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增长”——介绍一个“离经叛道”的新概念lg...

其实，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增长已不再与福祉挂钩。GDP在增长，但福利指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证明超过一定水平后，进一步增长并不会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一旦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额外的个人收入大部分会用于彰显社会地位的商品。因此在高收入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并不是改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相反，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交通拥堵、心理健康问题和冗长的工作时间反而会损害人民的生活。

而且，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往往不能全社会共享，而是让最富的人财富增加，不是让所有人受益。所以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不提高全社会福利，反而加剧不平等。但经济增长被当作解决社会分配和正义的利器，让政客回避重新分配这一艰难政治问题。这种回避也反过来加剧了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制造了个海市蜃楼，随着这个虚境的瓦解，正如经济学家丹尼尔·苏斯金德(Daniel Susskind)在其新书《增长:历史与清算》中指出的：“那些被推到边缘的重大问题——关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等相互冲突的概念——已以复仇的姿态重新凸现。”

《增长:历史与清算》

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星球，资源有限，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地球上本来没有多少人类，而本世纪人口将达110亿，目前的全球经济规模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五倍。激增的人口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据预计，要将现有经济维持下去，需要一个半地球的支持。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巨大生态灾难，大气中碳浓度的极限将被超越，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约60%的地球生态系统已经退化, 生态损害每年都在加剧，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基础正受到破坏。

既然无节制的增长与社会福祉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相左，那如何建立一种既能减少增长的必要性，又能保持经济稳定的模式？

于是，一个也许有些叛经离道的新概念开始在大众文化和政策讨论中日益受到关注，那就是“去增长”。

• 什么是“去增长”？

去增长指不将经济增长作为目标，而是改变当前的生活和组织方式，有计划、公平地收缩经济，缩小生产和消费规模，减少对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消耗，以扭转环境退化，达到在地球生物和物理极限范围内运行的稳定状态，同时降低经济上的不平等，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资源。

• “去增长”学说的发展历程

1972年，法国人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创造了“去增长”(décroissance，英译degrowth)一词，提出为维持地球生态平衡，必须让物质生产“不增长，甚至缩减”。戈尔茨是受到生态经济学先驱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启发，后者认为，经济是嵌入生态系统的；由于熵定律，所有自然资源在用于经济活动时都会不可逆转地退化。

同年，一组科学家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警告说, 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激增最终将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

1973年，经济学家赫尔曼·代利(Herman Daly)提出与此相关的稳态经济学，认为经济不可能无限高速增长，因为增长会耗竭原材料，加重环境污染，使经济增长丧失物质基础，因此应追求人口与财富维持稳定状态，即让人类生存和资源保存最大化的稳态经济。

由于普遍认知是经济增长不容置疑，“去增长”和“稳态经济”刚面世时，受到怀疑和嘲讽，持这样主张的经济学家被视为异类，去增长学说长期处于学术界边缘。

直到新千年后，“去增长”才从边缘进入主流。全球变暖让人们意识到，创新并没让地球摆脱生态困境；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再次以暴烈的方式暴露了不平等。这都让人们对传统资本主义产生更广泛的不信任感：也许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剂毒药。

2008年，学术团体“研究与去增长”(Research & Degrowth，总部设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在巴黎举办第一届去增长国际研讨会。会议将去增长定义为“向公正、参与性和生态可持续社会的自愿过渡”，及“最富裕国家为实现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合理规模’而应经历的过程”。之后几乎每年都召开关于去增长的国际会议，去增长概念推广到了很多国家。 

2019年，一万多名科学家签署公开信 ，呼吁从追求GDP增长转向致力于“维持生态系统和改善人类福祉”。

2020年，37岁的东京大学哲学副教授斋藤康平(Kohei Saito)的《放慢脚步：去增长宣言》出版，他认为：“去增长挑战资本主义不惜代价追求增长的做法，转而关注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他指出，社会应努力创造“另类富足”，提供免费教育、医疗和交通，而不是不断制造更多消费品。近年的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变化似乎证实了斋藤康平的观点。2024年出版的该书英译本也受到广泛好评。同时，他强调去增长只适用于富裕国家：发达国家享受的生活方式是牺牲不发达国家换来的，而减少富国使用的资源和能源，将使穷国能追求自身的经济增长。

在伦敦和巴塞罗那任教的人类学家希克尔(Jason Hickel)是去增长运动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著有《少即是多：去增长将如何拯救世界》(2020)。他强调气候危机，指出GDP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联系。他在一篇可作为去增长使命宣言的文中写道：“去增长就是要减少经济的物质和能源吞吐量，使其与生物世界恢复平衡，同时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资源，将人们从无谓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并投资于人类繁荣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

