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人口数量红利已经告一段落，应更关注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配置红利lg...

金融界1月26日消息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近日在今日头条《头头是道》表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负增长态势，其成因具有多方面因素。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遵循客观规律，人口结构自然发生相应变化；另一方面，近期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经济原因，就业形势与收入状况受到了较大冲击，这也导致即使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也可能选择推迟生育计划。因此，恢复和提振经济，确保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是增强生育意愿的基础条件之一。此外，通过住房、教育政策调整以及政府加大投入，有效降低育养成本，对于缓解民众的生育压力至关重要。

在户籍制度改革层面，目前城区常住人口低于500万的中小城市已全面放开户籍限制。陆铭指出，从人口数量红利角度看，近年来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趋势若持续下去，意味着我国人口数量红利拐点已然来临。实际上，劳动力人口数量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开始呈现负增长态势，如今总人口负增长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单纯量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数量红利阶段在中国已经告一段落。

不过，陆铭也指出未来我们仍有两大红利值得期待。一是人口质量红利，随着教育水平和技能素质的整体提升，个体劳动生产率将显著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的技能、教育背景和经验积累，而非单纯的数量优势。二是人口配置红利，中国幅员辽阔，城乡间、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陆铭强调，在讨论人口红利时，当前容易被忽视的是人口配置红利，为此，需要突破并改革阻碍人口配置红利释放的相关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同时关注地区间及部门间的人力资源配置优化问题。例如，现行人事制度和地区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口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间的合理流动，如果能够对此类政策进行深化改革并有效实施，将会对提高生育率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具体而言，人口跨地区自由流动可带来收入水平提高，正面效应在于家庭在考虑育儿成本时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但反面影响则在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会认为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高，尤其是对职业女性而言，较高的收入可能使她们更倾向于保持职业状态，而非生育抚养子女，这形成了一把双刃剑。同样地，城市间的生活成本差异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大城市虽然收入水平高，但也伴随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机会成本。总体来看，收入水平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增加进而抑制生育意愿的作用在我国显得更为突出，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