工具。在都柏林，他承认“爱尔兰教会中负责保护和教育年轻人的人员对他们施加虐待，造成了严重丑闻。” 他为教会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沉默致歉，也为长期歧视和虐待罗姆人表示道歉。在加拿大，他向原住民社区就天主教学校中对其儿童的虐待和不当对待请求宽恕。 2019年从阿联酋返程的航班上，他首次承认神父和主教曾对修女进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5小时前

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

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天主教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套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有一个人不安全，所有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us/politics/trump-bukele-prison-deported-migran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us/politics/abrego-garcia-trump-deportations-el-salvador.html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5/04/15/us/trump-news https://abcnews.go.com/US/mahmoud-khalils-lawyers-dhs-relied-tabloids-evidence-lied/story?id=120846623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nyregion/columbia-student-palestinian-arrested-ice.html https://www.cnn.com/2025/03/27/us/rumeysa-ozturk-detained-what-we-know/index.html 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in-new-filings-rumeysa-ozturks-legal-team-argue-for-her-release-from-ice-detention https://www.tuftsdaily.com/article/2024/03/4ftk27sm6jkj https://www.cnn.com/2025/04/02/us/rumeysa-ozturk-tufts-university-student-attorneys/inde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5/podcasts/the-daily/deported-man-el-salvador-bukele-trump.html 【附录】再试一次，库马尔校长：再次呼吁塔夫茨大学采用 3 月 4 日 TCU 参议院决议 3 月 4 日，塔夫茨社区联盟参议院（也称教代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中的三项，要求大学承认巴勒斯坦种族灭绝，为大学校长苏尼尔·库马尔的言论道歉，披露学校投资情况，并从与以色列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公司撤资。这些决议是参议院有意义的辩论的产物，代表了要求以色列对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的真诚努力。对以色列提出的可信指控包括蓄意制造饥饿、肆意屠杀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有据可查的种族灭绝。遗憾的是，学校对参议院决议的回应完全不够恰当，对参议院——学生团体的集体声音——不屑一顾。支持巴勒斯坦研究生组织与塔夫茨大学支持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塔夫茨大学教职员工停火联盟以及弗莱彻大学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组织一起拒绝接受大学的回应。尽管校方不允许研究生参加持续了近八个小时的参议院会议，但我们在校园中的存在，以及通过支付学费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与校方在经济上的联系，使我们成为了校方立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虽然有观点认为，大学不应采取政治立场，而应专注于研究和知识交流，但学校声明中那种理所当然的拒绝、轻蔑性质和居高临下的语气让我们怀疑，学校是否已经在违背其自己宣布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民主表达的承诺。根据《学生行为准则》，“积极的公民意识，包括行使言论自由和参与抗议、集会和示威，是塔夫茨大学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生处处长办公室还写道：“虽然有时交流有争议的观点和意见可能会引起不适甚至困扰，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使命是促进批判性思维、对事实和理论的严格审查和讨论，以及讨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意见”。那么，塔夫茨大学为什么要诋毁和蔑视那些践行塔夫茨大学所宣称的批判性思维、知识交流和公民参与等理想的学生呢？塔夫茨大学参议院决议的作用非常明显。参议院决议是“强有力的游说工具，向塔夫茨管理部门表达了学生的愿望和需求。这些决议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有助于实现系统性变革”。这次学生会的集体声音所呼吁的“系统性变革”是要求大学结束与以色列的同谋关系，因为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剥夺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项受国际法保障的权利。鉴于国际法院下令确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享有的权利有可能遭到“有据可查”的侵犯，这些强有力的游说手段显得尤为迫切。学生的集体呼声并非没有先例。今天，本校可能会自豪地回忆它在 1989 年 2 月决定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撤资，结束与当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同谋关系。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该大学的撤资行动比一些同行晚了长达 11 年。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董事会早在 1978 年就通过了结束与南非种族隔离共谋关系的决议。如果塔夫茨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听从了学生运动的号召，那么该大学本可以更早地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我们拒绝接受塔夫茨大学或校长办公室任何草率的否定参议院的作用，并将其决议错误地描述为制造分裂的企图。教代会程序所展示的公开和自由的辩论（例如，程序的长度、公开通知和实质性交流，以及其中一项决议提案未获通过），再加上学生们认真的组织努力，都值得校长办公室和大学进行有意义的自我反思。作为研究生，我们肯定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人性，并拒绝接受大学对教代会努力的错误描述。伟大的作家和民权倡导者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写道：“教育的悖论恰恰就在于此：当一个人开始变得有意识时，他就会开始审视正在教育[他们]的社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库马尔校长应支持学生们试图评价“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想法和观点”的努力。此外，校长应该对参议院严谨、民主的程序及其所达成的决议给予信任。我们敦促库马尔校长和塔夫茨大学管理部门切实参与并落实参议院通过的决议。这篇署名文章由尼古拉斯·安贝里奥蒂斯（Nicholas Ambeliotis，中欧和东欧系，25 届）、法蒂玛·拉赫曼（Fatima Rahman，STEM 教育系，27 届）、珍尼西斯·佩雷斯（Genesis Perez，英语系，27 届）和鲁梅萨·奥兹图克（Rumeysa Ozturk，中欧和东欧系，25 届）撰写，并得到塔夫茨工程学院和艺术与科学学院其他 32 名研究生的支持，发表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0 00:00

