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外汇局上调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还有哪些政策工具？lg...

金融界7月20日消息 据央行网站，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继续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资金来源，引导其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决定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上调至1.5，于2023年7月20日实施。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外汇市场既没有“大妈”，也没有“大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7月14日在2023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当前看，人民币汇率虽然有所贬值，但是没有偏离基本面，中国人民银行也已经综合采取措施管理预期，外汇市场运行平稳，金融机构、企业、居民的结售汇行为理性有序，市场预期基本稳定。

“用一句俗话说，目前外汇市场既没有‘大妈’，也没有‘大鳄’。”刘国强表示，总体看，有“三个大盘”作支撑，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单边市”，仍然会保持双向波动、动态均衡。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目标，以预期管理为核心，综合施策、稳定预期，必要的时候对市场顺周期、单边行为进行纠偏，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

刘国强表示，从宏观经济大盘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随着经济循环畅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国经济运行将持续整体好转。从国际收支大盘看，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保持在2%左右的适度水平，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平衡。近期，境外资金投资境内债券继续保持净流入态势。从储备大盘看，我国外汇储备充足，余额仍然稳居世界第一。而且这个余额是比较高的，超过了3万亿美元。

人民币阶段性弱势可能接近尾声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4月以来美元兑人民币从6.88左右贬值到7.28左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4月以来国内经济恢复放缓，经济内生动力不强。二是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债券利率下行，可能导致部分资金外流。三是国内政策预期、中美关系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等也构成一定扰动。

中信证券预计，短期人民币汇率还有贬值压力，但是去年7.37的低点是较强阻力位，经济偏弱和政策温和托底已经反应在汇率中，没有重大超预期事件应不会轻易突破。

招商证券分析，三点积极变化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尾声，下半年大概率重回升值通道。首先，8月中国出口将再度转强。第二，美联储加息尾声、欧央行则势必继续加息，这一反差下美元或将重新加速下行。第三，今年并非避险大年，今年底到明年初之前美元由避险需求带来的上行动能减弱。波动加大很可能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新常态。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近日表示，回顾6月以来的人民币走势，货币政策分化、国内经济预期走弱是影响近期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总体上，汇率贬值的驱动因素由海外驱动转向国内。考虑到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跌至95%分位区间以上，且央行中间价已经多次释放干预信号，因此再贬值的动能不高。

华泰宏观也指出，6月底开始，无论在表述还是操作上，货币当局都开始有所变化。央行6月30日发布的2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通稿强调稳定汇率预期、防止汇率大幅波动。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整体呈震荡走势。

华泰宏观也分析，本轮人民币汇率向下波动可能已经开始接近尾声——即汇率波动的“自限性”或将发挥作用。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尤其下浮周期呈现较强的“自限性”——每一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均不超过8%。且往往在央行开始关注汇率波动后，向上/向下浮动周期就接近尾声。

华泰宏观认为，虽然央行表态和人民币汇率趋势改变间未必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几个“间接”的机制推动下，人民币波动速度会明显放缓、直至触及周期底部。

央行有哪些工具？

中信证券指出，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储备较为充足，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影响程度逐步递增：1）公开喊话；2）外汇存款准备金、外汇风险准备金、离岸央票等工具；3）逆周期因子；4）动用官方外汇储备干预。前三类工具有可能在未来使用，或起到延缓贬值速度的作用，但是短期内或难以逆转趋势。

招商宏观分析，回顾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使用的汇率预期管理工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汇率沟通、价格形成机制调整以及广义的外汇管理政策。

（一）汇率沟通

汇率沟通是指货币当局通过各种渠道与市场主体进行交流，传递稳汇率的信号，以达到引导市场预期，实现币值稳定的政策目标。从美联储的实践来看，汇率沟通可以重塑和引导公众汇率预期，使相应交易行为朝预计的方向变化，被认为是成本最低、灵活性最高的工具之一。

汇率沟通通常包括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相关的重要领导人在有关会议或公共场合就汇率变动发表的意见，以政策解读、信息公开或新闻发布等方式构成引导机制；后者则是通过《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纪要》等书面载体，释放稳定预期的信号。例如：6月30日，在美国修正经济增长数据，导致中美经济增速差收窄的同时，央行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纪要，其中强调“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及时释放“稳汇率”的信号。受此影响，人民币汇率于下一个交易日止住跌势，逆势升值0.2%。可见，在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中，如果货币当局具有较强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那么汇率沟通可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合理引导市场主体预期，进而降低汇率波动。

（二）价格形成机制调整

人民币汇率价格形成机制的调整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二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关于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自2005年汇改之后，央行择机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不断增强汇率弹性，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交易价日浮动幅度从2007年的千分之三逐步扩大至目前的百分之二。

