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贝：低通胀风险可能危害很大，要改变市场预期政策规模要足够大lg...

今年以来，国内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年内已两度零增长、一次负增长，为何中美两大经济体走向了反通胀与防通缩的不同路径？要怎样才能走出低通胀的陷阱？如何改变企业与公众的政策预期？“全职儿女”现象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危害？11月初，北大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在百度财经《有识》栏目对当前CPI、青年人就业、消费等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她认为，持续的低通胀危害很大。现在消费降级很明显，低端消费和高端消费相对比较好，但中间层的消费很差，这是大部分人收入预期下降导致的消费行为变化。“如果大家都习惯物价、名义工资低增长甚至可能负增长，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会有很大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她分析。

针对青年失业率较高的问题，她建议出台更大规模的举措，拿出更多资金做专项帮扶。她强调，年轻人如果很长时间不工作，可能造成技能的缺口持续很久，甚至一部分年轻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宏观层面上，无论是技能缺口还是劳动力减少，都会是很大的损失，会拉低中国的潜在经济水平。此外，她建议给新生儿家庭发钱，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生育，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消费，比继续做基建投资回报率要高。

以下是文字实录：

1、中国9月份CPI同比持平，年内已两度零增长、一次负增长，PPI同比下降2.5%，均低于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涨幅超预期，美联储抗通胀仍面临严峻挑战。中美两国一个在反通胀，一个在防通缩，放在更大的经济和金融背景下看，分别有哪些潜在影响？

何晓贝：疫情对各国经济都带来了很大的扰动，但各国采用的防疫政策和经济政策差距很大，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不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直接补贴居民和企业，使得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到的冲击很小，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比较紧的情况。这也导致疫情过后美国等国的通胀高于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早期预期。但随着通胀在中期回落，美国很可能会回到疫情前的温和通胀和较低利率水平的环境。中长期的影响是，美国的政府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有一定拖累。

中国政府也小幅增加财政赤字，财政主要发力在减税降费，配合货币和金融政策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国的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承担较大的疫情冲击，因此资产负债表修复比较慢。近期的数据显示在去年低基数的条件下消费同比增长很快，但总体尚未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道。

一般而言，加息到一定程度后，会对企业投资和雇佣产生影响，但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比较紧，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消费一直很好。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消费都没有美国那么好，疫情的疤痕效应影响较大，大部分经济体储蓄率都比疫情前高。而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已经低于疫情前，消费的强劲使得经济特别有韧性，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也确实值得关注。储蓄率高一般反映居民对未来中长期的经济预期表现不太乐观，预期越差，储蓄率越高。

2、你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里提及，“低通胀陷阱”——这是中国目前可能还没有但潜在会面临的问题，而且这个潜在风险被严重低估了。为什么我们应该担心、警惕低通胀风险？能否举一个案例说明其对经济或企业的危害？要怎样才能走出低通胀的陷阱？如何改变企业或公众的政策预期？

何晓贝：极低通胀有可能危害很大，主要因为大家更容易忽视低通胀的风险，温水煮青蛙。极低的通胀和通缩并没有本质区别，并不是价格下跌0.1%就有危害，而上涨0.1%就没有危害。而对于政府是否有意愿、有动力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来改善现在经济下滑的局面，市场的“预期”是偏谨慎的。这种谨慎的预期会影响大家的行为，强化“低通胀”的现象。例如，现在从政策层面需要托底房地产，但居民的购房需求能否释放？如果大家预期名义收入会上涨、物价会上涨，就更有动力贷款买房；如果大家预期长期而言名义收入和物价不会上涨，房贷负担可能会加重，就不敢买房。大家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是受到预期的影响。因此，要改变大家的行为，需要有政策能改变预期。

当前政府的政策给市场的印象是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是合理的现象，或者说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必然，是高质量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这一轮经济下行中，财政、货币政策出台都是特别谨慎，每一个季度只要经济增速稍微超过预期，政策就会有一点回收。三季度数据出来后，本来宏观经济数据超预期，反而股市表现不太好，一个原因是市场都感觉官方出台政策非常谨慎，不想过量。这种谨慎也可能是因为09年的4万亿造成一些后遗症，所以现在政策也小心翼翼，不想再做大规模刺激政策。但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市场的长期预期。大家现在都有这种感觉，很多行业都在降工资，比如金融行业普遍降薪，一些地方公务员也在降薪。如果大家习惯物价、工资低增长或者不增长的情况，甚至预期中长期的收入会下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和住房投资。很多数据都显示，现在消费其实不太好，尤其中端的消费偏差，消费降级很明显，低端消费和高端消费比较好，但中间层的消费很差，这是大部分人收入预期下降导致的消费行为变化。有了这种行为的变化，企业也会做出相应调整，不敢投资，不敢扩大生产，这样劳动收入也会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3、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口袋里的钱其实并不多，所以依靠民众消费推动中国经济的政策似乎没有取得成效。与此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前景，居民正在增加储蓄。今年上半年家庭银行存款增加了11.91万亿，增幅创十年来新高，但3季度居民储蓄率大幅回落。在出口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消费，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的持续动力？

