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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银行倒闭,马斯克想收购?美国官方紧急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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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银行业结构参差不齐,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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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抗风险能力远不如大型型银行。美国小型银行似乎正面临融资乏力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复杂局面。 据报道,目前排名前10的美国区域性银行最有可能面临压力,其中第一共和国银行昨日停牌。 一位在美企任职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手上有一批公司发放的美股,此前从未出售过,包括在2021至2022年,美联储加息导致所有科技股大幅下跌,自己也处于观望状态,但这次硅谷银行破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所以决定出售股票。他还表示,目前美股市场“肉眼可见的范围内”没有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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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3-13
九江银行风波不断:发债不赎引热议,股权遭溢价四成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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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不仅要与生命周期抗争,还要在国有大行夹缝中与众多中小银行竞争。银行的躺赢时代结束,类似九江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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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维艰。 1月5日,全国产权交易所显示,国能九江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九江电力”)以底价3304.99万元挂牌转让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6190.HK)(下称“九江银行”)280万股股份,占总股比的0.12%,保证金设定为800万元。 对此,1月6日,时代财经致电交易所询问该笔交易是否已找到意向方,对方称无可奉告。 九江银行目前总值227亿港元,股价报9.45港元。2022年1月至今,九江银行股价跌幅累计12.5%,成交量仅730万港元,换手率1.79%,振幅14.35%。 而从九江电力对九江银行的挂牌价格来看,每股价格约11.8元人民币(以发稿时汇率计算约为13.44港元),高于九江银行上市以来的最高价,较1月6日的收盘价溢价42%。 对此,某港股分析师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受制于港股整体较差的流动性,九江银行的成交比较冷清,股价自公司上市以来围绕十港元左右波动。较低的派息比率或使得其股票的吸引力稍逊于其余内资银行股。 独立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王赤坤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评论道,经过高速发展,目前银行市场处于存量市场阶段,银行市场规模不再有新增机会,成长红利消失。 无论从行业生命周期还是政策环境看,中国银行业都已经过了高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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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不仅要与生命周期抗争,还要在国有大行夹缝中与众多中小银行竞争,同时政策环境也不友好。银行的躺赢时代结束,类似九江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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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维艰。 九江银行股权遭九江电力挂牌转让 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地处鄱阳湖畔,古称柴桑、江州、浔阳。2022年1-9月九江市生产总值为2922.91亿元,同比增长4.6%;同期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5087.69亿元,同比增长12.8%;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546.84亿元,同比增长14%。 该笔交易的转让方为九江电力。九江电力是国家能源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天眼查显示,九江电力成立于1993年,企业注册资本1.75亿。目前对外投资的三家企业均以能源为主。 由此来看,九江电力本次挂牌转让九江银行或为非主营业务的剥离。 九江银行,成立于2000年,同样位于九江市,其原名为九江市商业银行,由当时九江城区的八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 天眼查显示,九江银行对外投资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西,其对外投资的16家企业中11家在江西。据九江银行中期报告,其目前拥有13家分行、267家支行,率先实现江西省内区市全覆盖。 2018年7月10日,九江银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江西省第一家、中部地区第一家、全国第二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地级市城商行。目前,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九江市财政局、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前三大股东,分别持股比例为15.2%、15.2%、12.23%。 不过,上述港股分析师表示,受制于港股整体较差的流动性,九江银行的成交比较冷清,股价自公司上市以来围绕十港元左右波动,较低的派息比率或使得其股票的吸引力稍逊于其余内资银行股。 而从九江电力对九江银行的挂牌价格来看,该价格既高于九江银行上市以来的最高价,也较1月6日的收盘价溢价42%。目前该笔交易是否已找到意向方?对此,全国产权交易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无可奉告。 此前,九江银行的股权拍卖曾多次流拍。2021年7月,上海洪皓贸易有限公司拟拍卖九江银行450万股,以流拍收场;同年8月,九江银行第六大内资股股东的江西宝申实业有限公司将600万股九江银行股权拍卖,单价10.79元/股,起拍价4531万元,较原价6474万元打了7折。该拍卖有337次围观,可没有一人出价,最终流拍。 不赎回二级资本债 从财报来看,九江银行的盈利能力较为稳定。2022年上半年,九江银行实现营收52.12亿元,同比增长5.8%;净利润10.39亿元,同比降低8%。 2022年上半年九江银行不良贷款率略有下降,为1.57%,较2021年底降低0.16%;但与此同时,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较2021年底降低0.28%;拨备覆盖率188.33%,较2021年底降低26.33%。 1月5日,九江银行公告,对发行总额15亿元的2018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选择不行使赎回选择权,未赎回部分债券利率为5%。 公告显示,如果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该二级资本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1月31日。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选择权,则兑付日延期至2028年1月31日。这也意味着,该只债券将展期五年。 近两年来,不行使二级资本债赎回选择权的银行众多,但九江银行是其中少有的主体评级为AAA的银行。 上述港股分析师也告诉时代财经,从九江银行2022中期报告中可以看到,公司的资本充足指标和资产质量均较2021年年末有所下降。近日九江银行宣布不选择赎回其二级资本债,也意在维持公司现有的资本充足指标。 此前,九江银行曾公告增发“补血”。2022年12月12日,九江银行公告,为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等,董事会通过议案,建议发行不超3.65亿股内资股及不超7500万股H股。 西部证券研报指出,上一家不赎回二级资本债的AAA银行为山西银行,于2021年由晋城银行、大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合并而成,其未赎回的二级资本债为原晋城银行发行。而截至2023年1月5日,共有50只二级资本债到期未赎回,发行主体均为城农商行,以低评级主体发行的债券为主,A+及以下的二级资本债数量占比为72%。从区域来看,山东、辽宁和安徽地区的不赎回二级资本债数量最多。 王赤坤表示,经过高速发展,目前银行市场处于存量市场阶段。银行市场规模不再有新增机会,成长红利消失。而地方国有银行实力较弱,很难有机会也很难有能力通过承揽储蓄存款获得低成本、期限长、规模大的资金,高企的资金成本侵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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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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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1-06
