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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斯坦格尔，曾任《时代》杂志主编，美国国务院前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彭博的文章中指出，戴维·哈伯斯塔姆 (David Halberstam)在《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私营部门的技能并不适合政府。
为了识别浪费、削减开支并提高生产率，这位商界人士召集了一批聪明的系统分析师和统计学家。不久后，他们就找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节省空间，而这一切只需总统一纸命令即可实现。
如果马斯克及其削减成本团队对美国政府的冲击让你感到似曾相识，那要么你足够年长，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的情景，要么你是《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们》的崇拜者，这本由大卫·哈尔伯斯塔姆撰写的经典著作详细讲述了上一次美国总统授权商界领袖削减预算、减少官僚作风的故事。
当时的总统是约翰·肯尼迪，而他任命为国防部长的企业领袖，正是福特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72年，很快就成为经典，以深度报道和精彩的叙述，讲述了那些本意良好的努力，如何让美国一步步陷入难以摆脱的越南战争。
冷静、理性且内敛的麦克纳马拉，与马斯克的个性截然不同。然而，重读这本书的这几周，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坚定地相信，自己在私营部门使用的商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修复”政府。
马斯克有他自己的“天才团队”，正如哈尔伯斯塔姆在书中所写，麦克纳马拉通常让自己的“神童们”成为独立的信息来源，以打破体制内的信息网络。
这听起来是否很熟悉？
《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们》是一个警示故事（书名是讽刺之意）。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表现堪称灾难，他在福特公司取得成功的品质——尤其是对数据驱动决策的极端执着，让他无法真正看清越南战场上的现实。
麦克纳马拉对量化指标的痴迷，在他的一句名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无法衡量它，你就无法管理它。”
哈尔伯斯塔姆在书中讲述了他早年去西贡考察的一次经历。那次，他要求美军将领提供具体的敌军死亡人数、缴获武器数量和敌军渗透率的数据，但却不去战场考察，也没有与前线士兵交谈。
回到华盛顿后，他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统计数据，声称越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然而，正如一位参议员讽刺地称之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这场战争又持续了十年，导致数万名美国士兵丧生，并让美国纳税人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相比之下，越南和柬埔寨遭受的破坏更为惨烈，伤亡更是数倍于此。
在1995年的自传《回顾》中，以及2003年的纪录片《战争迷雾》中，麦克纳马拉承认自己“错了，错得离谱”。他的那句名言后来被称为“麦克纳马拉谬误”。
讽刺的是，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长任上的惨败，并没有动摇肯尼迪当初任命他的那种信念：政府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浪费和低效，最适合由私营部门的成功人士来解决。
里根是这一理念的现代化身。他曾这样总结：“最聪明的人不在政府。如果有的话，商界早就把他们挖走了。”
他在竞选时承诺削减联邦官僚机构的规模和财政赤字，因此“挖”来了私营企业的重量级人物，比如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唐纳德·里根（后任财政部长）和Scovill Inc.前首席执行官马尔科姆·鲍德里奇（后任商务部长）。
然而，里根的想法大多只是口号。他执政八年间，联邦官僚体系和财政赤字都在持续增长。
尽管如此，“商界经验是改革政府的必备条件”这一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他们常常用这一论点攻击民主党人。奥巴马和拜登都曾因内阁成员缺乏私营部门背景而受到批评。
而美国社会呢，民调长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拥有商业和管理经验的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这种情绪，帮助特朗普成为首位直接从商界进入白宫的总统。在2016年竞选期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商界领袖的身份，以此对比希拉里的政府经验。至于特朗普的企业曾多次申请破产，这一点却没有妨碍他的宣传。
与此同时，他承诺要带来“最优秀的人”——也就是商界人士，加入他的政府。
这一理念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美国人仍然支持。根据2月份的哈佛CAPS/Harris民调，两党选民中有多数人支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而60%的人——包括37%的民主党人和85%的共和党人，认为“政府效率部”正在帮助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甚至有83%的受访者同意应该削减政府预算。
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每年花费数千亿美元在广告上，以塑造自己友好、有用、有价值和高效的形象。相比之下，联邦政府则沉默、遥远、抽象。
多年来，市场崇拜和“市场化方案总是最优”的观念，使政府显得过时且脱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有一句名言：“美国的事务就是商业。”
不幸的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柯立芝的政策助长了大萧条的发生。
