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又一次触及法定上限,这标志着美国再度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之中。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多次警告称,如果国会不尽早采取行动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最早可能6月1日出现债务违约——而这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灾难性影响”。
美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争斗,这些画面在近些年似乎频频上演。那么,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美国债务和债务上限究竟是怎么回事?美国债务为何不断滚雪球般扩大?美国又为何要人为地给债务设定上限?
美国债务为何不断逼近上限?
要讨论债务上限,我们需要先了解美国政府的债务从何而来,以及其为何频频逼近上限。
自18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在绝大部分时期都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即政府支出在多数总统任期内都高于其财政收入。因此,美国政府举债成了惯例,而政府债务规模也一直随着政府赤字的规模而增长。
美国政府债务在近年疯狂飙升
近年来,美国债务规模更是大幅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冠疫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政府背负了庞大支出压力,另一方面,还因为美国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医疗支出不断上升,拜登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基建政策导致财政支出大增等。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并没有跟上支出的步伐,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批准了减税政策之后,税收压力更是与日俱增。
在收入和支出此消彼长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的赤字规模近年来如滚雪球一般扩大,债务规模也就因此不断攀升,在近年来频频逼近债务上限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美国债务为何会有上限?
而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出现,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一战之前,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债务上限”,那时候只要白宫要发债借钱,美国国会基本照单全批。
但在1917年,由于一战使得美国政府开支愈繁,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引发部分美国议员提出的反对(也有一些议员是为了反对美国参战),美国国会便通过《第二自由债券法案》,首次对联邦债务进行限额规定,以此来限制政府发债的规模。
1939年,由于预计美国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通过《公共债务法案》,实质上正式确立了对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的限制。随后,美国国会又对其进行了修订,以更改上限金额。从此,提高债务上限就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国会的惯例。
在历史上,美国债务上限总共提高了100多次。尤其是自1960年以来,美国两党已经提高了78次债务上限,平均每9个月就会提高一次——其中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曾提高49次,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共提高29次。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债务上限的上调幅度进一步加大,在最近几届总统任期内更是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最新债务上限为18万亿美元(2015年),到了特朗普任内,这个数字提高至22万亿美元(2019年3月)。此后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上限,以暂时取消美国政府的支出限制,这导致美国政府债务疯狂飙升至27万亿美元。
美国近几届政府大幅上调债务上限
直到2021年,美国国会最新一次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债务上限已经提高至现在的31.4万亿美元,相较于1917年最初的债务上限115亿美元,已经足足增长了超过2700倍。
为什么美国不能取消债务上限?
本质上来说,“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举债的最高额度,一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除非国会调高债务上限,否则白宫无权继续举债。
那么,也许有人会疑惑,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自我限制”,不能直接取消掉债务上限呢?
的确,债务上限会对美国政府造成限制,使其不能随心所以的举债,但从理论上来说,这一限制也同时对其美国政府的债务信用提供了保证。
这是因为,美国作为手握美元霸权的超级大国,本身并不受到发行美钞的外在约束。如果美国政府开支无度、过度举债,将会导致美元贬值、通胀失控,那么其债权信用将受到损害,原有债权人权益也会遭受稀释。
因此,只有通过“债务上限”这一内控举措,才能维持美国政府的偿付信用,保证美元霸权地位。换句话来说,“债务上限”理论上也相当于是美方对债权人的一种信用宣示。
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债券的最大海外“债主”
为什么这次债务上限难以提高了?
那么,在过去被频频上调的美国债务上限,为什么在现在会陷入无法上调的僵局呢?
按照规定,美国政府想要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往往需要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在此前的历史中,提高债务上限在国会中绝大多数时候类似于一个“走过场”的周期性任务,两党并不会对此进行过于激烈的博弈。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党派分歧不断扩大,债务上限问题逐步沦为两党的政治武器,被在野党用作了与执政党讨价还价的砝码。尤其是在当下美国两党分别占据两院多数席位的分裂背景下,这一斗争就显得尤为激烈。
目前,美国民主党占据参议院多数,而共和党占据众议院多数。拜登要想提高债务上限,就需要和国会共和党人达成一致。
然而,共和党人正试图利用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向拜登总统施压,要求他先同意削减开支,再谈提高债务上限。而民主党人坚持不愿让步,认为应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这就导致了当下的僵局。
拜登已经预定于美东时间周二(5月16日)再度与国会领导人会面,讨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计划。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拜登和国会领袖们在周二仍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场危机恐怕真就要无限逼近债务违约的“X日”了——因为拜登已经计划于本周三前往日本参加G7领导人峰会,并将在周末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举行美国-大洋洲国家峰会,这意味着接下来留给拜登和两党领袖谈判的时间将所剩无几 。
2011年的危机将再次上演
事实上,十多年前,美国也曾上演过类似局面。
2011年,美国也曾面临类似严峻的违约风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谈判最后一刻,才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勉强避免了一场债务违约灾难。奥巴马及民主党在最后关头妥协,同意在十年内削减9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
但在当时,即便没有真正违约而仅仅是逼近违约,这一紧张局势也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美股一度大跌,并直接导致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使得美国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美国第二年的借贷成本上升了13亿美元,并在之后数年继续上涨,基本上抵消了当时两党谈判中的一些成本削减措施。
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上述的市场动荡也只是短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削减意味着美国多年的预算紧缩,这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长期影响——比如拖累美国的经济复苏。
美国左翼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乔希·比文斯在回顾2011年债务危机时表示:
“在实施这些削减措施时,我们仍处于相当低迷的经济中,并且正处于从大衰退中复苏的阶段。他们只是让复苏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美国政府没有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为它们(财政支出)被大幅削减。”
而如今这场债务上限危机,也被许多人看作2011 年债务上限危机的翻版:美国国会面临类似的分裂局面,美国经济也正处于类似的衰退环境之中。即便美国两党能够重演2011年的戏码,在最后关头提高债务上限,由此带来的短期市场动荡和长期经济损害,恐怕也将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