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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有人嗤之以鼻地说，这里监管过度。繁重的官僚程序和高昂的税收，使得法国或德国没有像Amazon、谷歌或特斯拉这样的万亿美元级创业企业。
但欧洲所缺的不止这些。这个大陆上也没有那些掌控巨头企业、权力甚至超越现实感的“狂热寡头”。在这里没有像“欧洲版拉斯普京（注，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人物）”那样的人，向政治运动砸下无数金钱，也不会在领导人就职典礼上占据显眼位置，或者直接拥有一个自己操控的新部门。
欧洲确实缺少“独角兽”公司，创新也偏少。但也正因如此，社交媒体上看不到科技高管炫耀他们周末如何“把国家喂进碎木机”。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那里优柔寡断、行动迟缓。每次危机都要欧洲联盟各国领导人多次召开峰会，常常争执到深夜。共识治理的繁琐程序让欧盟步伐迟缓，比如在2020年，光是谈判通过最新一期七年预算就花了四天四夜。
不过，欧洲的国家机构不会因为财政协议难产就每隔几年“自动关门”，导致数百万公务人员被迫休假，基本公共服务也停摆好几天。共识决策的好处是，即使哪位政治人物心血来潮发一条“对中国加征125%的关税”的政策推文，也不会立即引发全球股市暴跌。
欧盟的最高层官员虽是非民选，有时缺乏问责机制，但他们绝不敢在摧毁本国数百万人民储蓄之后，还被拍到在高尔夫球场上悠闲挥杆。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在国防上搭便车，军费开支不足以独自应对威胁。即便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提高军费，这种说法很长时间内仍会成立。但这也反映了欧洲对“防御”不同的理解。
至少在俄罗斯之外，欧洲没人随便暗示要入侵其他国家。布鲁塞尔也没人开玩笑说要把哪个邻国变成“我们第28个成员国”（事实上，很多邻国拼命想加入欧盟）。也没有哪个欧洲副总统以配偶想看雪橇比赛为由，突然造访他打算吞并的地方。
虽然欧洲在情报收集方面有所吝啬，但各国领导人清楚是谁发动了乌克兰战争（提示：不是乌克兰）。他们也早就预见了入侵伊拉克的各种风险。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不狂热捍卫“言论自由”。看看罗马尼亚和法国的法官如何终结极右翼政客的政治生涯，这些政客总是相信（却缺乏证据）他们是因为理念而非违法行为才陷入困境。然而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言论受限”这个说法显得很陌生。欧洲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
欧洲的大学从未被某一派“文化斗士”主导，变成言论审查的堡垒。在欧洲的大学校园（匈牙利除外），你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失去教职或研究经费。持有“错误观点”的外国学生也不会被送进拘留中心，新闻媒体也不会因为采访反对派政治人物而被起诉。
律师事务所也不会因曾替政敌服务，就被迫向总统下跪认错。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正面临人口危机。目前只能靠移民支撑劳动力，部分移民的融入情况并不理想。这种移民现象表明了欧洲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对那些逃避战争的人来说，也体现出欧洲人的善意（尽管有时不够理智）。
尽管欧洲人偶尔也会做出打击非法移民的姿态，但其实主要还是依赖合法移民来从事农作采摘等工作。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这里经济长期低迷，是全球的反面教材。也难怪：欧洲人在八月集体度假，中年就退休，花大量时间与家人吃饭、社交。奇怪的是，调查显示，无论富国还是穷国，人们都非常看重这种休闲时光；而欧洲人成功迫使雇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时间。
即便他们用陪孩子玩耍“拉低GDP”，这片大陆也设法在过去二十年中维持了相对较低的不平等，而其他地区却出现严重分化。在欧洲，没有人最近一个星期一直盯着股票账户，担心孩子还能不能上大学。
欧洲人不知道“医疗破产”为何物。而且，从未有哪位欧盟领导人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太天真，是唯一一个仍坚持道德规范的全球贸易集团。坚称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主动履行减少碳排放的责任。在这里，盟友不必“低三下四”地求着减免关税。
关于欧洲，还有人说像座露天博物馆，是昨日的大陆。欧洲模式还可持续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前提是，欧洲的模式值得捍卫。
欧洲是一个拥有宜人步行城市、高预期寿命、孩子都打过疫苗、也不用训练他们如何躲避校园枪击的地方。查理曼的帝国（注，查理曼大帝（在中世纪建立的法兰克帝国，常被用作欧洲大陆统一和合作的象征）有很多问题，许多还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正是以这样缓慢的方式，欧洲人打造出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拥有别人渴望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