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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的长篇分析认为，当下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目标，习近平政府需要更加果断地转向国内消费驱动，但会非常困难。
China News Service, CC BY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这种对比再明显不过：当习近平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中国所有的人大代表齐声鼓掌，而在美国国会，特朗普的到来则引发了两派议员的截然不同反应，一方欢呼，另一方嘘声四起。
这种对比鲜明的场景，背后是两个经济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过去几十年，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主要表现为中国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商品。而现在，特朗普希望美国制造更多产品，而中国则希望民众增加消费。
特朗普最新的对华惩罚性关税于周二上调至20%，这给习近平带来了新的压力，迫使他解决中国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向以14亿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这一调整一直以来都面临政治阻力且屡次推迟。
周三，在向代表们和坐在会场中央的习近平鞠躬致意后，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大力促进消费”是政府在2025年的首要任务，以实现“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一目标与过去两年保持一致。
尽管这次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仍然缺乏具体细节，但李强敦促官员加快步伐，使“国内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支撑”。
这场报告刚刚结束几分钟后，特朗普的演讲就开始了。
习近平在去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述，这一讲话直到上周才被公开。他将向消费转型称为“一项战略措施”，而非“权宜之计”，意在回击外界对中国政府因应对特朗普政策而仓促调整的批评。
他表示，这一转变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都是必要的。
几十年来，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庞大中产阶级的消费潜力，以帮助平衡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动。而特朗普试图削弱中国的主要增长动力，再加上中国面临进一步通缩的风险，使得习近平除了更加坚定地推动消费转型外，几乎别无选择。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促进消费有助于北京减少对外部需求的经济依赖，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的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极其困难，因为北京需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但又不愿大幅加税或从企业和国家手中重新分配足够的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愿完全放弃在技术和产业创新领域的投资。
李强在周三的讲话中将这个列为政府的第二大优先事项。他表示，中国将推动生物制造、量子技术、具身人工智能和6G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借助人工智能创业公司DeepSeek的突破性进展，以及习近平近期与马云握手所带来的投资者乐观情绪。
尽管中国在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并试图在美国封锁先进芯片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但要实现习近平设定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消费增长仍然是关键——特别是在疫情后，消费者信心仍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如果中国经济转向远离供给侧政策，那将标志着一个重大变化。目前，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40%，而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一比例通常在50%至70%之间，导致经济长期失衡，并加剧贸易紧张局势。
同时，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投资占中国经济的约40%，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也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历史高位。
尽管习近平掌握的权力比毛泽东以来的任何领导人都大，但即便如此，他在推进大规模改革时仍然面临阻力。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几十个省级政府，仍然有强烈的动力推动投资增长。而促进消费的政策，例如调整税收制度、建立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内部贸易壁垒等，不仅成本高昂，还面临阻力，并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
与特朗普的演讲期间国会党派分歧明显不同，中国的政治斗争通常是在幕后进行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史宗瀚指出，在中国的政策辩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往往来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长期依赖政府补贴。
“如果看看共产党内部的精英，主要是那些重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说，“普通中国人的利益并没有相应的代表，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事实上，中国向消费转型的努力早在特朗普赢得连任之前就已经开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新兴大国，主要依靠的是鼓励地方官员竞争吸引投资的政策，建设住房、基础设施和工厂，不断提高制造能力，以满足全球市场需求。
中国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当时，中国领导层推出了一项相当于GDP约12.5%的刺激计划以提振经济。然而，这一由债务推动的建设狂潮在2015年前后逐渐衰退。面对经济放缓，当局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减税措施以及出口补贴，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些政策也带来了更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而习近平目前正试图让这一泡沫逐步降温。
因此，中国正深陷不断恶化的财政困境：债务高企的地方政府既难以通过土地销售获得收入，也难以找到回报可观的投资项目。同时，工资增长停滞、房价下跌，导致消费者感觉自己变得更穷。
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困难。他指出，中国在2015年之前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进展”，比如减少对企业和工业的补贴。但疫情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转向依赖投资的短期刺激措施，放缓了消费转型的进程。
李强在周三宣布的促进消费措施，并未直接向消费者发放资金，这反映出北京对直接现金补贴的抵触态度。官员们仍然担心建立一个成本过高且可能让人变得懒惰的福利国家。此外，他们也担忧许多老年人不会花这笔钱，而是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心态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然而，除了拨款用于以旧换新，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车和智能手机外，习近平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调整政府结构，使其更倾向于消费而非投资。
瑞银集团（UB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李强在讲话中提到的一些更大的措施——包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和保护就业，从长远来看确实更为重要。
“这些措施都将提高收入、增加就业、增强信心，从而促进消费，”她说。
尽管习近平在中国体制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各省、市乃至区县的雄心勃勃的官员们，仍有自己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以便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这促使他们在政府合同中偏向本地企业，或争取投资的方式最终可能损害整体经济。
其中一个例子是税收优惠。
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遏制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或补贴来吸引投资的行为。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国家审计署和官方媒体强调的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财政面临压力的情况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政策顾问李稻葵表示，中国大约有30个“重商主义地方政府”，所在的省市生产相似的商品，并相互竞争以争取政府采购。
“必须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能够分享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他本周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目前的税收主要来自生产，税制应该调整，让地方政府从消费中获得税收收入。”
消费税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收入分配矛盾的关键问题之一。1994年，中国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以便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金再分配。这一举措使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公共服务和投资项目，而这些仍然是职责。
此外，地方官员不被允许出现财政赤字。
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省级政府转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s）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据估算，这些融资平台现在占据了中国债务总额的一半以上，使其偿债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土地销售下滑削弱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迫使官员推迟向公务员支付工资，并延迟向承包商付款。
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层一直在将更多财政收入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包括增加债务以及分配消费税收入。目前，消费税主要针对烟草、成品油、汽车和酒类。此举的目的是激励地方政府促进消费以增加税收，使其减少对投资拉动增长的依赖。
然而，习近平政府尚未具体说明如何实施这一政策，这表明在拓宽税基和调整既有官僚体系方面仍面临挑战。
李强在周三强调，需要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以打破国内贸易壁垒，更高效地利用资源。
在随后与记者的交流中，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研究室官员 陈昌盛表示，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就像是“自废武功”。
在推动消费增长的过程中，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对农民工的福利覆盖，而这将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经济学家估算，中央政府需要向地方政府转移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央行前顾问刘世锦去年提议推出10万亿元人民币（约1.4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改善公共服务，包括为农民工提供公共住房，并让他们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社会福利改革是“更可持续的促进消费路径”。
“但这非常昂贵，”他表示，估计在两年内需要高达1万亿美元的投入。“内部仍在讨论，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
如果财政资金进一步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地方政府将有更多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稳定脆弱的养老金体系。这反过来将使公民能够在不担心突发危机的情况下增加消费。
李强在周三的讲话中鼓励党内同志要在困难中保持信心，并保证“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将继续乘风破浪，稳步前行”。
在场的一名党代表、来自沿海地区浙江省的李占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对这番话深有感触。
“美国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他在听完李强的讲话后表示。“但他们越是打压我们，我们就会激发出更多活力，变得更加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