教皇在公开信中措辞严厉的批评特朗普镇压移民的政策，称结局也不会好

严厉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打压政策，致信美国天主教主教们，表示将移民定罪并采取以武力为基础的措施，“最终会以糟糕的结局收场”。 Casa Rosada (Argentina Presidency of the Nation), CC BY-SA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上个月，教宗曾称特朗普计划驱逐数百万移民是“可耻的”，他表示，将所有无证移民视为罪犯是错误的。 “我敦促天主教会所有信徒……不要屈服于那些歧视并给我们的移民和难民兄弟姐妹带来不必要痛苦的话语。”教宗说道。自2013年担任教宗以来，方济各一直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2016年，在特朗普首次竞选白宫期间，教宗曾表示，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并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在周二的信中，方济各将特朗普的移民打压政策称为美国面临的“重大危机”。 “凡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每个人都享有平等尊严这一真理上的事物，开端不好，结局也不会好。”他说道。特朗普上个月就职后，迅速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将军方资源重新调配，以支持大规模驱逐行动，并赋予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权，包括在学校、教堂和医院进行执法行动。在周二的信中，方济各似乎还间接回应了副总统万斯对驱逐行动的辩护。万斯是天主教徒，他在1月份的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中引用了一个早期的天主教神学概念——“爱的秩序”（ordo amoris），暗示天主教徒应优先考虑非移民群体的利益。教宗回应道：“真正的‘爱的秩序’应该是……通过沉思那种建立普遍兄弟情谊的爱，而这种兄弟情谊应向所有人开放，没有例外。” 周二，方济各还任命了一位以倡导移民权益著称的天主教主教为底特律的新总主教。主教爱德华·魏森伯格在2018年曾表示，天主教徒身份的边境巡逻人员如果参与了特朗普政府的家庭分离政策，可能会被拒绝接受圣餐，而圣餐是天主教崇拜的核心部分。家庭分离政策于2017年至2018年实施，后来因儿童被关押在笼中的照片在国内外引发强烈抗议而被叫停。教宗最近还任命罗伯特·麦克埃尔罗伊枢机为华盛顿特区的新总主教。麦克埃尔罗伊曾批评特朗普的政治议程。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上个月在一份声明中也批评了特朗普的移民打压政策，称其“令人深感不安”。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2 00:00

大西洋月刊：特朗普之怒是正常的，他不可能喜欢听到真正的基督教信息

温和和宽容，而非追求力量和浮夸。正如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中的《智慧篇》所写：“卑微者可以因仁慈而被赦免，但强者将受到严厉的考验。因为万主之主不会对任何人感到敬畏，也不会向权贵低头。” 基督教的牧师和传教士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敦促领导者展现仁慈。事实上，这种与权力沟通的方式几乎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公元四世纪，米兰的天主教主教安布罗斯曾写信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一次屠杀事件后，安布罗斯恳请皇帝为这些杀戮忏悔，并转而追求和平。他写道：“我敦促、我恳求、我劝勉、我警告，因为我感到痛心。你曾是非凡虔诚的榜样，以宽厚闻名，不会容忍哪怕一个罪犯陷入险境，而如今却没有为如此多的人丧命感到哀悼……不要通过一项伤害众多人的行为，再将罪上加罪。” 同样，十六世纪的荷兰天主教神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撰写了一本名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的书，试图为身居权力之位的基督徒提供建议。他的主张具有典型的基督教特点，即转向和平、宽厚、仁慈和宽恕。特朗普抱怨说，巴德“以非常不优雅的方式把她的教会带入了政治世界”。然而，这种将宗教与政治区分开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荒谬，因为这两者并不容易分离。当基督教牧师在政治人物面前发言时，如何能不提到基督教道德教义对君主们提出的要求？世上并不存在两个世界，而只有一个世界。巴德如果想要发表真正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布道，就无法回避特朗普信仰所宣称的宗教对信徒们的道德责任。基督教信仰特别注重劝诫强者施展仁慈，因为仁慈与权力的行使本质上是对立的。实际上，仁慈要求领导者克制自己，不去实施最严厉的法令和惩罚，而基督教传统为此感到自豪。展现仁慈不仅保护了接受仁慈的人，也保护了展现仁慈的人自己。特朗普所厌恶的巴德对仁慈的呼吁，或许正是拯救他灵魂的关键，前提是他愿意倾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5 00:00

