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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FX恒指追迹:经济衰退忧虑不减 恒指挫逾500点跌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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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多名官员连日释放一系列鹰派言论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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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忧加深, 这双重压力使港股投资情绪低迷。周三恒生指数开盘先2%, 辗转上落后午市走势再次向下跌曾逾2.8%, 恒生科技指数逾2%是主导恒生指数下跌的主要股份部份。年初至今香港恒生指数已累跌近26%。 隔夜,圣刘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詹姆斯布拉德警告称,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可能暗示随着该国通胀处于 40 年高位,美国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尼尔·卡什卡利在他的预示中没有那么微妙,他表示“货币政策管道中有很多紧缩政策”。 美国利率今年上涨 300 点,可能收于 4.4% 左右,为 16 年来的最高水平。卡什卡利和布拉德的评论是在美联储加息几天后发表的,并警告称这将冒着经济疲软对抗通胀的风险。 这些鹰派信号在全球金融市场引发涟漪,人民币及其亚洲货币面临长期抛售,美元飙升至 20 年新高。 周三美元指数一路飙涨升至近115关, 累计升幅已有19%。加上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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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放,人民币暴跌了 13% 以上, 美元兑人民币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本周市场目光仍主要聚焦美联储官员的公开演讲和媒体采访,尤其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周二和周三先后两次登场分别为激进加息步伐提供指引。市场相信年底前, 因美国高企通胀为由将会不断释放坚定不移的激进加息立场, 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仍可能维持高位或更高水平, 为亚洲股市增加空头压力。若亚洲及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对美元僓偿还能力问题, 到时更引发骨排效应拖累港股及中国股市。 中国房债问题仍在市场上发酵, 继之前已在港停止在交易所交易的恒大地产在港总部大楼全栋被银行接收出售, 增加市场对房企的不明朗因素后, 近日在媒体报道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违约后,投资者周三抛售了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和债券,加剧了对受危机影响的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在上海,旭辉控股、融创地产和金地集团等房地产公司发行的债券跌幅最大。 上交所随后表示,旭辉债券因异常波动暂停交易。这些恐慌性抛售令本已看跌的市场承压,反映出投资者对房地产行业的悲观情绪挥之不去,尽管北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该行业。 市场预计在10月16日召开的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期间或之后立即宣布新的房地产刺激措施, 但估计在这次大会期间, 中央政府将会推出一系列挽救经济刺激措施, 而这些措施可望针对性为全国经济带来复苏, 吸引海外资资金投入投资, 对环保及新科技发展并加上防止人民币外流加剧的防制措施等等。期待这些措施可以为中国及香港两地股市在国庆假期后带来提振。 市场期待着十、一国家庆典和十月十六日国家召开新一轮会议期间能发现一些好消息作提振股市的刺激。若本周中国或香港政府可提前发布一些新刺激措施, 期望这段时间可提振港股。恒生指数技术走势继续沿10和20日均线轨道下行没有扭转弱势格局, 料反弹空间仍然有限, 短期于18000点边缘成为最新阻力。看图表走势上的阻力位观察, 恒指若再收低于17672技术支持位, 将进一步下探17151及16501。相反若短期反弹至10和20日均线附近停靠, 留意18175及18817两个重要阻力。 以下是恒生指数日图. ▲ATFX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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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09-28
鹏扬基金施红俊:十万亿赛道腾飞而起,布局数字经济核心资产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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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抓在自己手里,才能通过新经济来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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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腾飞。” 回顾过去,我国数字经济增速始终高于GDP整体增速。即使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依然保持9.5%的较高增速。从2016年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原先的22.6万亿元增加至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30.3%提升至38.6%,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展望未来,政策的“东风”已经提前吹起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号角。工信部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根据发展计划,预计到2025年,大数据产业将达到3万亿元以上,并将以25%的年均复合速度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甚至更远的未来,数字经济都会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最核心的是两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二是产业数字化。我认为发展数字经济的抓手主要是体现在围绕科技创新的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在《规划》中有具体的描述,“瞄准传感器、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里主要指的是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新基建”对扩大有效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 时代赋予的机会不可错过,但怎样去抓住呢?施红俊选择了ETF作为投资工具,他所负责的鹏扬中证数字经济主题ETF是全市场首只数字经济主题ETF。“在指数编制的过程中,我们致力于找出最核心的、跟数字产业化关联度较高的优质标的,努力为投资人带来优秀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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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之星
2022-09-28
当下美国如何通过加息,猛薅全世界羊毛?|AI Financial恒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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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的21.36%。 从表面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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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很快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占据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那么这样强势发展的经济势头是不是就能够摆脱历史上经济轮动的命运呢?时间来到当下,美国再次进入加息通道,美国GDP占比也在逐年增加。毫无疑问,这次美国加息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降低通货膨胀,更是要再用同样的方式收割全世界的财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美国此次的收割过程。 当下美国如何薅羊毛? 美联储加息 众所周知,美联储明面上为了降低通货膨胀,因此决定从今年年初开始,正式开启加息通道,美国利率从年初的0.08在短短大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加息5次,尤其是近三次,每次的加息幅度都高达75个基点,这是自1994年11月以来最大单次加息幅度。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七月份的记者发布会上声称,之后不排除继续大幅度的加息,目的是为了“坚定地使美国通胀率回到2%的目标”。 随着利息的增加,美元便会从全世界回流至美联储,大家更倾向于将美元存到美国银行内,或是提前将美元债务归还,这样便会导致在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总量都会有所减少,而美国本土银行的存款则会增加。 