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17日,华盛顿的天空格外晴朗。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赫伯特·胡佛总统用他那支镀金钢笔,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文件上,映照出“保护美国工业”几个大字。
那时的总统先生或许不知道,这个看似保护美国经济的决定,将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政策失误之一。
“总统先生,您确定要签署这个法案吗?”
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最后一次试图劝阻:
“就在昨天,又有200名经济学家加入了反对阵营。”
胡佛很清楚国务卿的意思,但抬起头时依然眉头紧锁:“亨利,你看看窗外!街上到处都是失业的工人,农民们在贱卖他们的粮食。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三个月后,加拿大驻美大使詹姆斯·克赖顿怒气冲冲地离开国务院大楼,他刚刚收到渥太华的紧急电报:
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但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是一场全球贸易大战的开始。
每一次重大决定,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好一点的叫顺势,不好的叫被迫。
1930年代的美国,属于后者。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10月24日,那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早晨。
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众人都死死盯着不断下跌的道琼斯指数,他们的额头渗出汗珠,手中的报价单甚至已经被汗水浸湿,表情里充满紧张、惊慌。
交易大厅里不断传出喊叫声:抛掉!全部抛掉!
和众人恐慌的表情相对应的,是自己客户的资产在短短几小时内蒸发殆尽。
这一天,华尔街损失了相当于今天450亿美元的财富,而这,也仅仅是开始。
和股市里崩盘相比,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似乎还暂时没有受到暴风吹袭。
那些还在乡间小路上,开着老旧福特卡车的小农场主,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因为刚刚经历了咆哮的“20年代”,看着华尔街的人赚得盘慢钵满,然后风花雪月,自己似乎沾不上边,他们早就羡慕嫉妒恨。
不过,他们也并非没有烦恼,最大的一个,就是法国人卖过来的欧洲小麦,价格比他们的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这一切,在另外一群人眼里,成为可以大做文章的议题。
这批人,就是政客。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得国会山的走廊里,挤满了各类政治说客,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般活跃。
虽然七嘴八舌,好不热闹,但议题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不要对外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经济。
最初只涉及农产品的法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迅速膨胀。
钢铁大亨查尔斯·施瓦布派来的说客成功塞进了保护钢铁业的条款;纺织业巨头威廉·伍德也不甘示弱,为棉纺织品争取到了更高的关税。
但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却很愤怒,他认为这简直是在玩火!
他闯进参议院听证会现场,将一叠厚厚的报告摔在桌上,质问议员们“你们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这位汽车大亨的声音在会议厅里回荡。
但没人理会福特的警告,参议员里德·斯姆特甚至嘲笑亨利,你还是回去操心怎么把你的T型车卖出去吧。
会场爆发出一阵哄笑。
1930年6月13日,众议院以222票对153票通过了这项法案。
四天后,胡佛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盛大的签字仪式。
摄影师的镁光灯闪烁间,但也有一些人,脸上挂满了忧虑,比如财政部副部长奥格登·米尔斯。
1931年春天,纽约港显得异常冷清。
码头工人们蹲在空荡荡的货仓前,百无聊赖地抽着劣质香烟,情绪很低落,因为他们已经三周没有英国货船靠港了,据说英国佬都改去澳大利亚做生意了。
与此同时,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里,工头们挤在一块,正宣读一份令人沮丧的通知:
由于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工厂不得不裁减30%的工人。
流水线上的工人们面面相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昨天还在为这项“保护美国工业”的法案欢呼。
最讽刺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们,虽然外国农产品被高关税挡在了国门之外,但欧洲人也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了。
爱荷华州的农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玉米,价格已经跌到连运费都不够付,那些曾经抱怨法国小麦太便宜的农民,最终选择关掉自己的农场。
让我们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
国际贸易:1929-1933年间,全球贸易额暴跌60%。美国出口额从54亿美元骤降至16亿美元。
失业率:从1929年的3%飙升至1933年的25%,相当于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GDP:美国经济总量缩水近30%,从1040亿美元降至730亿美元(按当时币值计算)。
在芝加哥,失业工人排起的队伍绵延几个街区;慈善机构的救济食堂里,曾经的中产阶级绅士们和流浪汉一起排队领取免费的面包和汤。
1933年,新上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文件。
他的经济顾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指着上面的数据告诉罗斯福,这就是美国“成功”把全世界都挡在门外的代价。
第二年,罗斯福推动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TAA),授权总统与其他国家谈判降低关税,无需国会逐项批准。
这打破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的高关税壁垒(美国平均关税一度超50%),标志着美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
国会将贸易谈判权让渡给总统,使贸易政策更灵活高效,为后续贸易协定(如关贸总协定GATT)奠定基础。
1934-1939年,美国与22国签订贸易协定,对协定国出口增长61%(非协定国仅38%),农业和工业品受益显著。
1934-1947年间,美国通过双边谈判将平均关税从约46%降至约25%,促进了贸易增长。
RTAA的互惠原则,成为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的核心规则,推动战后多边贸易体系建立,最终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RTAA虽然由民主党推动,但战后共和党也支持自由贸易,形成“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共识,即开放市场与国内社会保障并行。
部分行业面临进口竞争,批评者认为协定牺牲了特定群体利益,但整体上美国经济从全球化中获益。
RTAA成功扭转了大萧条时期的贸易孤立主义,推动了美国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其核心逻辑——通过互惠协定降低关税、扩大市场——成为现代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石。
RTAA还直接影响了1947年GATT的谈判框架,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主导了战后以规则为基础(而非单边保护)的贸易秩序。
尽管后续出现保护主义回潮(如1970年代或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但RTAA奠定的多边合作框架仍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贸易。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任何大事件的发生,理由其实都差不多,无非就是保护自己,解决社会问题,保家卫国,等等。
这些理由当时看都站得住脚,只不过,结果却有好也有坏。
那些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带到坑里去,还把周边国家都坑惨的历史案例,比比皆是。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档案室里,保存着1930年那1028位经济学家的联名信,泛黄的纸页上,有一句被反复划重点的话:
关税筑起的墙,最终围困的只会是自己。
我不知道特朗普发起的这轮贸易战会如何收尾,但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其实并不少,即使他们不是经济的,如1961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如果说古巴太远,普通人感受不到,那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双方在仅有100米的路口,用已经装满炮弹的坦克对峙,高高的炮筒都瞄准了对方。
普通的柏林市民,最近距离地目睹了这场差点把世界带入核战危险的场面。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最后理性战胜了一切,双方最后达成妥协,避免了一场灾难。
说实话,所谓的关税大战,比起64年前的柏林查理检查站上的对峙,微小得多。
既然将人类置于毁灭的事件,最后都谈妥了,我没有理由不坚信,这场关税大战最终走向终结的地方,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谈判桌!
如果大家都不想兵戎相见的话。
当然,在谈判桌上,大家应该有所坚持,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妥协。
因为,坚持只需要在胸口写个“勇”字,而妥协,要脑袋里装满智慧才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