关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尽管“811”汇改确立了“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中间价形成机制，但在2016年4月~2017年5月期间，人民币汇率呈现出“非对称性贬值”特征。在此背景下，2017年5月央行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将中间价定价机制扩展为“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7年二季度）的表述，引入逆周期因子的核心目的是对冲外汇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顺周期性，使中间价能更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外汇市场供求变化。从后市走势来看，模型的修正显著扭转了之前的贬值预期，避免了投机者持续做空人民币的交易行为。

从实际使用角度来看，逆周期因子是人民币贬值期间的重要调节工具。例如：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触发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明显偏离经济基本面，从接近6.20的高位快速走贬，且与美元指数出现明显的分化：无论美元指数维持不变还是走弱，人民币始终表现出明显的快速贬值趋势，尤其是6月至8月的短短32个交易日，贬值幅度达到6%。同年8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消息称，受美元指数走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行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行重启“逆周期因子”。“逆周期因子”重启，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消息发布后，离岸人民币涨幅超过600点，在岸人民币的涨幅也超300点。

因此，逆周期因子被市场视为官方引导汇率保持总体稳定的一项逆周期调节工具，相比于其它调节手段，其效果更加直接和迅速。

（三）外汇管理政策

外汇管理政策指货币当局以调整货币政策间接干预或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等方式影响汇率。这种工具与央行口头干预和对汇率定价进行干预的做法不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外汇流动性进行调节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以保持外汇市场稳定。

1.间接管理

间接管理主要通过利率、准备金率及商业信贷等手段参与外汇控制，具体又根据其主要的作用范围分为境内工具（包括外汇存款准备金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与跨境工具（包括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和离岸人民币池的缩放）。

√外汇存款准备金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交存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与其吸收外汇存款的比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原理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类似，不同的是外汇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针对外币存款向人民银行缴纳的准备金，之前以外汇形式缴纳。根据公式“当月外汇准备金存款余额=上月末外汇存款余额×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人民银行可通过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高低，调整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流动性，进而影响汇率走势。

2022 年以来，人民银行分别于2022年4月和9月两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下调3个百分点。按照下调前（2022年3月）的银行外币存款余额计算，相当于释放313亿美元的流动性。理论上，可缓解当时人民币贬值压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相对于240亿美元/日的即期市场交易量而言，300多亿的美元流动性释放更多体现出央行在向市场传递“稳汇率”的信号，预期管理意义更加明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季度央行外汇占款的异常增长亦与外汇存款准备金有关。对此，我们在报告《降息后的回撤—5月央行金融报表评析》中进行了详细剖析，这里不再赘述。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在签署外汇远期交易过程中，交易商必须将一定的资金存放在中央银行作为保证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和风险。远期结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是“8·11”汇改后诞生的工具。2015年8月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273号），要求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向人民银行支付一定比例的外汇风险准备金，并将这一比例暂定为20%。

根据规定，当月外汇风险准备金交存额=上月远期售汇签约额×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由于准备金在冻结期间利率0，因此外汇风险准备金的存在相当于增加了银行远期结售汇的成本。当央行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时，为满足缴存准备金的要求，银行外汇远期交易成本抬升，银行将成本传导至客户，从而起到抑制市场主体顺周期购汇行为的作用。一般来说，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基于此，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又被称为中国版的“托宾税”。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属于间接型的跨境汇率调节工具，它是央行为便利境内企业借用境外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而制定的一项融资便利化政策。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央行可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调节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使跨境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能力和国家收支状况相适应。在此过程中，可增减境内美元的流动性，起到稳定汇率的效果。

从实践来看，央行倾向于调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2020年初开始，人民银行多次通过这一参数调节市场主体本外币资产负债匹配行为，引导跨境资金平稳的双向流动，使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

√离岸人民币的调控

历史规律表明，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升贬值预期的变化更为敏感，尤其是当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时，离岸 人民币往往会率先突破关键心理点位，带动在岸人民币走贬，形成人民币螺旋式贬值通道。 因此，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也是央行调控汇率预期的重要内容，而离岸人民币央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5年10月，人民银行首次在伦敦成功发行50亿元1年期离岸央票，当时正值“8·11汇改”后人民币承压的时期。发行后，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出现收紧迹象，利率中枢显著上升，增加了人民币的做空成本，有效抑制了离岸人民币继续下跌。2018年11月以来，央行在香港建立了发行央行票据的常态机制。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9Q3），“货币政策工具箱内的央行票据在离岸市场激活，对于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2.直接管理

相比于间接管理，直接管理的手段更显“简单粗暴”，效果也更立竿见影，人民银行一方面可以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本管制限制资本跨境流动。

2015年“8·11”汇改后，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短短两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累计超过3.5%，同时引发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的恶性循环。监管当局及时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配合外汇储备的降低尽可能缓解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问题。但随着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人民银行已宣告退出常态化干预，汇率预期管理手段也逐渐成熟，当年近万亿美元规模的“干预成本”已不复存在，外汇储备规模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