而这次薅羊毛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美国这次不仅仅利用加息,还配合供应链重塑以及俄乌冲突的双重夹击下,加足马力推动美元回流的进程。 供应链重塑 其实,美国供应链重塑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已经关注起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并试图重塑其供应链。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全球汽车、半导体供应链遭受重大冲击,让美国意识到,完全基于全球化的供应链并不安全可靠。 到了2021年,也就是去年年初初,美国政权更迭后,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对于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认知。拜登政府在上台100天内完成了对半导体、稀土、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4种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全面审查,成立了首支供应链中断工作队;在一年内将美国最大的两个港口,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集装箱积压量降低了70%左右,美国港口的货物运输量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 美国制造业增加了36.7万个工作岗位,创30年来最高纪录,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就在上个月,拜登在华盛顿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这标志着一项罕见针对单一产业的高额补贴,在历时一年半的酝酿和博弈后,终于生效。《芯片和科技法案》将提振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生产,重振美国制造业,创造近10万个高薪工会岗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一系列的补贴意在让美国本土外的企业重新回到美国,当这些企业带着资金和人才重新回到美国时,美国的经济必定会迅速的更上一层楼。 俄乌冲突 不但如此,俄乌冲突同时也在加速欧洲方面的资金回到美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也已经打了大半年,从闪电战打到了阵地战,俄罗斯现在又在后方重新集结准备新一轮的攻势。战争打到现在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整个欧洲目前面临日趋严重的安全问题。正巧又碰上美元加息,美国就这样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欧洲资产的避风港。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已经缩表,但其实,美国境内的资金由于这一年里回笼了大量在世界各地的美元的缘故,变得比以往要更多了,回笼的这个量是天量,并且仍然在持续增加当中。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由于美联储加息,这个天量的钱现在又回到了美国并且正在银行里躺着,那之后美元会到哪里去呢? 羊毛都要去哪?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年前美股四次熔断时候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反映的是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变化率,从而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换句话说如果美元指数上升,这意味着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升值,而其他货币相对美元贬值。 如今,美元指数来到了20年内的新高,达到了110点。这意味着美元在加息周期中受到了热捧,世界上大量的货币被兑换成美元并回到了美国,而其他货币因此贬值惨重。 这里有幅图,代表着世界各大货币从年初起与美元的贬值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的贬值幅度其实是最大的,自年初起已经贬值了20%,其次是英镑,韩元以及欧元。我们加拿大因为紧跟美联储的加息步伐,因此并没有贬值太多。所以大家从这张图中就能看到,世界各地大量的货币在被兑换成美元并来到了美国的银行里。那这天量的钱也不可能一直躺在银行里,他必须要流入市场,不然就是废纸一张。那这钱要如何流入市场中去呢? 答案其实很明显,在如今高通胀的时代,美国CPI更是高达8.3的情况下,唯有把钱投入到股市才能让资金免受贬值的风险。因为其他的金融产品无法满足抗通胀的需求,所以我们之后会看到大量的美元会流进美国股市。 其实,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每当美国进入加息通道时,大量的资金都会涌入美股市场。 就比如讲座一开始提到,1979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时,美国正式进入加息通道,美元大量涌入美股并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经历了短暂的波动后,之后的十年里,从800点上涨到了2737点,十年时间里上涨2.42倍,平均一年24%的回报。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美国再次进入加息通道,当时的美股表现如何。由于当时大量的美金同样流入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顺势上涨,从1997年6376点,来到了2007年的12650,相当于十年里面翻了一倍,平均一年10%的涨幅。 因此大家不难发现,其实美联储加息并不会直接导致美股进入熊市。相反,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每当美国进入加息通道时,往往美股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我们以近50年来SP500的表现与美国利率做对比来举例。从1971年至今,不包括此次加息在内,这50年来,美联储总共加息共9次。加息时长短则一年左右,长则4年左右。在这9次加息里,仅仅有一次在加息的阶段,sp500的回报率为-3.9%,其它八次全部为正回报率。平均下来,sp500在加息阶段能够达到20%的回报率。因此,历史数据充分证明了加息对于股市中长期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 如今美国再次进入加息通道,历史正在我们当下重演,天量的美金会再次冲进美国股市。未来十年的收益我们不言而喻。虽然今年美国股市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但原因其实很简单,在金融投资里,永远都是靠四个字来赚钱,那就是低买高卖,庄家目前手握天量的美元准备进场,他不可能会在高位接盘。因此庄家这一年的时间里通过不断放出利空消息来制造悲观情绪从而在低位吸纳那些散户的筹码,当庄家吸筹完毕后,我们将看到美股重新回到一波大牛市当中。我们在六月已经看到了市场的底部,那到了现在,庄家还没有完成吸筹的动作,所以市场仍然在低位。我们做投资一定要跟庄,当庄家入场,我们也应该随后进场,这样我们才能和庄家一起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从美股市场中获益,而不是被恐惧的内心所支配,仍然在市场以外观望,最终每一次都站在了山顶守岗。 【公司介绍】 AI Financial 恒益投资是一家人工智能驱动的金融投资公司,拥有一套颠覆性的金融投资体系。公司致力于帮助所有人,通过投资理财,获得持续稳定收入,从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过去的一年,AI Financial恒益投资通过自己独特的投资理念——持续、稳定、盈利,在投资方面做到了加拿大第一。AI Financial 恒益投资团队希望运用这套投资体系推动加拿大养老体系的改革,让更多人通过金融投资过上更好的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避免为了赚钱而牺牲时间和健康,或因没有足够的存款而不能顺利退休。 AI Financial恒益投资主要业务:保本基金、投资贷款、以及其他注册账户投资服务。更多信息: https://www.aifinancial.ca/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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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Financial恒益投资
1评论
2022-09-28
中共二十大在即 北京要求基金及券商维持股市稳定,避免大量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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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二十大之前恢复金融市场的平静。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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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危机和美联储大幅加息,基准沪深 300指数今年已下跌超过20%。 据说监管机构在4月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命令一些共同基金限制股票销售,以遏制市场暴跌。 沪深300指数周二上涨1.4%,迎来五天以来的首次上涨。交易员正在寻求利用二十大上任何潜在的政策转变,市场押注政府会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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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1977