领航中国2022乡村振兴杰出案例Top10重磅出炉,友成基金会零慧:金融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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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城乡居民,以平台为载体,不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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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作用。 陆金所从乡村小微群体的实际需求出发,有机结合“数字金融”与“普惠实践”,实践“平安普惠‘金融+’乡村多维振兴模式”,助力乡村小微群体的长期融合发展,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数字乡村”与“农业现代化”。 南华期货、永安期货、国泰君安、东证期货、中信建投、宏源期货、兴业期货等7家机构主要通过“保险+期货”的新模式,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保险赔付风险,对保险公司价格保险“再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为种植户守住钱包。 友成基金会还发现,案例机构所实施的乡村振兴项目,都注意到了帮扶对象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自身优势,结合实际需求进行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解决方案不仅大胆创新,并且注重系统性。 东方证券结合自身优势和帮扶对象的特点,产业帮扶、文化帮扶两手抓,不仅延续了因地制宜的良好传统,更采用了直播新形式和环保新理念,不断优化支持乡村振兴的举措。 中国外贸信托充分发挥信托跨市场、多金融工具集成的优势,灵活设计符合“三农”特点的多种服务方案。 度小满的“小满助力计划”面向不同类型的农村地区人群,在产业扶贫基础上实现外延,把有内生动力、带动效应的一般农户、致富带头人、扶贫车间负责人、农业合作社成员等多类农村产业人群和模式纳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帮扶。 从执行效果的转化力(Action)方面来看,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能够促成金融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完善,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三农领域,助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例如国泰君安期货多年来持续在全国9个省份开展“保险+期货”项目服务,累计投入涉农项目保费6500多万元,覆盖名义本金超过20亿元,为近3万农户提供收入保障。 中信消费金融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业务覆盖 723 个脱贫摘帽县,累计服务脱贫县用户超 144 万人,累计放款近80亿元。 中天国富证券自2021年以来,共计投入约4200万元资金帮助结对帮扶县实施乡村振兴,被贵州省委省政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零慧表示,整个评选项目做下来,总体感觉整个金融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刚刚拉开序幕,希望未来能够与金融界一起,更加深入地总结和提炼金融精准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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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3-01-03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两份自律文件!(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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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本规范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协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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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协会(同业公会)的全体会员单位,以及经过监管部门批准开展理财业务或销售理财产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 第二章 自律约定 第五条坚持理财业务“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业务本源,坚持“合规经营、诚信尽责、专业运作”的理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践行普惠金融实践,自觉维护行业声誉,共同构建良好市场生态,不断助力资管行业高质量发展。 第六条坚持将内部控制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全过程,覆盖各项业务流程和管理活动,覆盖所有部门、岗位和人员。形成合理制约、相互监督、切实有效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七条建立健全理财投资合作机构管理制度,标准化筛选流程,做好严格资格审查和严谨尽调工作。完备投资授权机制,在投资端和交易端采取隔离措施,有效降低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风险。 第八条做好理财产品的压力测试,建立并执行内部应急预案,做到对理财产品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的持续监测和及时处理。 第九条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确保理财产品投资运作稳健、净值计价公允,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第十条坚决杜绝理财业务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行业乱象,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第十一条在从事理财产品销售业务活动时,应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规则、合作协议及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约定,向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打破刚性兑付,不直接或变相宣传、承诺保本保收益。 第十二条注重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投资者深化对理财产品的理解,培育投资者理性成熟的投资理念,共同反对违规宣传、销售误导、诋毁同业、虚假估值、承诺收益、利益输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和行为。 第十三条注重强化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教育,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职业道德,保持诚信和尽责,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理财客户利益和行业利益等。 第十四条强化信息披露,注重披露信息的易懂性和易得性。