以色列的狂轰滥炸下，加沙的基督徒还有一点安慰：每晚与教皇交流

起，一位教区神父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天主教会领袖、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教皇方济各。一年多来，教皇每天晚上都会拨打这个电话，为在教堂避难的数百名巴勒斯坦基督徒提供安慰。他们身处战火肆虐的街道旁，周围的一切都被以色列战机炸成废墟。对于那些生活在教堂设施内艰难度日、并即将迎来第二个战火中的圣诞节的人们来说，与教皇的定期联系让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被遗忘。 “这让我们感到平静，也让我们感受到关怀。”退休外科医生阿塔拉·塔拉齐说，“教皇为我们祈福，如果信号良好，他还会和我们一起祷告。” 加沙的整个基督教社区——约1000人，在2023年10月全都避难于天主教的圣家教堂及附近的希腊东正教圣波菲留教堂，这片地区只有两座基督教礼拜场所还存在。教皇在周六的年度圣诞致辞中谈到加沙冲突时说：“昨天孩子们被轰炸。这是残酷的，不是战争。” 他还在5月接受CBS采访时说：“我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和加沙的教区通话……他们告诉我那里发生的事情。这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有时他们挨饿，也向我讲述很多事情。这里有巨大的苦难。” 12月22日，圣地的天主教会领袖皮埃尔巴蒂斯塔·皮扎巴拉枢机主教，在以色列当局罕见允许进入被封锁的加沙地带后，主持了圣家教堂的圣诞弥撒。尽管外界战火纷飞，两座加沙教堂中的神父依旧身穿长袍定期主持弥撒，穹顶上绘有圣经场景。此外，由于战争导致儿童连续第二年失学，教堂设施中也开始为孩子们开设一些课程。这次的战争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当局声称1200人死亡，约250名人被绑架。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了残酷的报复进行，导致超过4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数为女性和未成年人。今年，避难在教堂的基督徒人数减少，因为许多人通过与埃及相连的拉法口岸离开了加沙。这个口岸一直开放，直到5月6日被以色列控制。据耶路撒冷拉丁宗主教区官员乔治·阿克鲁什说，目前两座教堂里还剩大约650人。家庭成员睡在床垫上，仅靠罐头食品和扁豆维持生活，没有新鲜的肉类、水果或蔬菜。援助机构提供物资，而宗主教区也组织了一些人道主义车队送来补给。阿克鲁什说：“我们正在尝试送去保暖物品，因为加沙非常寒冷。我们想给他们靴子、儿童衣物和保暖内衣。但床垫严重短缺，而以色列拒绝允许进入，即使大多数人只能睡在地上。” 而以色列官员本周二则像以往一样声称，在枢机主教到访之前，一辆装载援助物资的卡车进入了加沙。他说：“这次运输包括床垫、保暖衣物及其他冬季物品，以及使团挑选的其他援助物资。” 阿克鲁什还说，宗主教区试图每次为6000到7000人提供补给，以确保援助也能送到穆斯林邻居手中。他表示：“我们不区分基督徒和穆斯林，这就是教会的使命。” 阿塔拉·塔拉齐拒绝离开加沙去澳大利亚与他的成年子女团聚。他希望看到战争的结果，还希望将自己在加沙的财产留给后代。但他从未想到会在教堂里度过另一个圣诞节。 “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待这么久，每晚伴随着轰炸声入睡。”他说，“许多炮弹落在教堂附近。” 这座天主教堂建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为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被迫逃往加沙的巴勒斯坦基督徒难民建造的。教堂以圣家在圣经中逃往埃及时经过这片地区命名。教堂建筑群包括一座修道院、一所学校以及几栋其他建筑。其中一栋建筑曾收容了73名残疾人。2023年12月的火箭袭击摧毁了这栋建筑，这些残疾人随后被转移到园区内的另一栋建筑里，由修女们继续照顾。以色列的轰炸将加沙市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瓦砾废墟，很多尸体还埋在废墟下。大多数居民不得不按照以色列的命令不停的撤离。教堂的礼拜场所身份以及教皇对困在加沙基督徒的关注，似乎为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些保护。然而，以以列的狙击枪、炮弹和导弹仍袭击了这两座教堂建筑群，在战争初期还有人因此遇难。 2023年12月，一位老妇和她的女儿在圣家教堂园区内行走时，被狙击手射杀。拉丁宗主教区指责是以色列军队实施的，但以色列军方否认参与。两个月前，以色列的一次空袭摧毁了圣波菲留教堂园区内为家庭提供避难的一座建筑，导致17人死亡。以色列像以往一样承诺进行调查，但像以往一样至今未公布结果。会计师阿塔拉·阿马什在那次袭击中失去了七个月大的女儿乔埃尔，以及岳父岳母。随后，他带着妻子和三岁的儿子易卜拉欣搬到了天主教堂。阿马什说：“我觉得一切都很消极。从早上醒来到晚上入睡，心情都很沉重。我们只是在等待战争结束，但它没有。” 他的儿子和其他孩子在教堂院子里玩耍，但阿马什说他和妻子“没有什么可以思考，也没有什么可以做，只能坐在那里”。他们原本位于加沙市的家在7月被摧毁。从那时起，他们几乎没有离开过教堂园区。阿马什希望能在加沙地带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个未来。他说：“如果我能在国外找到工作，我就会去。但现在我们只能等待战争结束。” 萨米尔·塔拉齐目前避难在圣波菲留教堂。他原本计划前往澳大利亚，但在拉法口岸关闭后未能成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已经先行离开，现在一家人被迫分离。作为加沙塔拉齐基督徒大家族的一员，他是阿塔拉·塔拉齐的堂兄弟。萨米尔会在判断安全的时候离开圣波菲留教堂，为他经营的媒体服务公司拍摄影片。 “外面是一片彻底的破坏，”他说，“没有一栋建筑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一扇窗户。我估计现在有80%的建筑已经无法居住。” 他也希望在战争结束后离开加沙，因为“基督徒正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少数群体”。不过，拉丁宗主教区的阿克鲁什表示，现在判断加沙基督徒社区的未来还为时尚早。他预计战争结束后会有另外150人离开，但他说，当拉法口岸开放时，许多人选择了留下。 “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祖先之地，我们不是一个外来的群体。我预计人数会减少，但基督徒的存在会彻底结束？我不认为会如此。”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7