20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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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风向标!商务部出三招稳外贸 支持中企出口,也欢迎外企来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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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周二(9月27日),中国商务部印发《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指出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进出口有力支撑稳增长稳就业,要加力稳定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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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1977
20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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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世界银行下调2022年东亚经济增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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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下调东亚2022年增长预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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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 世界银行周二表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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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在2022年大幅放缓,但增长速度将在明年加快。 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说,预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2%,低于4月份预测的5.0%和上年7.2%的增速。 世界银行表示,较低的预测主要是由于中国严格的零新冠规定导致的经济急剧放缓,这打乱了工业生产、国内销售和出口。 中国占亚洲23国经济产出的86%,预计今年将增长2.8%,较世行此前预测的5.0%大幅放缓。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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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8.1%,为10年来最快增速。 2023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为4.5%。 “在为全球增长放缓做准备时,各国应该解决阻碍长期发展的国内政策扭曲问题,”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Manuela Ferro在声明中说。 亚洲经济前景面临的另一个风险是,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大举加息,以遏制不断飙升的通胀。世界银行表示,这导致了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这家多边援助机构告诫政策制定者不要通过补贴的方式实施价格控制,警告称这些措施只会让富人受益,并减少政府在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管制和补贴模糊了价格信号,损害了生产率,”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学家Aaditya Mattoo在一份声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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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啦
2022-09-27
再上新台阶!人民银行: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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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地位再上新台阶。 这些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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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这是国内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事情。 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稳步提升,反映全球央行对人民币资产青睐有加。 具体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2021年以来,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在上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延续增长态势。2021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9%,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反映出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提高的认可。 实体经济相关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较快增长,大宗商品、跨境电商等领域成为新的增长点,跨境双向投资活动持续活跃。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规避汇率风险的内生需求逐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基础性制度持续完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 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吸引力,证券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总体呈净流入态势。截至2021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产金额合计为10.83万亿元,同比增长20.5%。离岸人民币市场逐步回暖、交易更加活跃。截至2021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接近1.5万亿元。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尽管当前全球市场依然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人民币债券市场仍将是全球投资者进行多元化投资的有利选择。由于中美十年期国债的利差长期维持在高位,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比例相对较低,且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全球投资者仍将持续加码人民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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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灵看形势
20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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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房市下滑打压工业利润 世界银行:资本外流、货币贬值 下调东亚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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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周二表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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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在2022年大幅减弱,但明年扩张步伐将加快。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继1-7月下降1.1%之后,2022年前8个月工业利润同比下降2.1%。 该局没有报告8月和7月的独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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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工厂产出和零售额增长快于预期,但房地产危机和新冠疫情封锁令前景承压。 (来源:路透社) Jones Lang Lasalle首席经济学家Bruce Pang表示:“经济复苏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为势头受到各种意外和外部因素的干扰,例如极端炎热的天气、区域电力限制和新冠疫情爆发。” 1-8月,41个主要工业领域中有25个出现利润下滑。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疲软,1-8月采矿业的利润增长从前七个月的105.3%放缓至88.1%。制造业利润进一步下滑,前8个月下降13.4%,较1-7月下降12.6%有所加快。 “中国将加快实施扩大需求的政策,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复苏,”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朱宏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零疫情政策是对经济的主要制约因素,并表示北京在10月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放松其零疫情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在我们看来,疲软的出口和房地产市场意味着剩余的增长支持来源是消费。为了释放这一点,中国需要转变新冠疫情管理方法,”摩根士丹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报告继续写道:“我们预计政策制定者将在未来几个月采取重要措施,允许从2023年春季开始重新开放。” 8月下旬,从深圳到成都和大连的城市推出新冠疫情遏制措施,旨在遏制新的疫情爆发。中国8月份工业产值同比增长4.2%,高于7月份3.8%的增速。 8月份工业企业的负债较上年同期增长10.0%,略低于7月份的10.5%。 惨淡的数据中的一个亮点出现在汽车行业,该行业享受了购置税减免,8月份利润翻了一番。受高温天气影响,电力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58倍。 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在8月对工业生产进行了限电,因为干旱减少了水力发电,而居民在严重的热浪中增加了用电量。 8月底,中国内阁再次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以重振步履蹒跚的经济,其中包括将政策性融资工具的额度提高3000亿元人民币。行业利润数据涵盖主营业务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 世界银行:下调2022年东亚增长前景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表示,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022年的增长将放缓至3.2%,低于4月份预测的5.0%和上一年的7.2%。世界银行表示,较弱的预测主要是由于中国严格的零疫情规则扰乱了工业生产、国内销售和出口,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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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放缓。 中国占该地区23个国家经济产出的86%,预计今年将增长2.8%,远低于该银行此前预测的5%。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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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8.1%,是十年来的最好增速。到2023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为4.5%。 “在为全球增长放缓做准备时,各国应解决阻碍长期发展的国内政策扭曲问题,”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曼努埃拉·费罗在声明中说。 该地区前景的另一个风险是全球央行正在采取激进的加息措施来应对飙升的通胀,世界银行表示,这些已导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多边援助机构警告政策制定者不要通过补贴来控制价格,警告这些措施只会让富人受益,并将政府支出从基础设施、健康和教育中抽走。 “控制和补贴模糊了价格信号,损害了生产力,”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经济学家Aaditya Mattoo在一份声明中说。#高通胀/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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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萧
2022-09-27
观点:从宏观周期推测"市场底部"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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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左右的全国两会。因此,投资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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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开始回暖以及面对地缘冲突如何应对等议题的预期只有等到明年 3 月份以后才有可能达成一致。 综上,我认为加密市场的底部将在今年 12 月中至明年 3 月出现。市场反映的是对未来的预期,我们害怕的不是经济衰退和地缘冲突,而是对二者是否会来临的不确定性。只要投资者的预期由分歧转向一致,那么无论世界何等纷扰,资本都不会恐慌。 仅为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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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09-27
日本房地产泡沫如何走向破裂——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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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与破裂、产业结构的变迁等,对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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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借鉴。对日本发展历程的对照性回顾,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中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重读历史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为此,我们推出“日本启示录”系列报告,着眼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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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呈现出的新问题,寻找这个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的启示。 本系列的第一篇系统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土地、人口、政策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但仅从土地、人口、政策方面,显然难以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全貌。作为“日本启示录”系列的第二篇,本文尝试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等方面,进一步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始末。 一 金融体系风险暗含 “住专”资产质量低下 “住专”全称为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是日本专门从事住宅信贷和房地产信贷的民间信用机构。根据日本政府此前规定,金融机构不能为个人购买房地产提供抵押贷款。为绕过这一限制,1971年部分银行联合出资成立了日本第一家以办理个人住宅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住专公司——日本住宅金融会社。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最初成立目的是为了加强其股东银行在住宅抵押贷款业务上的竞争力,因此“住专”自身资金来源主要为同业拆借,其自身并不吸收公众存款。 1985年后,随着政府取消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限制,以往只能通过向“住专”贷款而间接参与个人住宅贷款业务的股东银行纷纷进入到个人住宅贷款市场,“住专”只能被迫转向为企业发放房地产贷款。1985年至1990年,“住专”公司贷款规模由5.04万亿日元猛增至12.5万亿日元,其中企业贷款增量超过7万亿日元。 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住专”公司贷款规模急速扩大,其资产质量不断下降。一方面,由于“住专”公司不能直接吸收存款,只能从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与普通商业银行相比,“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相对更高。因此,“住专”公司只能通过信用下沉等方式扩大自身贷款规模,进而导致其资产质量下降;另一方面,“住专”公司作为银行的子公司,在股东银行受到信贷控制后,时常会通过下属的“住专”公司向有业务往来的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或直接把即将成为坏账的债权转让给“住专”公司。 1992年日本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后,“住专”公司坏账问题开始显现。1991年开始,日本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以大量土地作为抵押品、资产信用质量低下的“住专”公司首先受到冲击。根据日本大藏省的调查,截至1996年2月七家“住专”公司不良资产总规模达到8.13万亿日元,不良资产比例为75.9%,其中近5万亿日元贷款或将无法追回。 “住专”公司坏账问题使得日本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加速暴露。如前所述,“住专”公司不能直接吸收存款,只能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拆借资金。