通过合法披露方式,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向投资者披露产品信息及风险提示,使投资者充分了解产品特征和资产投向,提升银行理财市场的透明度,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 第十五条根据投资者的偏好和特征,推出高质量的理财产品,切实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投资需求。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导向,避免引起市场大幅波动。以客户利益为根本,努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 第十六条强化养老保障,丰富养老产品供给,提高专业管理水平,培育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第十七条着力开展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建立健全投资者教育服务体系。深化理财产品的普惠性、人民性特征,深入了解新市民等特定群体的理财需求,完善相关产品服务体系,强化服务深度。 第三章自律管理 第十八条中国银行业协会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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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协会(同业公会)负责理财业务的自律管理工作,组织对各机构遵守规范的情况进行自律监督检查,各机构应予以配合。 第十九条中国银行业协会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工作机制,统筹负责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自律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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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协会(同业公会)协助开展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自律管理工作,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受中国银行业协会指导,并向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备。 第二十一条中国银行业协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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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协会(同业公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信息收集。收集违反自律规范要求的问题线索,掌握行业动态。 (二)风险监测。持续监测理财业务可能违反自律规范要求的风险领域。 (三)情况核实。通过定向约谈、调查、检查等方式确认相关信息真实性。 (四)做出自律决定。根据核实情况,研究决定采取自律管理措施。 (五)信息共享。与监管部门共享相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中国银行业协会对外公布线索收集渠道,接受会员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的问题线索。 第二十三条中国银行业协会对各机构遵守规范情况进行评价与处理。 (一)对于涉嫌违法违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投诉和发现的业内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报告监管机构。 (二)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网站公布各会员单位的自律情况。对严格执行自律规定的单位进行褒奖,对违反自律规定的会员单位采取相应的自律惩戒措施。 (三)对于违反自律规范等致使行业利益受损的机构,中国银行业协会可按有关规定采取警示、内部通报、公开曝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等自律处分措施。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本规范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五条本规范经中国银行业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 一、为进一步促进理财行业健康发展,形成更加公平、合理、有序的理财市场环境,充分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各商业银行、理财公司在选择展示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时加强行为规范,根据《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自律公约》《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自律规范》等监管规定和自律要求,制定本准则。 二、本准则适用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销售或者代理销售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理财公司等销售机构,以及委托其他机构销售其发行的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理财公司等管理人。 三、本准则所称业绩比较基准展示,是指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在开展销售业务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宣传销售文本、网站、网上银行、手机APP等形式或渠道对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的列示、描述、解释、引用等行为。 四、展示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应当有助于反映理财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向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增强投资者对产品性质和特点的判断,有利于充分揭示理财产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信义义务特征。 五、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应当对本机构理财产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和宣传销售文本的业绩比较基准展示承担管理责任,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已尽管理责任而代理销售机构不予配合。管理人应当独立制定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理财产品代理销售机构不得利用行业地位、渠道优势等影响其独立性。理财产品代理销售机构应当配合管理人落实本准则相关要求。 六、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应严格区别于预期收益率,不具有约定收益的涵义,禁止以业绩比较基准直接替代或实际替代预期收益率,禁止在销售活动中以预期收益的概念误导投资者,禁止通过调节收益等方式变相实现业绩比较基准。 七、如理财产品中使用业绩比较基准,应当在销售文件中及时、准确、完整地向理财产品投资者进行披露,并由销售机构按照与投资者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提供业绩比较基准信息,保证投资者能够按照销售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及时获取。 八、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应科学合理、清晰易懂,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文字。不得单独使用数值展示业绩比较基准,也不得突出使用数值展示业绩比较基准,禁止出现与其风险特征明显不匹配的情况。 九、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应醒目显著,不得采用缩小字体、模糊色彩、缩减省略等方式影响显著性。应紧跟业绩比较基准固定数值、区间数值或指数加权等列示部分,于显著位置说明业绩比较基准的选择原因、测算依据或计算方法,以及“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等涵义的文字性提示。 十、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测算依据或计算方式应简洁明了。对于过于复杂的算法,应在展示时做出详细解释说明,在销售过程中提示投资者予以关注。 