今日美国市场将提前收市 12月25日美股休市一日

，现在在其他很多国家也已成为公共假日。天主教、部分基督新教的圣诞节是每年12月25日，而基督教另一大分支东正教的圣诞节则在每年1月7日。12月24日晚为圣诞夜，即圣诞前夕，中文亦称“平安夜”。《圣经》上并未记载耶稣的诞生日期，圣诞节是由后人公定的。圣诞节习俗数量众多，涉及世俗、宗教、国家等多个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很大。大部分人熟悉的圣诞习俗及活动，如圣诞树、圣诞卡、圣诞火腿、圣诞柴及互赠礼物等，基本上都是基督教传教士从其他宗教吸收而来并发扬光大。圣诞节互送礼物已几乎成为全球通行惯例。“神秘人物”送给小孩子礼物的习俗源自圣尼古拉斯，他世俗化的形象就是圣诞老人。尼古拉斯是一位4世纪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好心主教，经常给人馈赠。在许多国家，孩子们会提前准备好空的容器如袜子等，以便“圣诞老人”给自己装礼物。对重视圣诞节的国家来说，圣诞节都是每年一度的经济刺激源。在几乎所有的零售领域，这一期间的销售额都会大幅增长，这主要源自人们购买礼物、装饰品、提前购物准备有诸多来宾的聚会等。在美国，零售业的所谓圣诞购物季已被延长到始于当年的感恩节，到第二年耶稣受难日才结束，对零售业来说至关重要。