2023年5月，“超越增长”(Beyond Growth)会议在布鲁塞尔欧盟议会举行。会议由政府领导人和学者主持，其议程是当前的经济体系迫切需要改变。会议发表宣言，指出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一场生态-社会危机……驱动危机的是以永久性经济扩张(增长)和积累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对经济扩张的痴迷与地球有限的疆界相冲突”。宣言称，摒弃不惜代价实现增长的经济模式，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出路。 

地球。（NASA摄影）

• 去增长经济模式

去增长经济有三大目标：第一是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减少物质和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模式，鼓励当地生产和消费；第二是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财富，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平等分担工作，保证基本收入；第三是转变生活方式，从物质主义转向参与体验和快乐生活。

去增长有别于经济衰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如消费、投资、公共开支等)进行配置来稳定经济产出，从而降低增长的必要性，同时保持经济稳定；是制定政策直接控制资源使用、生态破坏和污染，而不是限制GDP价值。

具体政策可以是减少商业投资，尤其是“破坏生态和社会需求较低的生产”，如私人运输工具、广告、数字货币等；同时改变税收和公共开支，让投资从私人产品转向公共产品，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社会重要部门；让现有劳动力更平等地分担工作，缩短工作周，保障充分就业和能维持体面生活的最低工资；还可引入全民基本收入。

在去增长经济中，创新仍至关重要，但更针对可持续发展，注重资源生产率、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绿色企业、气候及生态保护。

政府和公共部门在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自由市场依然存在，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仍然存在。人们仍然会消费，会储蓄，企业仍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私营和公共部门仍投资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只不过引入新的、反映经济对能源和资源依赖程度的宏观变量，并考虑生态或自然资源的价值和存量。 

• 去增长意味着要过石器时代的苦日子吗？

人们听到去增长，很容易想到经济衰退，认为那会带来匮乏，让人类牺牲舒适、自由和繁荣程度，甚至倒退回原始社会，因为之前GDP停滞或萎缩常带来失业、债务、不平等加剧的危机。但去增长论认为，那正是因为我们的模式一直依赖经济增长，所以停止增长时才会发生那些危机。

由于去增长主要适用于生产和消费已超出基本需求，对环境造成极大损害的发达国家，所以能把人们从追求物质过剩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大多数基本需求都可通过低碳方式得到满足–不买那么多新衣服，不那么频繁地更新电子产品，也能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没有广告的轰炸，不再把拥有某些商品看作幸福的关键，我们可以重新构想什么是好的生活。

换言之，去增长不等于带来匮乏，而是承诺一种新的“激进的富足”(radical abundance)，基于适度的物质和能源需求的节俭的富足。在这种超低碳富足中，人们享受住房、医疗保健和低碳休闲活动等公共财富，而不是无休止地追逐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

把精力从经济扩张中解放出来后，反倒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缩短正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多的家庭生活和休闲时间，更高的自由度。同时，随着不平等的消减，攀比和阶级对立情绪会得到缓解，人们会更感到安全、和谐、快乐。 

• 为什么不能“可持续增长”？

有些去增长的批评者认为，人类有智慧和能力以技术创新克服地球极限，让经济“可持续增长”，或“绿色增长”，因此不必非要“去增长”。

理论上，提高效率可以让经济产出减少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清洁技术让经济去碳化，同时产业转向服务业，实现经济非物质化。这样的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就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可以两者兼得–谁不喜欢双赢呢！

但现实是，如果全球经济保持每年增长2-3%，去碳化和非物质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表明，绿色增长没有经验支持。就是说，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任何历史证据，表明GDP可以与资源使用完全脱钩。

绿色增长寄希望于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让GDP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但不幸的是，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速度太慢了，根本跟不上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度这个紧迫的时间表。

而且，所谓能源转型并没有用可再生能源完全取代化石能源，而是在能源组合中加入新能源，从而扩大了总体能源供应，导致能源消耗的净增长。所以，要迅速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只能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

同时，可再生能源需要稀土等原材料，开采、生产和处理这些材料对环境损害非常严重，如果计算在内，可能会抵消新能源产生的减排收益。

另外，提高效率也许能减少单位排放，但可能不会减少总排放。历史上，效率的提高往往导致总排放量的增加——效率带来更多使用机会和更廉价格，反过来会提高消费量。比如，星巴克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但他们2022年的排放量比2019年增加了12%。该公司发言人说，由于盈利额增加了23%，排放量增加是不可避免的。

这正是去增长所强调的：在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中，效率的提高往往被重新投资于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增长，而不是减少环境影响。如果真的想实现零排放，就必须改变经济上的成功等于增长这种标准。

