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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沃尔夫是《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他在文章中指出，虽然很多技术官僚希望能把特朗普的行为包括得更为合理化，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所需的宏观经济调整，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周，我尝试为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辩护，而这种做法被一些人谴责为“理性粉饰”。换句话说，我在探讨，这届政府中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主张，是否具有逻辑基础和证据支撑。
注，斯蒂芬·米兰的《 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主要内容是说美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体系中因美元长期高估而面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扩大等结构性问题。特朗普政府若连任，可能推动通过关税与汇率政策重构国际贸易秩序，以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增强财政收入，并要求贸易与安全盟友共同分担全球体系的成本。该文强调，通过渐进式关税、分级制度与金融市场协调，可以在不破坏美元储备地位的前提下，重塑全球贸易规则，实现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布拉德·德龙反驳说，这并不重要：“要达成协议，你的对手必须认为你讲信用。特朗普每天都在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我同意——而且我也表达过这个观点。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追问，这里面是否存在重大政策问题，如果有，那该怎么办。
财政部长贝森特本月早些时候说，除了提供全球安全外，“美国……还提供储备资产，承担首尾消费者的角色，并在其他国家国内需求不足时吸收多余供给。这个体系无法持续”。
米兰也表示，美元长期被高估，“这严重打击了美国制造业，而有利于经济中金融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最终让富裕美国人受益。
米兰的出发点。是罗伯特·特里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全球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导致美元被高估，并带来了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但这并不是各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唯一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博客中指出，外国人可以用其他外国资产替代美国资产。
此外，储备也并不是外国人购买美国资产的唯一原因。保罗·克鲁格曼也指出，他们可能只是想要美国资产。
尽管如此，储备需求在全球收支平衡中，有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到2014年之间，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增长了将近七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希望在未来避免金融危机。但就全球最大持有者中国而言，也反映了中国希望为过剩储蓄寻找出口，并推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增长。
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个批评对象欧元区，从1999年底到2024年底，储备仅增加了720亿美元。
一些比积累储备更基本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那就是各国储蓄和投资倾向的差异。一些国家储蓄多于投资，因此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和对应的资本账户赤字，反之亦然。
这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可能会出现。其中之一是，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本的体系可能会引发危机。而只有那些本币被视为可信储备货币的国家，才能安全地应对这些危机。
这正是为何新兴国家政策制定者通常希望保持经常账户顺差。
另一个原因是，保持顺差的国家，通常也会生产超过本国消费的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反之亦然。所以，中国、德国和日本这些高储蓄率国家，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也就不足为奇。而美国和英国则处于相反的位置。尽管对于后者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擅长服务出口，这减少了对制造品的出口。
总的来看，那些痴迷于制造业的国家往往也对顺差高度执着，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者。所以，这届政府中的重商主义者，包括特朗普，并不是完全错了：如果美国有经常账户顺差，制造业确实会更大一些。
但他们错就错在，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于外汇储备问题。他们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再平衡所需的条件。
如果美国要在不牺牲投资的前提下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必须将储蓄率提高至少3%的GDP，约8500亿美元。这相当于财政赤字的大约一半。
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金伯利·克劳辛所说，平均征收50%的关税，若以最大化财政收入为目标，可以带来每年7800亿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保护产业，纯是为了收钱，不分产品不分国家，平均一律征收一半的税），理论上可以每年为联邦政府带来78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理论上，这样的关税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主要是通过降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来实现。
但这会带来累退性影响（一个经济学和财政学中的概念，指的是某项政策、制度或措施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也就是收入越低，所承受的相对负担越重），对全球和美国经济都会有负面作用，包括损害有竞争力的美国出口商。
况且，特朗普显然对这种全面政策毫无兴趣。
所以，问题依然存在：特朗普手下的技术官僚究竟如何设想实现所需的宏观经济调整？
他们目前提出的方案不成熟。比如，强制将外部持有的公共债务转换，以及贬值政策，除非目的是利用通胀税，否则这些毫无意义。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尝试过这种做法，结局很糟糕！
注，这应该指的是通过贬值美元、制造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或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利用通胀税”，但是后来造成了通胀失控，1979年通胀率高达13%以上，美联储主席沃尔克被迫在1980年代初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0%，以压制通胀，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确实，如果能够消除经常账户赤字，制造业会略有扩张。但从安全或其他更深层目标出发，那些真正重要的制造业部分，不一定是增长的部分。而且，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阻止制造业就业份额的长期下降。制造业正像农业一样，随着生产力上升而萎缩。
即便是经过最复杂包装的版本，“特朗普经济学”也毫无意义且逻辑混乱。
现实版的“特朗普经济学”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