金融界2024-12-24

彭博：特朗普主义的根源早已扎根于美国历史之中

世纪中期的“无知者”运动，以反移民、反天主教和白人民族主义为基础。约四十年后兴起的民粹运动，受到工业化威胁或取代的农民推动，其中部分也受到反犹太和反移民立场的激励。 1896年，威廉·麦金利成功竞选总统，政策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强力工业化回应，包含对外国产品的高关税、对反黑人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容忍，以及扩张主义、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尽管特朗普与麦金利并非完全相似，但他近来将麦金利的关税政策称为一流政策。美国历史上政治极化之深，可见一斑，以至于曾爆发内战以维持国家统一。奴隶制和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是美国历史上永恒的伤痛，这些事实让美国人关于集体经历、民主和多样化的理想化叙述很难站得住脚，而这些创伤早在特朗普崛起之前就深深影响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两本重要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和《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探讨了许多后来在特朗普主义中浮现的冲突，包括民粹主义的不容忍和对专业知识的妖魔化。来自皇后区的“唐纳德”，表现出对政府的“工人阶级愤慨”，尽管他的家族财富源于联邦补贴的住房项目；他还针对移民，尽管他的两任妻子都是移民，他也几十年来雇用了众多移民。诺曼·李尔早就了解这种人，他在1970年代的情景喜剧《一家之主》中，将这种角色塑造成了皇后区的阿奇·邦克。我的彭博同事最近制作了一个系列，探讨美国机构信任的流失，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社交媒体。诚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情绪，将其用于个人煽动主义，产生了严重破坏性的影响。但在他之前的先驱者，包括1930年代利用广播煽动反犹主义的查尔斯·考夫林神父，以及1950年代利用电视掀起“红色恐慌”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技术已发生变化，如今更为强大和普及，但手法基本相同。从休伊·朗、巴里·戈德华特到乔治·华莱士，再到纽特·金里奇和莎拉·佩林，一直到特朗普，这些政治人物在历史中相似的故事情节和种下的种子，清晰地构成了一条脉络。我们一直被这样的思潮所包围。特朗普主义的续集 2016年，特朗普通过填补政治真空进入白宫。面对服务业和技术革命带来的制造业衰退，工人阶级美国人倍感压力，这与19世纪90年代农民的处境类似。 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重创了他们，而政府在随后几年对他们的需求和未来帮助甚微。特朗普，拥有富裕的背景，却成功将自己塑造成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他迅速利用潜在的种族主义情绪，通过参与诋毁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来激化矛盾。特朗普的吸引力、愤怒和竞选诉求中，蕴含着他是白人工人阶级英雄的想法，尽管他对帮助普通美国人毫无兴趣，除了他们的选票。特朗普将独特的“语无伦次”和病态带上国家政治舞台。几乎没有哪位政治家像他这样偏激而无所顾忌，或如此大胆地挑战公民社会和法律。他的个人魅力是真实的，这一点也难以被复制（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尝试成为“特朗普第二”，但发现自己没那个本事）。第一次进入椭圆办公室时，特朗普对政策和治理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这些。他让顾问处理日常事务，而自己则沉迷于高尔夫球场和公众聚光灯。特朗普主义1.0更多是表演艺术，而他的助手们则负责填补法院职位、推翻《罗诉韦德案》和推动减税。然而，特朗普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观察和学习，在被选下台并经历两次弹劾后，他仍继续培养他的基本盘。如今，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仍以乡村、白人、男性为主。今年早些时候的共和党初选显示，自2016年以来，他的基本盘变得更为年长和保守，同时仍得到共和党女性和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起作用。美国正逐渐走向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预计将在2044年或更早实现这一点。推动美国人口增长的是少数族裔，而非特朗普通常吸引的白人选民。特朗普主义2.0 特朗普主义1.0所编织的神话和承诺，仍然贯穿于特朗普主义2.0中。但如果再次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不再只是故事讲述者，他将亲自掌控权力运作。特朗普对自己在总统任期内被他人“操控”的观念，怀有强烈反感，并对2020年的败选显然充满愤怒。特朗普主义2.0将出现一批真正的信徒，他们将帮助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强人政治和威权主义制度化。特朗普主义越是制度化，生命力就越持久，未来便越不需要依赖继任者来传承特朗普的旗帜。今年竞选期间，特朗普也展开了复仇之旅，即便顾问劝说他提出国家团结的愿景，他依然无法接受。作为“蛇油推销员”，他深知自夸与分裂更具吸引力，因此不会改变他的剧本。因为特朗普既是偏执和不容忍的结果，也是其成因，所以很难预测何时这一潮流会结束。正如那句老话所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押韵。他在10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回到1798年”，又在另一次演讲中说，美国“就像世界的垃圾桶”。特朗普主义，如同其前身和未来的各种衍生形式，完全是美国的产物。而回应——那些拥抱民主、法治、包容性以及国内外繁荣、公平和建设性社区的愿景，同样是美国的特色。可以预见，这些不同的愿景将继续碰撞。这并非一个没有风险的前景。与历史上的前辈相比，特朗普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特朗普有能力掌控并利用美国的机构，如军队和司法部，以推行自己的议程。唯一的希望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的特质和种族结构虽然带来摩擦——如往常一样，但也带来活力和希望。选民和国家的变化速度可能超出特朗普的控制，而他的支持者也始终会有落脚点。变革始终是美国试验的核心。在特朗普时代，变革既是负担，也是乐观之源。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06