然而，虽然对政府低效的抱怨普遍存在，但“企业家能解决政府问题”这一观念似乎是美国独有的。在其他成熟民主国家，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人们明白政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盈利业务。
2013年，我从私营部门转入政府工作。在长期担任记者、并在《时代》杂志担任七年主编之后，我加入了国务院，担任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
任何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政府庞大、官僚化、运转缓慢。许多时候，我心里都会想：“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是这样做事的。”
我刚上任时，隶属于我的一个反恐工作组，希望在推特上批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但这条推文必须提交多个国务院部门审批，结果花了整整两周时间！两周才发一条推文！
很快，我意识到政府的结构不是围绕“行动”来设计的，而是为了“防止错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政府本就不应该像私营企业那样运作。政府远比任何企业复杂。企业领导者不会面临535名国会议员的指令，而政府往往需要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而立法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那些宣称要削减政府规模的议员，同时也会夸耀自己为选区争取了多少财政拨款。
把公民视为“股东”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说商业原则本就不适用于政府，那么马斯克及“政府效率部”（DOGE）所推崇的硅谷“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文化，对政府来说更是格格不入。
政府负责的是学校、食品补助、老年人护理、病患医疗、空中交通管制等等。你可以“快速行动，打破推特”，最多让一群推特用户愤怒，但如果政府用这种方式运作，那就会危及生命。
事实上，政府的职责是降低风险，确保社会保障、医疗补助、退伍军人补助不会被随意取消。
政府的失败代价远远高于企业。
我理解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为什么会认为，政府系统中有那么多副助理部长、那么多机构间重复的项目，只要砍掉冗余就能节省开支，提高效率。
他们可能还认为，这样可以加快决策速度。
但政府之所以有这么多“冗余”和“缓慢运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宪法本身的设计：基本原则是让权力的行使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宪法制定者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目的就是遏制并控制政府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他们会认为“统一行政理论”是危险且违宪的。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写道：“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他强调，“我们必须把政府各部门划分并安排好，相互制衡。”
这显然不是一个追求效率或速度的设计。
在同一篇文章中，麦迪逊还写下了一句关于美国政治实验最清晰、最美妙的论述：“正义是政府的目标。”
不是效率、不是权力，更不是利润。
宪法设计者之所以让政府决策过程如此复杂，正是为了防止不公，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压迫少数人，防止民选领导人成为独裁者。
他们曾经为此而战，他们不希望未来重蹈覆辙。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并不是肯尼迪唯一招募进政府的外来者。肯尼迪的财政部长是投资银行家道格拉斯·狄龙，国务卿是曾管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
《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们》一书中提到，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对这些来自私营部门的精英人才赞不绝口，并向他的导师、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炫耀。
雷伯恩回答说：“林登，也许你说得对，他们确实聪明。但如果他们当中过去有人竞选过治安官，我会更放心。”
那些想要用企业方式管理政府的人，往往高估了商业手段的有效性，同时低估了政府经验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发现最了解政府运作的人，就是政府内部的人。
正如雷伯恩所暗示的，最适合改革政府的，正是那些理解政府的人。只是，他们很少被赋予这样的机会。
克林顿执政时期是一个例外。1993年初，他启动了“国家政府改革伙伴计划”（NPR），目标是“让整个联邦政府变得更节省、更高效，并改变国家官僚体系的文化，使其摆脱惰性和特权意识，转向积极主动和赋权管理。”
尽管克林顿强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他并没有把改革政府的任务交给某个商界大亨，而是交给了副总统阿尔·戈尔——一个自29岁起就一直在政府任职的人。
虽然这项改革的宣传口号听起来像是企业术语，比如“政府应该更好地服务客户”，但实际运作的负责人是华盛顿的资深人士，如戴维·奥斯本和伊莱恩·卡马克。
这些人不会像某些政治人物那样，在集会上挥舞电锯（暗示大刀阔斧裁员），但在七年内，NPR推动了政府员工自愿买断计划，削减了42.5万个联邦职位，节省了约14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
这些措施都获得了国会的两党支持，并通过了合法的立法程序。
戈尔和他的团队用了一整年时间来规划改革目标，分析低效环节，重新设计政府岗位。他们从现有联邦雇员中挑选改革人才，整个过程没有引发宪政危机，也没有采取违法手段。
改革是深思熟虑的，循序渐进的——完全不同于马斯克的做法。
没有人会称戈尔的团队是“神童”或“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但他们的模式值得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