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住专”主要贷款对象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丧失了支付贷款利息的能力,且有些企业已资不抵债,“住专”公司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而作为“住专”公司资金来源的银行系统,出于对“土地价格绝不会下降”的“土地神话”的信仰,选择通过“住专”公司继续向房地产业追加贷款,政府系统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县级农业信用社也采取了同一步调。结果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代前期,出现了“僵尸银行支撑僵尸企业”的局面(Anil Kashyap and Takeo Hoshi,2011),即形成了“地价下跌→房地产公司经营恶化和还贷困难→住专出现不良债权→金融机构增加对住专的低息贷款→住专继续向房地产公司追加贷款→地价继续下跌→房地产公司经营进一步恶化并大量破产→不良债权拖垮住专→住专的股东银行出现危机”的恶性循环。根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截至1996年3月末,“住专”七社自金融系统的借款总计已达到12.97万亿日元。这也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日本金融机构破产,其中甚至包括兵库银行、太平洋银行等大型上市银行。 金融自由化加速推进 二战后,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日本针对国内金融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金融体系。日本政府针对金融行业的管制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管制、分业管制、利率管制、资本流动管制等。其中,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大藏省对金融机构及金融系统的掌控力,并通过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限制新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降低了银行间的竞争压力;分业管制通过限制业务活动领域,减少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试图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利率管制人为压低国内存贷款利率,一方面为国内重要行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降低日本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资本流动管制不仅使得国内金融机构专注于国内市场,也有效抑制了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于日本的溢出效应。通过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日本成功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资金短缺问题。 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型中速增长,日本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诸多管制使得其金融系统不再适应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本金融体系与国内外经济环境间的“不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不断增加,直接融资的渠道亦不断拓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外部融资的需求减弱,以利率管制等方式人为压低利率的必要性也不断降低。1955年至1972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由9.40%提升至15.54%,企业自身资金充裕程度明显提升。而在1973年至1990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保持在12%以上的相对高位,直至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才出现大幅下滑。从融资方式来看,1980年至1989年,日本企业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也由11.9%上升到27.0%。 其次,19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并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承销。当时日本政府为使国债发行不影响到利率管制,对国债发行和流通市场均实施了严格管理。但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承销国债,严重影响了其流动性和收益性,并造成了金融机构资金短缺,于是金融机构强烈要求在市场上卖出国债。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放开国债利率管制,并走向了通往利率市场化的道路。1977年,日本开始放宽对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承购的国债自由上市流通。此后,日本政府陆续放开了对银行间拆借利率、银行间票据利率、大额可转让存单(CD)利率等的控制,并于1994年实现了除活期存款利率以外的完全利率市场化。 再次,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外资金融机构开始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其国内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也开始参与海外投资,并要求本国监管机构放松管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日美联合特别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明确日本应采取存款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多元化、促进货币市场发展等措施来实行金融自由化。 最后,随着日本国民收入的提高,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许多新金融工具、新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而这也意味着对分业管制和利率管制的打破。 因此,为使日本金融体系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开启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以渐进式改革方式推行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经营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根据Menzie Chinn和Hiro Ito编制的金融开放指数(The Chinn-Ito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1970年后日本金融开放程度明显提高,甚至一度高于法国、英国等国家。 日本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使得金融系统的活力明显提升,但也为后续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日本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开始由银行扩展至股票、债券市场,资质较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开始出现“脱离”银行的趋势,1986年至1990年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从银行的融资额甚至为负。银行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被迫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业务,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急速增长。日本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105万亿日元增长至1989年末的247万亿日元,而同期对大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增长了不到3万亿日元。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后,并未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多数资金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因此,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张,不仅助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使得银行资产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规模地方性金融机构(如信用金库)率先出现破产情况,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进行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却相对落后,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二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了过分的控制和保护政策,形成了“护送船队”模式的金融监管体系 ,以至于出现了“日本金融机构不倒”的神话。进入1980年代以后,虽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加快,但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对银行经营的干预,从而使银行形成了政府将继续提供隐性担保的预期。