福音派煽动家正在发动“属灵战争”挺川

美国共有约 3300 万名成员，而美国天主教徒约有 7400 万，有宗派的新教教会有 5400 万名成员。他说，独立灵恩派教会的成员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使该运动成为美国基督教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这些信徒中约有 10% 认同新使徒改革运动的思想和方法。许多旧教派的成员都在减少，沃尔瑙认为这些教派以及里德等保守派领袖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政治形势。 “我认为，他们的力量远不及以其他方式自我组织的基层基督教运动所动员的尚未开发的能力，” 沃尔瑙说。里德说，他的“信仰与自由联盟”组织“将在 2024 年吸引到比现代美国政治史上任何基于信仰的组织都多的保守派基督教选民。我们感谢其他团体为动员信徒所做的努力，但我们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 沃尔瑙在集会中为信众进行特殊的方言祷告。属灵的战争沃尔瑙擅长将复杂的神学概念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口号，这使他成为表情包时代的福音传道者。他还具有令人信服的个性，经常在布道中穿插笑话。2016 年，他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小餐馆遇到了他的偶像之一、喜剧演员杰基·梅森（Jackie Mason）；沃尔瑙当场模仿了梅森，并与这位欣赏他的喜剧演员合影。但他的政治理念是毫不妥协的。他为川普辩护，称他是一位不完美的政治家，但上帝任命他来拯救美国，使其免受左翼意识形态的侵袭。 2015 年，许多福音派人士认为川普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物，沃尔瑙在他的著作《上帝的混乱候选人》(God’s Chaos Candidate)中指出，这位看似不信教的亿万富翁与《圣经》中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古列王）相似，居鲁士不承认上帝，但被选中将犹太人从巴比伦的流放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返回耶路撒冷。【批注】这种牵强附会，不合解经原则，乱解圣经的习性是这类路线的特色。除了这个“居鲁士预言”，沃尔瑙还宣传了“七山使命”(Seven Mountain Mandate)，呼吁基督徒在文化和社会的七个领域担任领导角色：家庭、宗教、教育、媒体、艺术和娱乐、商业和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到 2016 年，川普已经征服了两座大山——商业和媒体——因此他可以被信任领导政府。【批注】这个所谓“七山使命”——或作：七座山统治神学——的概念与耶稣所教导的谦卑、爱邻舍、服务他人、不争夺权力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沃尔瑙认为政治是善恶力量之间的斗争，他的布道常常充满着世界末日的紧迫感。他教授一门名为“末日耶稣”的课程，他说这门课程将“唤醒信徒，让他们意识到耶稣在末日的真实表现”。沃尔瑙曾表示，“黑暗权势”正在影响总统选举，并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为“耶洗别之灵”，暗示她确实受到了恶魔的影响。沃尔瑙和新使徒改革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经常呼吁“属灵战争”来击败他们所描述的受恶魔力量影响的政治对手。【批注】耶洗别是旧约中犹大国一位邪恶的王后。这种误用圣经达到政治目的，随便贴标签的举动，证明了沃尔瑙假先知的真实身份。他曾预言，2020年川普获胜。一般预言错的会出来道歉，沃尔瑙反而说，川普获胜，民主党偷走了选票。沃尔瑙说，他明白大多数人会觉得谈论恶魔很奇怪，他说，“没有哪个领域比这更能让我们听起来很疯狂。”但他说，魂魄游离的现实在基督教神学中根深蒂固。【批注】沃尔瑙所属的灵恩派经常装神弄鬼，并宣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假传“圣旨”。 2020 年大选后，大批新使徒改革派领袖团结起来，支持川普的竞选挑战。他们在华盛顿和各州首府举行“耶利哥游行”，援引圣经中约书亚的军队包围耶利哥城直至城墙倒塌的故事。 “我们知道选举被窃取了，”沃尔瑙在选举一个月后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举行的耶利哥游行的舞台上说道。“这是民粹主义基督教起义的开始……他们将无法忽视你。” 2021 年 1 月 6 日，也就是国会认证乔·拜登选举胜利的那一天，他回到了华盛顿，但他说骚乱期间他并不在国会大厦。 “我当时很冷，屁股都冻僵了，”他说，用犹太意第绪语(Yiddish)来形容他的屁股。“我去了川普酒店，喝了点番茄汤。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一切恶作剧。”当晚，他出现在基督教右翼的在线晚间新闻节目《闪点》(Flashpoint)上，将国会暴力事件归咎于“安提法活动分子”(antifa activists)。沃尔瑙淡化了他与前总统的关系。“川普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他说。“我见过他几次，但我很确定他不知道。” 但沃尔瑙是众多进入川普轨道后名声大噪的福音派领袖之一。 2015 年，他应佛罗里达州电视福音传道者白宝拉(Paula White-Cain)的邀请，在曼哈顿的川普大厦首次见到了这位前总统，白宝拉是2019 年被川普任命为“白宫宗教外展组织”主席。今年早些时候，沃尔瑙发布了一段自己身着燕尾服参加川普棕榈滩豪宅海湖庄园派对的视频，称他即将与“川普铁粉”(the Trumpster)会面。