十一、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可在多种销售渠道和宣传销售文本中展示,同一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在不同销售渠道和宣传销售文本的展示应保持一致。 十二、理财产品存续期间,管理人应根据市场研判、投资策略等情况,审慎决定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事项,如确需调整,除应通过常规展示方式向投资者充分、醒目披露调整信息和原因外,还应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向理财产品持有人的告知义务。原则上,业绩比较基准展示应保持连贯性,不得取消或停止展示,不得在理财产品封闭运行期间调整业绩比较基准。 十三、如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应合理制定相关展示规则。过往业绩的展示应遵循稳定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本原则,不得随意变更展示规则,不能片面夸大或刻意选择性展示,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维护公平竞争的行业环境。 十四、监管机构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五、本准则经中银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关于《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的说明 基本涵义 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是指商业银行或理财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产品性质、投资策略、过往表现等因素,对理财产品设置的投资目标和相关解释说明。 一般人理解原则 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设置应遵循一般人理解原则,即应站在一般人或普通人应有的知识、经验和理解习惯,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文字和过于复杂的算法。 过渡期 本准则的过渡期为文件公布之日起6个月。过渡期内,监管规定已有明确要求的,仍需执行相关规定。 过往业绩展示要求 中国银行业协会正针对过往业绩展示行为专题研究,相关自律准则另行发布。 自律管理工作 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银行业协会将根据《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自律规范》开展自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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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12-31
【护航者】永安期货董事长葛国栋:联合各类金融机构打造创新模式,努力向社会发出“期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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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户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同时,积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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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龙头企业推广“保险+期货+订单收购”“保险+期货+融资担保”等模式,把期现合作模式和“保险+期货”有机结合,将服务拓宽到服务全产业链的风险管理需求。 二是拓展合作渠道,积极寻求外部资金突破。通过对项目的模式创新和外部资金引入,积极争取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更多支持,发展完善服务“三农”机制,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代替传统的单一货币补贴,将农产品期货期权同大众熟知的金融产品有效融合,并引入政府等相关部门,有效打响“保险+期货”的知名度,提高“保险+期货”的社会信誉让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用,个体农户“敢”用,积极推动项目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做到真正地走进千家万户。 “2022年度,我们联合了7家期货公司,在大商所的支持下,在浙江衢州开展了浙江最大规模“保险+期货”助力共富样板项目,并在项目中引入银行、订单收购等模式,为期货工具服务共同富裕进行了试点探索。项目得到了浙江省、衢州市各级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有利于我们在浙江开展更多期货工具助力共富的创新模式和试点项目。”葛国栋说道。 三是优化保险产品定价模式,提升项目保障效果。由于项目方案费率厘定、基差风险等因素,“保险+期货”仍存在保费成本较高等问题,保险产品定价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 献礼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为谱写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贡献期货力量 2021年,永安期货共立项开展了“保险+期货”项目107个,同比增长174%;涉及现货37.2万吨,同比增长13.55%;项目名义本金19.85亿元,同比增长32%,并在2022年连续第六年获得中国期货业协会乡村振兴考评第一名。 对于过去一年印象最为深刻的“保险+期货”项目,葛国栋表示,2021年永安期货将“保险+期货”带到了西藏。 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总书记先后来到林芝、拉萨等地考察,提出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也为永安期货的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永安期货开始深入西藏开展“保险+期货”专业帮扶工作,以期货专业手段支持边疆产业经济发展,并累计捐赠帮扶资金160多万元,献礼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为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期货力量。 两年来,永安期货已累计在西藏林芝、日喀则、那曲等地开展“保险+期货”项目5个,累计参保农户超4000户,保障肉牛超40000头,生猪超20000头。通过“保险+期货”为当地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提供收入保障的工具,进一步增强了养殖信心、提升当地养殖产业发展动力,对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促进西藏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葛国栋指出,但在“保险+期货”项目开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存在基差风险。现阶段“保险+期货”模式定价依据和理赔依据主要参考期货市场价格,在基差波动较小的成熟品种上,可较大程度保障农业生产主体的现货价格风险,但在部分基差波动较大的品种上,可能会存在期货价格保险与现货价格相背离的情况,使农户在现货价格受损较大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获得更多赔付。针对基差风险问题,一方面可通过“保险+期货+基差收购”的模式进行完善,另一方面,也可尝试在成熟品种中探索开展现货价格保险。更重要的是,也要不断完善现有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与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期货市场有效性。 其次是“保险+期货+银行信贷”等创新模式发展依然不足,银行对保单增信存在制度或机制障碍。一方面“保险+期货”无法保证一定赔付,银行对农户的信用水平存在担忧;另一方面银行内部信用审查存在制度障碍。 另外,保费成本较高,保险产品定价有待进一步优化。价格险产品保费主要成本为场外期权成本,而现阶段的收入险产品,保险费率为权利金费率+产量险费率,两种要素分开定价,导致保险费率较高。而价格与产量并非完全独立的要素,存在一定的反向关系,产量低、价格高,以此在定价时可以适当降低费率。 最后是市场主体过度看重“保险+期货”的赔付率。近年来,随着政府资金的部分接入,地方政府对“保险+期货”项目的赔付率要求较高,在现货价格上涨时也会要求较高赔付率,存在投机属性,不利于业务和市场发展,应理性看待保险产品的作用是保护极端风险。 加快推进以期货价格作为参考试点,努力向社会发出“期货声音” “保险+期货”试点为众多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增收提供了新路径,为推动“保险+期货”的可持续及可复制性,葛国栋认为,首先是加快推进以期货价格作为参考的收入保险试点。