因此,在诸多金融管制政策放松后,许多银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在贷款审查、投资审核等方面过分放松,许多银行甚至通过贷款给信托公司等机构使银行资金直接流入股市及房地产市场,加剧了资产泡沫的膨胀程度。根据野口悠纪雄(2005) 的研究,1984年末至1990年末日本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由15.1万亿日元增长至40.2万亿日元,其中约有10.8万亿日元新增贷款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二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过度绑定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房地产投机活动。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主要受到非金融企业部门推动,企业部门是房地产的主要购买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土地购买金额由1980年的0.3万亿日元大幅增长至1990年的16.8万亿日元,而住户部门反而是当时土地的出售方。在此期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提升,由1980年的94.4%升至1990年的139.3%,远高于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水平,尤其是中小企业过度借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后,杠杆率明显上升;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相对温和,仅从45.7%升至68.4%,绝对水平实际上与美国(61.1%)、英国(57.7%)等发达经济体相近。非金融企业部门大规模购入土地,使得土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占比大幅上升,当土地价格出现下跌时,实体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更为严重,进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 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更加盘根错节。二战过后,在清理企业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主银行制度。尽管日本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银行制度,但二战后主银行制度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根据于潇(2003)的研究,一般认为日本主银行制有以下特征:(1)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主银行一般不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2)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主银行既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也提供长期贷款。虽然企业所需贷款并不一定全部都由主银行单独提供,但企业大额贷款是由主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提供的,其中主银行的贷款份额最大,承担的贷款损失责任也更多。当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主银行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3)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4)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帐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而根据Masahiko Aoki和Hugh Patrick(2002)的研究,1970年至1991年日本上市公司中,有77%的公司都有主银行。 主银行制度的存在将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资本市场三者牢牢绑定,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股票、土地在日本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土地、公司股份在日本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由1985年的1.8%、9.0%,提升至1989年的3.3%、18.3%。另一方面,银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中的参与程度更高。1986年,银行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达到20.9%,而1990年更是增长至25.9%。 三 不良债权处置滞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部分企业陷入资不抵债,金融机构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规模急速扩张。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债券,股价下跌后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规模也在缩水,银行支付困难、濒临破产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却未及时处置金融系统中的大量不良债权,从泡沫破裂到不良债权得到完全处理,历时近十五年,可以说延误了最宝贵的处置窗口。具体来看,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处置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991年:“护送船队”模式延续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无论是日本政府、银行还是居民、企业部门,均未意识到不良债权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一方面,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乃至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对泡沫破灭引发的地价、股价暴跌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认识不足,错失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以日本央行为例,其1991年7月公布的《形势资料》指出 “由于企业和家庭相对良好的收入环境,日本经济还会持续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把握不清。企业与金融机构出于种种考量,会通过各种手段掩盖不良资产的存在,导致泡沫爆发初期日本政府难以得知不良资产的具体规模。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差的中小规模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受到冲击,日本政府尝试继续通过“护送船队”模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二战后日本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随后几年釜石信用金库、东洋信用金库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对这些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通过行政指导由关联金融机构采取救助性并购或收编为子公司等形式,试图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冲击。 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5年8月,兵库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债权破产的地方银行。1997年下半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愈发艰难。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因筹资困难相继宣布破产。1998年10月和12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并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使日本陷入金融恐慌,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深化,“惜贷”现象更加突出。 1996年:“住专”公司正式破产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本房价的持续下跌,“住专”公司坏账持续增加,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破产已不可避免。桥本内阁上台后,把解决“住专”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并决定从1996年度政府预算中拨款,用于为“住专”填补亏空。最终,7家住专公司的 6.41万亿日元债务,分别通过持有其债权的公私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赠与”、及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具体分担机制是,住专的母体银行放弃债权3.5万亿日元,其他向住专提供贷款的非母体银行放弃债权1.7万亿日元,政府农林系统金融机构“赠与”5300亿日元,政府划拨财政补贴资金68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机构设立的紧急金融安定化筹集资金和金融安定化筹集基金中划拨2000亿日元,成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住专资产的清偿,7家住专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和债权交渡给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后解散。至此,“住专”公司在日本正式销声匿迹。