光圈中举双手祷告者为沃尔瑙也推销各种产品沃尔瑙在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Bucks County)长大，在就读福吉谷军事学院(Valley Forge Military Academy)时发现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回忆起有一天他试图把一个十几岁的传教士赶出校园：“在我说服他之前，他把我带到了耶稣面前。” 沃尔瑙的父亲是费城郊外家庭取暖油公司米南石油(Meenan Oil)的副总裁，20 多岁的沃尔瑙负责该公司的营销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他领导了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州的非宗派教会。随后，他获得了凤凰城大学(Phoenix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他经营着几个部门，其中包括一个名为“德克萨斯家庭家具”的部门，为单身母亲提供床和家具。他曾领导企业领导力静修会，并称自己为基督徒眼中的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批注】托尼·罗宾斯是一位美国作家、教练和演说家。他以其研讨会和自助书籍而闻名，包括《无限的力量》和《唤醒心中的巨人》。据说因为他的动力通过电视节目影响了神经语言规划技术。和川普一样，沃尔瑙也推销过各种产品，包括纪念币和骨汤。 9 月，他在自己的网络节目中举着几瓶膳食补充剂，说这些补充剂是“为那些禁食并真正在精神上专注于接下来 30 天、40 天的美国命运之战的人准备的”。在 7 月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勇气之旅”活动中，来自当地教堂和远至佛罗里达州的人们坐在塑料椅子上，挤满了田野中巨大的白色帐篷。他们在美国国旗下摇摆、说方言，忍受着夏日的酷暑和圣经中记载的倾盆大雨。还有数万人在线观看。第一天晚上，经常与瓦尔瑙一起巡回演讲的田纳西州五旬节派传教士马里奥·穆里略(Mario Murillo)宣布他正在治愈人群中的数十人。 “我们以耶稣的名义说，这是上帝的力量，就在现在！”他说。 “关节炎痊愈了，滑囊炎、头痛和疼痛、臀部、腿部和脚部疼痛都消失了。” 第二天，沃尔瑙沿着人群走去，把手放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祈祷。【批注】这就是灵恩派所谓的：神医布道。演讲者队伍还反复敦促人群投票，并让朋友和邻居登记投票。在到达威斯康星州之前，这次巡演已经经过了摇摆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和亚利桑那州。与川普结盟的组织“美国第一工作”(America First Works)提供的传单敦促牧师登记会众投票。与会者举起手机拍摄带有政治谈话要点的二维码，并承诺投票给前总统。约书亚·斯坦迪弗(Joshua Standifer)自称是前共和党反对派研究员，他要求信徒加入他创立的一个名为“犹大之狮”(Lion of Judah)的非营利组织，并报名成为投票站工作人员，以打击所谓的选举舞弊行为。该组织的网站表示，它希望“释放全美基督教选民的怒吼”。“我们准备好了，向世界表明基督徒不会再沉默了吗？”斯坦迪弗问道。沃尔瑙告诉人群，当国家转向与他们的信仰相悖的自由主义时，基督徒保持沉默是一个错误。他特别批评了牧师。【批注】反对民主，反对宪法精神，这是今天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一个特色，为白至上主义添砖添瓦。【延伸阅读】川普同党2025颠覆美国计划的核心思想：基督教民族主义 “想想现在美国的怪异精神，有些教堂不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沃尔瑙说。“教会一直在向来自地狱深渊的灵魂让步，这些灵魂告诉牧师，他们不能谈论除了几个狭隘话题之外的任何事情，否则他们会变得政治化。” 【批注】这种论调就是用基督教和神迹、布道作为道具，为政党服务。退休的肉类切割工汤姆·德齐韦津斯基(Tom Dzieweczynski)从威斯康星州奥西奥拉(Osceola)赶来，第一次聆听瓦尔瑙的演讲。他说，他计划在选举前帮助人们登记投票。他的妻子谢丽尔·德齐韦津斯基(Sheryl Dzieweczynski)表示，她最关心的问题是移民问题。“我们需要关闭边境，开始照顾美国人民，”她说。她希望看到信仰在社会中回归：“基督徒需要崛起，”她说。“我们必须让上帝回到这个国家。” 瓦尔瑙向人群描述了他在观看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的电影《角斗士》时得到的启示。他模仿演员的口音，讲述了克劳饰演的角色马克西姆斯带领一群士兵击退更强大的罗马战车的场景。瓦尔瑙说，基督徒现在也需要团结起来。 “你们中有多少人希望在你们的马克西姆斯涂油仪式中被激活？”他问道。他做了一个类似斧头的动作，并说了一句：“团结一心！” 随着他的指令，如海洋般的手臂劈开空气，帐篷里爆发出一片喊叫。【批注】读完了，十分纳闷。就如《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弗伦奇所说，美国今天对宗教自由没有任何的压制，那么，像沃尔瑙这类人到底在争取什么？表面上，他是位基督教的传教士。但是在美国掌权，推翻宪法政教分离的精神，推翻民主制度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并非耶稣基督的愿景。骨子里，他其实是川普教的传教士和煽动家，川普要“复仇”，沃尔瑙这类人要权力，要“夺回美国文化”，这不正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吗？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24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宗教团体的分歧比外界想像的大得多

