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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史蒂文森·杨（Anne Stevenson-Yang），是《狂飙：中国经济开放与关闭简史》一书的作者。她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讲述了自己为何无法去中国的原因。
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于10月去世。
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我们的三个孩子计划将他的半份骨灰带回北京，按照他的遗愿与他的父母葬在一起。
然而，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被拘留数月或数年的风险实在太高。
这种风险主要不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尽管过去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专栏、访谈和书中批评中国共产党，而是因为我是中国一家负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国法律，关闭公司意味着要向几个人支付超过一年的工资。他们是诚实勤奋的人，理应得到报酬，我们正在逐步支付。
与此同时，在债务结清之前，我可能被禁止离开中国。
自2018年政府逮捕“两位迈克尔”（一对加拿大人，被作为人质，以迫使温哥华警方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以来，外国公民一直担心前往中国旅行。中国已经获得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声誉：一个法律制度受政治领导人意志支配的敌对之地。
外国游客一跨过边境，就感觉自己的自由正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大多数人担心的是政治上的失言：他们是否写过一些可能被解读为反华的内容？他们是否说过领导层不好的话？
事实上，对于外国人（相对于国内的中国人）可以谈论领导层的话题，中国并没有太多正式的规定。只有当冒犯上升到非常高的级别时，才会促使官员采取行动。
澳大利亚小说家杨恒均2019年飞往广州时遭到拘留，随后被判处三年监禁和缓刑死刑，显然是因为他写了支持民主的博客（尽管他被指控为间谍）。
但因政治言论逮捕外国人的情况相对少见。
更常见的是，外国人因商业纠纷或债务而被拘留。如果一家外国公司欠中国公司或个人钱款，即使只有几千美元，中国法律通常允许所谓的债权人扣押与该公司有间接关联的任何人，并关押在宾馆或酒店，由警卫防止离开，直到债务还清。
这令人愤怒。被拘留者通常无力影响公司的付款流程。即使债务已经偿还，被拘留者可能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获得官方确认，从而获准回国。
有时，与卷入纠纷的公司关系最弱的人也会被拒绝离开中国——所谓的出境禁令。
一位多年处理此类禁令的美国朋友说：“人民币基金”（以中国当地货币计价的投资基金）对这类出境禁令非常热衷。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名美国人的遭遇，他的公司总部与上海子公司发生纠纷后，他被扣留在中国长达六年多。
大型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可能会因客户公司拖欠债务而被禁止出境。
出境禁令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当事人往往不知道禁令的存在。美国国务院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公民只有在试图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才会意识到有出境禁令，而且没有可靠的机制或法律程序来确定禁令可能会持续多久，或在法庭上提出异议。”
许多中国公司对我公司的业务——对涉嫌欺诈的上市公司进行深入调查，非常不满。腐败在地方上的肆无忌惮程度。远远超过中央层面，小城市或小镇的大公司很容易收买警察和法院。
如果湖南或山西等省份的小镇，有人说服当地检察官对我公司立案，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但可能会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遭到拘留。
这感觉就像家庭事务应该免受政治风的影响，而政治风正在冷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出入境视为一项特权，只有自己才能赋予。
中国是地球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本土人口约为14亿，而外国出生居民（包括来自台湾的人）不到100万。
难怪中国政府把外国人视为好奇但危险的野兽，需要小心观察，以免他们腐蚀当地人。
但对我来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了近25年，有姻亲大家庭，也有许多朋友。我想和他们一起哀悼我丈夫的去世。
我最后一次回中国是在四年前，就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无法回国就像被流放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