建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支持开展的收入保险试点目标价格参照期货市场价格,提高标准化与公允性。收入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高阶产物,其中的产量风险保险公司可通过再保险分散,价格风险可探索在部分试点中引入通过期货市场对冲,但应注意产量端再保险不能重复保价格风险。 其次是进一步优化价格险模式。价格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常规保险无法进行保障,主要包括两方面问题,一是容易产生巨额赔付风险,因为系统性的价格风险在空间上难以分散,让保险公司面临很大的风险。二是预期价格难以确定,如果预计不准确,被保险人极有可能出现逆向选择问题,使得价格保险难以实现。而现阶段的期货价格险虽已解决了上述问题,但依然存在基差风险无法规避,理赔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等问题,可以进一步优化。 第三是推动更多地方财政资金以“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开展“保险+期货”收入保险试点。近年来,甘肃省、陕西省等地分别试点苹果期货价格保险试点,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建议相关省份尝试开展财政资金以奖代补收入保险试点,以期货价格作为保险参考价格,以此研究财政资金支持的可行性和存在的问题。 最后是加大在宣传培训、案例总结、课题研究等方面的投入。“保险+期货”模式中的难点在于期货工具的运用,特别是针对农业生产主体和基层政府,更需要推出个性化的培训与宣传,提高政府和农户对期货工具的理性认识。要努力向社会发出“期货声音”,做好案例总结与提炼工作。此外,还将与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共同探索开展“保险+期货”的研究型课题,在专业研究与业务实践中齐头并进。 “保险+期货”将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葛国栋指出,乡村全面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产业是第一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期货”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保险+期货”是一种新机遇、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新模式,将促进“保险+期货”的进一步转型升级:一是由服务农业生产向服务乡村产业转变;二是由单纯的服务农业产业向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转变;三是由服务农业的生产链向服务农产品的加工链、供应链转变。这三个转变对“保险+期货”这种模式来说,既扩大了服务领域,也提升了服务档次;既对险种创新提出新业态,也对“保险+期货”的结合机制提出新课题;既对服务手段提出新内容,也对服务方式提出新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经过多年的试行、推广,“保险+期货”模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在服务“三农”、促进实体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随着“保险+期货”模式不断完善丰富、普及率逐步提升,农户对价格保险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保险+期货”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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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12-08
Omicron清零破局!为何中国新冠政策再次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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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原油需求。 中国央行周五下调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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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必须拨出多少存款来抵消其提供的信贷的要求,增加了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并试图在全球货币紧缩趋势的情况下刺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最终,当局将不得不接受更多的新冠确诊病例,同时试图重新开放经济,尤其是在2023年1月最重要的农历新年到来之际,比往年早得多,”Jefferies全球股票策略师肖恩·达比(Sean Darby)写道。 达比认为,中国的银行手头有大量现金,因为消费者只是不花钱。达比在周五的报告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决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为“证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银行放贷”。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市周五下跌,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下跌3.3%。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和网易在内的互联网股票均下跌超过3%,2022年迄今已下跌至少30%。 本周美国股市几乎没有受到中国新冠事态发展的影响,三个主要股指在缩短的一周结束时上涨。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标准普尔500指数本周上涨1.5%,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每周上涨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7%。#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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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萧
2022-11-26
【黄金收盘】贵金属纷纷跳水!黄金看涨情绪增强 下周多头会大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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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am表示。 此外,中国央行下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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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款准备金要求,此举增加了向家庭和企业发放的贷款,有助于在全球货币紧缩趋势的背景下刺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 后市展望 1.本周,散户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大大增强,他们对这种贵金属更加关注,因为美联储打算在下个月直至2023年放慢加息步伐。 不过,根据周五最新公布的Kitco黄金周度调查,华尔街分析师并不相信金价已准备好爆发,许多分析师预计金价近期将横盘震荡。 本周,16位华尔街分析师参加了Kitco黄金调查。在参与者中,有7位分析师(44%)对近期金价持中性看法,6位分析师(38%)看涨,3位分析师(19%)看跌。 与此同时,在一项面向普通民众的在线投票中,共有1054人参与。在这些受访者中,667人(63%)预计金价下周会上涨,另有253人(24%)预计金价会下跌,134人(13%)表示短期内持中立态度。 2.RJO Futures高级市场策略师Bob Haberkorn表示,尽管市场对黄金的兴趣日益浓厚,但他预计金价将在当前水平附近徘徊,因需要新的催化剂将金价推高至1800美元上方。 “所有人都在关注美联储,以及利率会走多高,”他说。“我认为在美联储做出决定之前,金价将保持相当的横盘走势。我认为,在那之前,黄金市场将是一个乏味的市场。” 3.“由于ETF投资者继续缺乏购买兴趣,且收益率下滑导致债券市场竞争加剧,金价要进一步升破重要的1800美元区域,可能需要收益率和美元进一步下跌,”盛宝分析师Ole Hansen在一份报告中称。 4.Kitco Metals高级分析师Jim Wyckoff表示,由于金价跟随美元走势,且成交量较低,“市场向哪个方向波动都不需要太大努力,可能全天会继续出现更多类似情况。” Wyckoff强调:“中国的新冠疫情似乎没有任何好转,所以这将是市场的首要问题,不仅是黄金,而且是未来几周这里所有市场的首要问题。” 下一交易日重点关注 19:00 英国11月CBI零售销售预期指数 22:0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做介绍性发言 23:30 美国11月达拉斯联储制造业指数 次日01:00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 次日01:00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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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