尽管“住专”公司最终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注入后以破产收场,但向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大众舆论以及部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之后近两年时间内,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主张也被打入了冷宫。 1998年:金融改革加力 1998年开始,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护送船队”模式,转而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大幅注资金融机构 1998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功能早期恢复法》等新法律,建立了特殊公共行政(临时国有化)制度,同时决定启动注入资金高达60万亿日元的计划,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7.4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2)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法》和《银行法》,并对一系列已有法律进行修改。包括:改革对证券融资市场的过度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地位,破处传统分业限制,推进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自由化和资产交易自由化,废除对外汇业务的诸多限制,维护和强化金融安全监管体制,强化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等。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自由化和公开化,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大规模合并的浪潮。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日本原有的二十多家大银行已归并成为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日本联合、理索纳五大金融集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型金融集团的形成有助于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虽然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并未减少不良债权,但通过结合各银行的优势与特点,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素质,进而改善金融状况,恢复金融信用,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3)改革金融监管机构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正式设立金融监督厅,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其仍继续行使其原有的检查和监督职能。2000年3月,日本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并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包括金融制度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2001年1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其处置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归到金融厅。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权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至2001年为止,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金融厅成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 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 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其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长。1998年至2001年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存量不良债权的处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不良资产“前清后溢”,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长。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2年日本国内不良贷款规模达到43.2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增长至8.4%,不良贷款问题仍是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苏”,并任命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经济财政大臣,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理。2002年,日本政府政府制定了《金融再生计划》,尝试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振兴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文件,《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实际上,《金融再生计划》的推出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长官竹中平藏在与各大银行首脑会晤时,就有部分人对他的激进改革构思表示强烈反对,且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反对其改革计划。不过,在两方面因素的支撑之下,《金融再生计划》最终仍然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小泉政府及其本人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困难程度。小泉政府上台后,曾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思变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小泉政府的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竹中平藏曾回忆道,当其制定的改革计划正式公布后,日本国会内部发生了“大骚乱”,对他本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但国民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率却达到了75%。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做出了两点突破: 一是,政府在注资施救的同时,配套实施了强化监管与治理的措施。包括要求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以及接管整改不力、业绩大幅下滑、危及市场稳定的注资银行等。 二是,监管与治理由重保护和酌情主义转向重原则与结果。一方面,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优胜劣汰的彻底洗牌;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政策指引下,确立了实现坏账处理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并举的治理目标。 《金融再生计划》出台后,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复苏。在外需回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也逐渐回升,实际GDP增长率由2002年一季度的-1.9%升至四季度的1.4%,并在此后不断复苏直至2008年初。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日本不良贷款规模由43.2万亿日元大幅降至17.9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也由8.4%降至4.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至此,困扰日本经济十余年的不良贷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及后续的“失去的三十年”,引起了业界及学界长时间的探讨。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研究发现: 1)日本金融系统的隐含风险更高,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住专”公司资产质量低下,抵御风险能力极低,最后只能以破产收场。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但其“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却未与时俱进地改革,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资产质量不断降低,经营风险持续增加。 2)日本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投机活动,非金融企业部门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杠杆水平也不断提升。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其最大的股东,土地、股份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过程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回顾,结合我国当前的相关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降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从日本“住专”公司的经营行为来看,其无疑具有一系列影子银行的特征。