裔与欧洲裔的福音派共和党人更为接近。天主教徒：统一但多样化根据2022年公共宗教研究所的统计，天主教徒占美国人口的23%。虽然他们在宗教上属于同一教派，但在族裔文化上高度多样化。超过一半（55%）是欧洲裔（爱尔兰裔、法国裔、意大利裔、波兰裔等）。四成（37%）是拉丁裔或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萨尔瓦多裔等）。这两个群体分别占美国人口的13%和9%。虽然同属同一个教会，但教会内部仍然存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化。在过去的25年里，欧洲裔天主教徒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拉丁裔天主教徒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比例较高，尽管这种忠诚度正变得多样化。古巴和委内瑞拉裔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其他群体基督教的格局还包括占人口3%的其他教派成员，如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东正教徒。虽然摩门教徒大多支持共和党，但这种支持度正在下降。非基督教的美国人（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等）占人口的6%。尽管这些群体差异很大，但他们大多支持民主党。政治版图的改变尽管当前背景似乎不那么明显，但世俗化趋势正在影响美国，正如影响西方社会一样。不同的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成员人数已经几十年来不断减少，尽管移民人口对基督徒的数量有所帮助。根据公共宗教研究所的数据，从2006年到2022年，白人主流新教徒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从18%下降到14%。白人天主教徒的比例从16%下降到13%。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曾经在美国宗教版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比例从23%降到了14%。相比之下，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比例从16%上升到了27%。这些人要么认同“无特别宗教”，要么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这一群体更自然地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支持比例为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之间。从布什到拜登的政党倾向波动根据皮尤的出口民调数据，2000年至2012年间，新教徒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波动不大。 2004年，由于国际政治问题的影响，乔治·布什成功连任，新教徒支持率达到了59%。 2008年，奥巴马首次当选时，这一比例降至54%。自2004年以来，四分之三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白人主流新教徒对共和党的支持保持稳定，约在53%到55%之间。黑人新教徒虽然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比例很高，但也会有波动。2004年支持率降至86%，2012年奥巴马连任时则上升到95%。黑人投票率在那时超过了白人。 2000年至2012年间，天主教徒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除了2004年（47%）。不过，白人天主教徒大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支持率从52%升至59%。拉丁裔天主教徒则以2:1的比例明确支持民主党，2012年达到顶峰，支持率为75%。 2016年，基督教右翼的领导人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希望，推动他们恢复基督教在治理和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反对堕胎权的目标。宗教右翼是一个以福音派为主的联盟，同时也包括其他新教徒和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徒。虽然希拉里赢得了普选票，但支持她的白人福音派选民进一步减少，更多转向共和党。特朗普不仅赢得了大多数新教徒（56%），还赢得了大多数天主教徒（52%）。 2020年，59%的新教徒支持特朗普，这得益于白人福音派的动员，其中84%投票给他。相较于2016年，白人主流新教徒的投票比例没有变化（57%）。尽管拜登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只争取到了49%的天主教徒选票，略低于支持特朗普的50%。拜登保住了40%的新教徒支持，其中非裔美国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真正改变局势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选民，71%的人投票支持拜登，这比希拉里的支持率高出6个百分点。民主党的胜利来自于更多样化的支持基础。正在变化的情况宗教问题通常不是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生活成本、医疗保健、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安全问题目前是最常被提及的关注点。然而，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使得堕胎权成为了一个选举问题。虽然特朗普赢得了宗教右翼的忠诚，但却让共和党在选举上受到了削弱。根据2024年5月公共宗教研究所和皮尤的调查，大多数宗教群体，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都表示支持保留堕胎权。唯一的例外是大多数白人福音派和少数其他群体。在族裔宗教群体的政治倾向方面，福音派的数量减少、无宗教者的增加，以及拉丁裔的人口增长，对政治策略师和研究者来说都构成了挑战，尤其是个人选择不再像以前那样确定。摩门教徒中已有部分人开始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拜登在一些族裔社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土著人）中失去了支持。一些西班牙裔转向了小肯尼迪。传统上倾向共和党的白人福音派依然是一支政治力量。同时，非裔美国新教徒以及一众小型非基督教群体也同样极度支持民主党，更不用说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了。相比之下，虽然自2016年以来，白人主流新教徒和大多数天主教徒都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这两个群体在政治上依然最为分裂。这种情况在西班牙裔中也越来越明显，因此这些选民具有战略意义。此外，穆斯林、犹太人或土著选民也可能在地方选举中带来意外。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打破以往的党派身份划分线。当前局势在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取消后，拜登将权力移交给哈里斯，而肯尼迪则转向支持特朗普。这场竞选是否会重新洗牌族裔宗教势力？在两性投票极度对立的背景下，皮尤最新民调显示，自春季以来，族裔宗教群体的政治倾向变化不大，那时拜登的支持率已显著下降。哈里斯赢回了大量非裔新教徒，尤其是西班牙裔天主教徒。大多数天主教徒（52%）仍然支持特朗普，但差距正在缩小。另一方面，EWTN News/Real Clear的民调显示，50%的天主教徒现在倾向支持哈里斯。在每一票都举足轻重的时刻，党派倾向的微小变化，或不同族裔和宗教群体的选民动员率，都可能在几个关键州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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