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晚间,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本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本公司股份由2023年9月28日上午9时正起于联交所停止买卖,并将继续停止买卖直至另行通知。”至此,“许家印被监视居住”等市场传闻尘埃落定。
恒大和许家印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对房地产行业有哪些启示?9月28日晚间,百度APP《商业启示录》栏目主理人、《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吴晨邀请到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刘晓春及北京大学EDA研究院副院长王兆卿老师进行深入解读。
恒大过去两年债务不减反增,态度非常恶劣
恒大2021年开始暴雷,这两年间它是否有机会填坑,是否有辗转腾挪的机会?
刘晓春表示,两年前或者“房住不炒”、“三条红线”政策推出时,房地产公司如果按照政策走本可以慢慢平稳过渡。但是很多企业想通过反方向“倒逼”手段,跟政策博弈,就会走向这个下场。
王兆卿认为,恒大历史遗留的负债和烂尾楼问题本有机会处置,但是恒大“有本事埋雷炸雷,但没有本事排雷”。两年过后,恒大债务不减反增,这种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在他看来,许家印的配偶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去协调和解决一些事情,但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王兆卿认为,恒大的案例可以参考海航和“明天系”,海航是明显的资不抵债,这点与恒大类似;“明天系”涉及包商银行,恒大则涉及盛京银行。
吴晨指出,恒大和海航、“明天系”存在诸多不同,例如:海航和“明天系”主要是机构类债权人,而房企涉及几百万购房人,处置起来会很不一样。
刘晓春认为,从“明天系”和海航案件可见,处置原则是尽量减少社会影响,让企业平稳过渡,但责任人必须承担应有责任。
王兆卿认为,暴雷房企老板们应该拿出自己身价来填补窟窿,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大家公认的一般公理,从此前海航进入处置之后的情况看,所有原股东团队资产是清零的。
恒大为何造车?想用更大投资掩盖窟窿
在王兆卿看来,恒大地产暴出来的资不抵债的情况应该不是全部,“现在负债2.4万亿,其中六千多亿是已经预售的房款,只要交房的话不算真的负债,剩下还有1.7万亿负债,清理出关联方持有的债权,剩下的全部是窟窿,感觉万亿朝上”。
刘晓春提到,恒大之所以造车、讲故事,原因就在于想通过更大的投资来掩盖原来投资的窟窿,投下去不等于有水平把项目搞好,结果越是这样窟窿越大。此外,恒大做的一些捐赠行为,也是希望给社会带来财大气粗的印象,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来弥补自己的窟窿。
刘晓春认为,在恒大不断放大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不一定是扮演共谋的角色。因为,“一个故事讲得比较好,信息透露又不那么明确,金融机构也容易上当”。从银行的角度来讲,老信贷管理人员积累的经验在新形势下已经不适应了,当初面对的风险环境和现在的风险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企业有流动比例的控制,但是对多渠道融资风险没有估计到”。
王兆卿提到,恒大“财技”除了房地产高周转模式带来的快速加杠杆之外,最大的特点是多元化经营。无论是搞足球还是恒大冰泉,都是可以博名声,往消费者市场渗透打知名度。金融板块的盛京银行、恒大人寿,通过金融牌照来施展财技。恒大财富最后坑到自己员工,成为导致整个体系崩盘的核心要素。恒大汽车则是以做汽车产业园的名义圈地,拿地后又是房地产公司熟悉的套路——以地融资。
许家印是一批企业家的缩影
吴晨提到,许家印作为过去十年的风云人物,身上贴了各种标签,我们应该如何看许家印的管理风格,身陷高墙是不是自己作出来的?如何评价许家印这个人物?