2022-11-26
日本央行将开展数字日元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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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央行将于明年春季开始与日本三大银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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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一项发行“数字日元”的试验。日经新闻称,日本央行将在两年里验证问题,比如银行账户是否存在存款和提现问题,并决定是否会在2026年发行数字货币。 此举在人们的普遍预期之中。日本央行数字货币试验的第二阶段于今年4月开始,将持续约一年。 《日经新闻》还报道,日本央行将从明年春季开始与参与试验的银行合作,检查央行数字货币是否可以在账户之间进行转账。 该报还称,该试验还将测试在网络中断时(比如停电导致)功能是否仍能正常运行。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还在一个研讨会上呼吁全球政策制定者加大努力,遏制私人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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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11-25
中国央行“再出手”阻止人民币贬值!主要国有银行被告知为“干预汇率”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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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货币当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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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两年前放弃的人民币定价工具,因为它们试图引导和捍卫疲软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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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1977
2022-09-29
日本房地产泡沫如何走向破裂——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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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兵库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债权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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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下半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愈发艰难。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因筹资困难相继宣布破产。1998年10月和12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并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使日本陷入金融恐慌,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深化,“惜贷”现象更加突出。 1996年:“住专”公司正式破产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本房价的持续下跌,“住专”公司坏账持续增加,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破产已不可避免。桥本内阁上台后,把解决“住专”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并决定从1996年度政府预算中拨款,用于为“住专”填补亏空。最终,7家住专公司的 6.41万亿日元债务,分别通过持有其债权的公私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赠与”、及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具体分担机制是,住专的母体银行放弃债权3.5万亿日元,其他向住专提供贷款的非母体银行放弃债权1.7万亿日元,政府农林系统金融机构“赠与”5300亿日元,政府划拨财政补贴资金68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机构设立的紧急金融安定化筹集资金和金融安定化筹集基金中划拨2000亿日元,成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住专资产的清偿,7家住专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和债权交渡给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后解散。至此,“住专”公司在日本正式销声匿迹。尽管“住专”公司最终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注入后以破产收场,但向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大众舆论以及部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之后近两年时间内,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主张也被打入了冷宫。 1998年:金融改革加力 1998年开始,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护送船队”模式,转而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大幅注资金融机构 1998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功能早期恢复法》等新法律,建立了特殊公共行政(临时国有化)制度,同时决定启动注入资金高达60万亿日元的计划,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7.4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2)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法》和《银行法》,并对一系列已有法律进行修改。包括:改革对证券融资市场的过度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地位,破处传统分业限制,推进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自由化和资产交易自由化,废除对外汇业务的诸多限制,维护和强化金融安全监管体制,强化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等。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自由化和公开化,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大规模合并的浪潮。