在我国,资管新规发布前,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日本的“住专”公司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负债端来看,虽然二者资金来源不尽相同(我国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及机构投资者),但都具备“高成本”的特征。由于“住专”公司只能通过拆借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因此可从当时日本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来观察“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1989年,日本三个月拆借利率均值达到5.5%,而同期日本存款利率均值仅为3.1%左右;从资产端来看,二者资金均有较大比例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且母行、股东对资金投向存在一定影响。这些相似之处无疑使得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 但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9年BIS的工作论文 测算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48.6万亿元降至45.0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也由27.9%降至23.8%。近期,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过,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仍然较大,与传统银行体系、房地产企业关联度较深,这使得其拆解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经济下行时期过度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稳推进整顿规范,避免影子银行体系过快收缩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要循序渐进,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 197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快速提高,但金融监管体系却相对落后。这不仅导致金融机构较为激进的经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也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不良债权难以得到及时处置。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完善LPR报价形成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设了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不过对比来看,目前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仍低于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尚不及日本1970年代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在兼顾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三)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及时、果断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日本《金融再生计划》主要遵循严格资产评估、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强化银行治理机能三项原则,其核心是对不良债权严重的民间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从日本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了解真实的不良贷款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直到1992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首次明确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定义,并不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情况进行检查。这使得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并不积极,利用多种方式加以隐藏,而且倾向于向原有发生不良的企业追加授信,进一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规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目前较低,截至2022年6月仅为1.67%。不过,一旦经济调整压力加重、银行实际不良资产规模或会反弹,令不良资产统计数据可能出现“失真”:一方面,很多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变差的事实;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通过“展期”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从日本经验来看,要防止不良资产风险扩散,明确不良贷款的类别、查明不良贷款的真实余额尤为重要。 其次,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必要时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自有资本。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处理不良债权亟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日本前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在我国,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资本已有先例,如早年财政部、中央汇金等为四大行注资,以及近年来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接管包商银行等。不过,上述行为均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我国仍需要提前制定针对各种情况、各类机构的普遍性不良资产处理框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强相关立法并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不良债权。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建立了直属内阁府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督厅、日本央行及存款保险机构。同时,日本能够比较成功地处置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完备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要通过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并不断完善,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日本的整理回收机构(RCC)等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在化解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起设立重组基金或纾困基金、建立协作机制和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缓释资金压力、化解存量资源错配、实现项目盘活和企业盘整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合理推进银行重组工作。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8年日本金融改革后的银行重组则比较彻底,注重了各大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使得国内外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形象得以重建。 最后,提高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尽管政府力量介入能够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政府长时间介入反而可能促成适得其反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根本的措施还是在于提升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日本政府早期并未从治理不良资产根源上入手,一味纾困(“输血”)导致被救济金融机构的严重道德风险,延误阻碍了金融机构势在必行的内部改革(“造血”)。直到小泉政府将公共财政支持与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及业绩相联系,把无条件援助变成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政策差异、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差异、房地产市场下行超预期、居民去杠杆力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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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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