何晓贝：各国经验显示，当对经济增长前景比较悲观时，居民的储蓄率上升。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后疫情时期的储蓄率也都还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只有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低于疫情前水平。提升消费，中长期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居民的收入预期，短期内则需要打破低消费、低通胀的恶性循环。我们长期以来通过投资来实施宏观调控，支持消费的政策幅度都很小。像发达国家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发钱的窗口期已经过了，但还有很多政策可以做，例如可以定向给所有新生儿家庭提供补贴。现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影响中国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如何鼓励生育？中国现在一年新生儿不足一千万，政府每年拿出几千亿，就可以给每个新生儿补贴几万块钱。这比基建投资需要的金额少很多，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生育，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消费，因为这部分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肯定比继续做基建投资回报率要高。

我个人感觉要改变市场对政策的预期，一个就是政策规模得足够大，小打小闹的这些政策出台以后确实不会改变大家对前景的预判。另外，是政策的方向。发达国家在疫情期间直接补贴居民和企业的政策在中国难以落地，可能跟社会的价值观有关，不喜欢养闲人或者福利社会。但这跟整个经济转向以消费驱动的结构来发展的目标有所违背，如果政策一直都在投资领域发力，不管是减税降费，或者做更多规模的投资，中长期很难带来可持续的增长。

4、关于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周期性因素中，你提到了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问题，认为现在的“全职儿女”现象会导致年轻人的技能缺口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周期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从长期看会拖累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能否具体说说其中的潜在关系？

何晓贝：首先要意识到青年失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重视还不太够。中国的特点是很多国企，而国企不太裁人，那也不可能有很多岗位招人，所以，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都由青年承受。

而影响长期潜在经济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的水平。人力资本的累积不只是学校教育，还有职业技能。大批年轻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形成技能的缺口。而青年人的职业生涯是最长的，一旦形成较大的技能缺口，会在很长时间影响劳动生产率。如果一些年轻人的技能长期不能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匹配，或者很长时间不工作，慢慢可能都没有信心去找工作，然后就习惯躺平。尤其家里父母退休金如果比较丰厚，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这批年轻人都受过较高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成本已经很高了，但最后没有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会是非常可惜。从宏观的角度，这些都是会降低潜在经济水平的因素。

所以，在认识到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后，财政应该拿出更多资金针对青年失业做专项帮扶。例如，企业如果招一个实习生，政府给一定补贴，让这些年轻人能够一直有工作，一直了解就业市场，具备就业岗位匹配的技能，否则这个缺口越来越大。其实，青年失业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每个国家都一样。疫情期间，其他国家的青年失业率也都上升得很快，但许多国家恢复得也比较快，原因是疫情开放比较快，整体经济恢复较好。同时，他们也有很多针对青年失业率的政策，包括给企业补贴，比如招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就给补贴多少钱，包括政府出钱做一些培训项目。发达国家出台的这些就业政策，其实中国也基本上都做了，例如一次性就业补贴（各地基本都为1500元）、就业见习补贴（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等，但在某一个政策上的财政投入、岗位补贴，或者其他的一些就业培训的财政支持，按人均GDP横向比较的话，大约都是其他国家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这些该做的政策也都做了，但每一个规模都特别小，以至于效果不太明显。

5、中国10月官方制造业PMI降至49.5，时隔一个月再度陷入收缩区间。该PMI今年多数时候位于收缩区间。这是否意味着，稳经济政策仍待加力，四季度超预期增发1万亿元国债之后，货币政策是否仍有降准、降息空间？

何晓贝：我觉得肯定还有降准降息空间，也作为是配合财政政策的出台的必要手段。总体来讲，最近出台的1万亿的国债，虽然方向还是投资，但仍是一个利好，至少开了一个口子，还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虽然完成今年的增长任务的压力不大，但如果期望明年以后还能稳定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水平，那压力可能很大。五年之前，可能大家都没有觉得中国的潜在增长会在几年内就跌到3%-4%，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机构，包括IMF都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速可能会下降得比较快。主要的因素是人口老龄化、以及预期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进一步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效率的下降、资本配置能力的下降。要扭转这一态势，刺激政策和结构改革都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