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冲出一批大黑马，不是铜，也不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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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危机！价格飙升，涨超英伟达

今年最炙手可热的投资品出自大宗商品，其疯狂涨势让英伟达都望尘莫及。

可可期货近期前所未有地突破了10080美元/吨的水平，创出历史新高。

2月初，可可价格突破5000美元，两个月不到，现在价格直接翻倍，超过被视为经济风向标的铜，这是历史首次。

过去1年，可可累计涨幅高达300%，比宇宙芯片厂、备受瞩目的“AI卖铲人”英伟达涨幅还大。

(本文内容均为客观数据信息罗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可可飙涨的背后是全球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供应短缺。西非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地区，占据世界上70%的市场份额。由于恶劣天气，加上作物病害，西非主要可可种植国罕见出现大面积歉收，引发全球面临60多年来最大的可可供应短缺。

最新资讯显示，科特迪瓦和加纳的主要非洲可可工厂已停止或放缓可可加工。

面对不断攀升的价格，对冲基金也闻风而动，涌入可可市场，从而加剧了西非因歉收引发的创纪录的价格飙升。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交易员在伦敦和纽约可可期货合约上积累了87亿美元的押注价格将继续上涨，以美元计算，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涨幅。

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就是可可粉，随着可可期货价格的上涨，巧克力原材料价格攀升。此外，3月31日是西方重要节日复活节，正值巧克力消费高峰，巧克力的需求也在提升。

巧克力价格水涨船高，美国巧克力蛋的平均单价比去年上涨12%，英国一些巧克力彩蛋的价格已飙涨50%。

最近巴西一些商店甚至告诉消费者，可以通过贷款和分期付款来购买巧克力蛋，这则新闻一度登上当地热搜。

最近大宗商品火热，国际金价接连创出历史新高，可可期货罕见飙涨，业界对大宗商品市场关注度日益升温，多家资管巨头喊出了“商品牛市”。

在高盛最新的报告中，预计大宗商品价格今年将上行，欧美央行料将降息，将有助于支撑工业金属价格以及消费者需求，预计2024年大宗商品的回报率可能达到15%。

麦格理集团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在供应趋紧和全球经济好转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正在进入新一轮周期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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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股市大涨，日元跌至34年来低点

日经225指数一季度累涨20.63%，创有纪录以来最大季度涨幅。

2月22日，日经225指数突破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后，本季度连续创下历史新高。支撑日本股市上涨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改善、日元走软带来的外国买盘以及对日本央行将坚持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国际市场方面，市场终究还是意识到，日本终结负利率成了利好落地。

日本央行刚刚终结负利率，17年来首度宣布加息，不料日元跌幅迅速进一步放大，日元跌至1990年来最低水平。

尽管日本央行已结束负利率政策，但人们预期日本与美国的巨大利差仍将存在。

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4.593%，日本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0.191%。只要这一利差不发生变化，投资者借入廉价日元并换取美元，换取更高回报的资产，这一操作加剧日元贬值。

日本财务省官员神田真人表示，投机行为是日元汇率下跌背后的重要原因。他发出严厉警告，将对过度举动采取适当的措施，不排除任何选择。

据媒体报道，日本财务省、央行和金融厅紧急举行了会议。会后，神田真人表示，日元的走势正受到密切且紧急的关注，最近两周内日元波动幅度高达4%，这已经不是温和的变化。神田透露，如果外汇市场的发展对日本经济造成影响，央行将通过货币政策措施做出回应。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正高度紧急地密切关注外汇波动，不排除采取任何措施应对无序的外汇波动；日本央行在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转向新的货币政策维度是适当的；希望日本央行在指导政策时考虑政府致力于确保通缩完全结束的重点。

野村的Willcox认为，日本当局现在更倾向于“打嘴炮”。他说：“央行往往会在市场意外时出手干预。我们现在都在谈论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他们更愿意谈论而不是行动，但显然你永远预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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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坤、傅鹏博等大佬隐形重仓股来了

2023年基金年报陆续披露，知名基金经理隐形重仓股曝光。

傅鹏博和朱璘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基金，第一大隐形重仓股是腾讯控股，新进高测股份，减持新宙邦和TCL中环。

赵枫大幅加仓宝钢、美团、圆通和茅台；新进中国财险、益丰药房。

公募基金一哥张坤年报发布，从其隐形重仓股看，去年下半年，张坤新进药明康德、新秀丽、泰格医药、L'OCCITANE、同仁堂国药、华润万象生活等公司。

其中，药明康德、泰格医药是CXO企业，同仁堂国药经营中药产品的生产、零售及批发业务。新秀丽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行李箱公司，欧舒丹(L'OCCITANE)是生产化妆品及护理产品的全球性企业，华润万象生活是中国领先的物业管理及商业运营服务供应商。

在最新年报中，张坤提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投资框架可以保持稳定，但在某些具体方面需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

首先，是公司的治理。在粗放增长的年代，增长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在高质量增长的年代，低效的增长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期待管理层能够更加精细地配置公司的资本，更加审慎地评估投资新业务和帮股东加码老业务之间的机会成本差异，分红和回购注销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如果管理层的能力不佳，就可能变相的浪费股东的资本。

作为投资者，需要仔细评估管理层回报股东的能力和意愿。资本市场是放大器，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会放大出来，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放大的效应是会不断增加的。

第二，是公司的估值。我们认为，在高质量发展的年代，公司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概率在降低。除非公司处在显著的产业趋势并拥有罕见的竞争力（但这样的明星公司往往已有极高的估值），否则我们不宜高估自己判断非共识的持续高成长的能力。我们会认真考虑企业在无流动性的一级市场的估值水平，并且非常审慎地付出溢价。

第三，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在高质量增长年代，企业独特且难以快速模仿的“特质”更加重要。企业所有的利润和损失都来自历史上的所有决策，有时一些极为重要的决策甚至来自遥远的过去，也许当初做决策的管理层早已不在公司任职，但这个决策依然在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纳贝斯克公司的前CEO曾开玩笑说：“天才发明了奥利奥，我们则负责继承遗产”。甚至在通常意义上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企业也在变得长寿，全球前20大市值的科技企业中，最年轻的是2004年成立的Meta，那些看起来“年迈”的巨头依然保持着轻盈，全球市值前两位的公司都是70年代成立的。

在增量显著的时代，企业的一个新的战略决策有可能让企业快速上一个大台阶；而在增量有限的时代，一个新战略决策的边际作用难以避免的下降。而当真正显著的增量趋势来临时，比如 AI（人工智能），所有企业都全力以赴时，其拥有的资源将会成为胜负手之一。

这轮AI革命中，我们看到科技巨头依然在引领，其快速构建的最强基础设施、招募的全球最优秀人才成为重要的条件，而它们能够持续产生现金流的利基业务则是这一切的前提。同时，这也增加了企业经营中的容错性。

综上，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应是结构性的，在粗放增长年代时常出现的“大力出奇迹”和“乌鸡变凤凰”将更难复制，企业的经营需要更加精细化，我们也需要用更加严格和细致的标准去评估投资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