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日本原有的二十多家大银行已归并成为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日本联合、理索纳五大金融集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型金融集团的形成有助于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虽然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并未减少不良债权,但通过结合各银行的优势与特点,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素质,进而改善金融状况,恢复金融信用,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3)改革金融监管机构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正式设立金融监督厅,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其仍继续行使其原有的检查和监督职能。2000年3月,日本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并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包括金融制度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2001年1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其处置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归到金融厅。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权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至2001年为止,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金融厅成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 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 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其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长。1998年至2001年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存量不良债权的处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不良资产“前清后溢”,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长。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2年日本国内不良贷款规模达到43.2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增长至8.4%,不良贷款问题仍是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苏”,并任命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经济财政大臣,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理。2002年,日本政府政府制定了《金融再生计划》,尝试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振兴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文件,《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实际上,《金融再生计划》的推出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长官竹中平藏在与各大银行首脑会晤时,就有部分人对他的激进改革构思表示强烈反对,且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反对其改革计划。不过,在两方面因素的支撑之下,《金融再生计划》最终仍然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小泉政府及其本人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困难程度。小泉政府上台后,曾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思变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小泉政府的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竹中平藏曾回忆道,当其制定的改革计划正式公布后,日本国会内部发生了“大骚乱”,对他本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但国民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率却达到了75%。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做出了两点突破: 一是,政府在注资施救的同时,配套实施了强化监管与治理的措施。包括要求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以及接管整改不力、业绩大幅下滑、危及市场稳定的注资银行等。 二是,监管与治理由重保护和酌情主义转向重原则与结果。一方面,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优胜劣汰的彻底洗牌;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政策指引下,确立了实现坏账处理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并举的治理目标。 《金融再生计划》出台后,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复苏。在外需回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也逐渐回升,实际GDP增长率由2002年一季度的-1.9%升至四季度的1.4%,并在此后不断复苏直至2008年初。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日本不良贷款规模由43.2万亿日元大幅降至17.9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也由8.4%降至4.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至此,困扰日本经济十余年的不良贷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及后续的“失去的三十年”,引起了业界及学界长时间的探讨。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研究发现: 1)日本金融系统的隐含风险更高,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住专”公司资产质量低下,抵御风险能力极低,最后只能以破产收场。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但其“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却未与时俱进地改革,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资产质量不断降低,经营风险持续增加。 2)日本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投机活动,非金融企业部门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杠杆水平也不断提升。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其最大的股东,土地、股份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过程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回顾,结合我国当前的相关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降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从日本“住专”公司的经营行为来看,其无疑具有一系列影子银行的特征。在我国,资管新规发布前,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日本的“住专”公司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负债端来看,虽然二者资金来源不尽相同(我国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及机构投资者),但都具备“高成本”的特征。由于“住专”公司只能通过拆借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因此可从当时日本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来观察“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1989年,日本三个月拆借利率均值达到5.5%,而同期日本存款利率均值仅为3.1%左右;从资产端来看,二者资金均有较大比例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且母行、股东对资金投向存在一定影响。