刘晓春认为,许家印是一批企业家的缩影,最初依靠个人拼搏创业,当企业发展较好后就会获得地方支持,因为他们对地方GDP、就业和税收都有帮助。但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路坦途,会面临周期性困难,这个过程中企业会获得各种政策优惠从而度过危机。
在刘晓春看来,很多企业家后期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政策寻租来获得增长。相比之下,香港企业家都是把这类惊魂一刻当作血的教训,但我们一些企业家则当成成功经验,每次困难时越陷越深,不是想着自己解决问题,而是一定程度上把风险搞大,让政府不得不救,然后自身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导致后期无序扩张和高杠杆操作的原因所在,这是一类企业的缩影,许多明星企业和暴雷企业都有这样的过程。
王兆卿认为,许家印赌性较大,是当时一批房地产行业企业家的特点。地产行业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20年来虽然总体上涨,但每次略有调整都有大批企业倒闭,能走到今天的都是在高赌性中存活下来的。赌性越大,最后必然翻车。损失主要由购房者、金融机构、债权人承担。
王兆卿指出,恒大项目回款在很多三四线城市是不挣钱的,但恒大依然会拿地。原因就在于,预售款一旦到账第二天就被转走,而且它可以拖供应商款,拖购地款。
此外,恒大融资也是不计成本的,甚至年化利率达到15%、16%。“一个项目挣钱不挣钱不重要,只要融到资交到集团就没有问题,可想而知管理是什么样的”。王兆卿说。
同时,许家印还是个性极强的企业家,因为在公开场合扎爱马仕皮带非常扎眼,被人称为“许皮带”。在王兆卿看来,许家印个性张扬夸张,行为不像正常富豪,更像小说中的戏剧化人物。
吴晨也指出,恒大已经发展为企业帝国,但许家印自身的认知和定位没有质的提升,反而落入到奢侈和表面权势的陷阱中。这类企业文化,需要企业家们反省和检讨。
保交楼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当务之急是改变房地产预售制度
吴晨提到,许家印进去后,恒大将进入清盘模式。谁来操盘清盘?是应该优先保交楼,还是填窟窿?填窟窿也有优先级,如何设计比较公平?
王兆卿分析,由于地产是项目制,每个楼盘都是独立法人实体和公司,不同地区项目间没有绑定关系。部分楼盘销售率低,仅完成初步开发就停滞,三四线城市郊区超大盘就算建成入住率也很低,这类楼盘优先考虑退款置换可能更好。
王兆卿认为,我们最后不是保交楼,而是保障购房者利益,而保障购房者利益”保交楼“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吴晨提到,恒大欠供应商的钱也很重要,”大家手上拿着一堆白条,这个钱如果拿不到,供应商还会欠自己上游供应商钱,经济就会变得阻塞“。
刘晓春认为,清盘过程中一定要重点考虑顺序,首先应该将购房者利益摆在最前面,其后是各类债权人,最后是股东。
刘晓春指出,当下首先要做的是更改房地产预售制度,不能让购房者承担烂尾的风险。海航的资产别的企业可以打折接盘,已经卖掉的楼怎么打折接盘?“我买了这十八层楼,我造完二十层楼,但是我收不到现金流”,刘晓春强调,这是现在碰到的最大问题,造成无法商业化处置“烂尾楼”,所以要赶紧把预售制度改掉。
恒大暴雷带来的启示:防止“大而不倒” 的道德风险、救市不能让企业产生继续赌博的幻想
恒大暴雷、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吴晨认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风险越积越大、唯增长论、缺乏有效的内部风控时,盘子变得越大,实质上一定程度上“绑架”了金融体系,也“绑架”了老百姓财富。
刘晓春认为,首先应该改革地方政府职能,使其更加清晰和简单化,不要再过多讲“扶持”和“支持”。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让企业自主经营,而不是给予各种特殊优惠。其次,企业要靠自己赢得市场认可,不要过分依赖政策扶持或舆论同情。
王兆卿认为,恒大的崛起和轰然倒塌都充满了教训,2014年恒大已经发生过一次经营困难,为什么许家印2017年又成为首富?原因就在于预售制度,这导致几个高周转房企2017年以后崛起,而且是在房地产整体走下坡路时崛起。
王兆卿指出,过去两年在处置恒大问题上,也有非常重要教训。我们过去总是希望恒大能自行完成交房任务,通过经营自救。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当企业规模过大后,政府部门在处置上应该更加果断。
在王兆卿看来,现在是大家一起帮恒大擦屁股,银行做一些让步,政府也出一些钱帮助保交楼,加速资产处置,并做好社会治安稳定。
刘晓春认为,对恒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化解风险。同时整顿房地产行业,使其走上更健康的道路。即使恒大倒闭,对银行资产也不是很大影响,对经济的实质影响有限。各方面都会承担损失,只是程度不同。购房者也会有损失,但不必对经济前景过度悲观。
在他看来,房地产行业仍有发展前景,只是遇到周期性调整,过后还会恢复增长,不会就此终结。但是未来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可能不再像过去20年那样突出,增长会更加稳健。随着其他产业崛起,可以分散就业和投资机会,缓解当前下滑影响。
吴晨最后总结称,许家印代表了一类中国本土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主动或被动陷入某种程度的道德风险,过度依赖政商关系。面临困境时,政府支持反而使他们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快速做大、高杠杆、唯增长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反思,需要重新审视。救市不能让企业产生继续赌博的幻想,应借此理清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发展模式。
处理恒大问题,要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清算。但同时要保证交房,关注生产类供应商权益。通过债务重组让各方付出成本,才能比较好地完成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