这些相似之处无疑使得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 但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9年BIS的工作论文 测算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48.6万亿元降至45.0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也由27.9%降至23.8%。近期,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过,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仍然较大,与传统银行体系、房地产企业关联度较深,这使得其拆解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经济下行时期过度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稳推进整顿规范,避免影子银行体系过快收缩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要循序渐进,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 197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快速提高,但金融监管体系却相对落后。这不仅导致金融机构较为激进的经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也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不良债权难以得到及时处置。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完善LPR报价形成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设了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不过对比来看,目前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仍低于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尚不及日本1970年代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在兼顾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三)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及时、果断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日本《金融再生计划》主要遵循严格资产评估、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强化银行治理机能三项原则,其核心是对不良债权严重的民间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从日本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了解真实的不良贷款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直到1992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首次明确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定义,并不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情况进行检查。这使得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并不积极,利用多种方式加以隐藏,而且倾向于向原有发生不良的企业追加授信,进一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规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目前较低,截至2022年6月仅为1.67%。不过,一旦经济调整压力加重、银行实际不良资产规模或会反弹,令不良资产统计数据可能出现“失真”:一方面,很多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变差的事实;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通过“展期”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从日本经验来看,要防止不良资产风险扩散,明确不良贷款的类别、查明不良贷款的真实余额尤为重要。 其次,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必要时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自有资本。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处理不良债权亟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日本前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在我国,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资本已有先例,如早年财政部、中央汇金等为四大行注资,以及近年来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接管包商银行等。不过,上述行为均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我国仍需要提前制定针对各种情况、各类机构的普遍性不良资产处理框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强相关立法并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不良债权。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建立了直属内阁府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督厅、日本央行及存款保险机构。同时,日本能够比较成功地处置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完备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要通过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并不断完善,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日本的整理回收机构(RCC)等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在化解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起设立重组基金或纾困基金、建立协作机制和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缓释资金压力、化解存量资源错配、实现项目盘活和企业盘整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合理推进银行重组工作。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8年日本金融改革后的银行重组则比较彻底,注重了各大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使得国内外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形象得以重建。 最后,提高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尽管政府力量介入能够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政府长时间介入反而可能促成适得其反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根本的措施还是在于提升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日本政府早期并未从治理不良资产根源上入手,一味纾困(“输血”)导致被救济金融机构的严重道德风险,延误阻碍了金融机构势在必行的内部改革(“造血”)。直到小泉政府将公共财政支持与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及业绩相联系,把无条件援助变成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政策差异、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差异、房地产市场下行超预期、居民去杠杆力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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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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