即使每年增长2%这样的温和目标，也意味着每35年消费规模就翻一番。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数十年来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效率大幅提高，但全球经济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仍在增加。有证据表明，如果不降低我们的消费水平，几乎不可能回到地球的承受范围内。

那氢能、碳捕集等技术创新能帮助同时实现增长和减排吗？现实是，目前为止，这些技术承诺得很好，却未能兑现。根据《自然》杂志最近一篇社论，这些技术仍属于“幻想思维”的范畴。即使有朝一日能实现，在效率、成本和实际环境效益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

也许少数几个国家做到了资源需求趋于稳定，但发达经济体倾向于放弃国内制造业，因此除非消费需求下降，否则越来越多的商品从国外进口。结果是，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下降，而其人口的碳足迹却会因为进口商品所含的碳而增加。

全球趋势是，过去二十多年里，虽然世界GDP增长速度超过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但并没有出现绝对的脱钩，两者都在增长。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气候变化，到2050年，全球绝对碳排放量必须减少50-85%，如果经济继续增长，这个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就是可持续增长理论的缺陷：错误地假设全球经济能在继续增长的同时，从根本上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可持续的水平。

• 不能“平衡”吗？

有人认为， 也许可以“不那么看重增长”，同时也“认可增长的优点”，采取一种“更加平衡的立场”，即“认识到增长与气候之间难以权衡的现实”，但也不放弃增长为目标，只不过有所节制。

“平衡”是个很难反驳的好词，但对于去增长倡导者来说，“更平衡立场”是一种怯懦，这种怯懦正是资本主义增长在地球上横行的根源。斋藤康平发出坚定的信息：“任何将去增长与资本主义融合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

• 去增长可行吗？

听起来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观点哦！那是因为，这种与追求增长的资本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观点，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也许可称之为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晚年的笔记表明他越来越考虑环境恶化的危险。)

如斋藤康平所说，资本不仅倾向于增长，而且要求增长。“停止增长/要求减速，实际上就是要终结资本主义”。所以，去增长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而不仅是在制度边缘进行改良性的修补。但它不是苏联那种自上而下、强制性、非民主的国家主义，而是民主的生态社区主义。

尽管去增长的意识形态位置居左，但不意味着就是注定行不通的。去增长对年轻一代尤其越来越有吸引力 —— 他们没经历冷战，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个词对于他们没有历史包袱。而且，这一代年轻人遭受就业不稳定、房价上涨等问题的困扰，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却已经在承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后果。所以，无论是什么标签，去增长的基本概念可能会逐渐被接受。

政界也开始有人倾听这些建议。在英国，“增长极限”议会小组APPG旨在为跨党派对话提供一个新平台，讨论环境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该小组还在下院组织辩论，最近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和绿党联合领袖卡罗琳·卢卡斯(Caroline Lucas)主持了题为“增长的终结”的辩论，100张旁听门票几小时内售罄。目前至少有三位当代欧洲政治领袖支持去增长观点，包括西班牙“我们可以党”(Podemos)的胡安·卡洛斯·莫内代罗(Juan Carlos Monedero)、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及法国社会党2017年总统候选人贝努瓦·哈蒙(Benoit Hamon)。

政策上，也有去增长理念的实践尝试。新冠疫情中，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宣布，将通过采用放弃为增长而增长、而以“社会基础”与“环境上限”之间的甜蜜点为目标的“甜甜圈经济学”理念来应对危机，即在对生态影响最小的前提下，尽力让社会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证和改善。当时的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也宣布，新西兰将优先考虑居民的福利和幸福，而不是GDP的增长。

但无容置疑，在政治上，“去增长”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比起不算激进的“绿色增长”，更难推销。让社会接受去增长理念，那需要共同价值观的转变，而那将是很艰难的 —— 人类对“丰饶”（plenitude，斋藤康平用语）和社会地位的追求是固执而根深蒂固的。告诉富裕国家的人们，不能拥有想要的汽车，成功人士也不能住更大的房子，这样的政党眼下肯定不会赢得大选。已在台上、推行类似去增长政策的民主政府也可能失去支持：随着GDP的停滞，新西兰政治右转，2024年选上了几十年来最保守的一届政府。而美国的保守派将否认气候变化作为身份核心，其领袖川普赢得足够支持，回到白宫，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生态恶化只会灾难性加剧，实现去增长更加渺茫。同时，在当今国际秩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让富国强国因去增长放弃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地位，也不太可能。

尽管如此，去增长贡献了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哲学思考，这种看似激进的理论正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影响。气候和生态危机表明，地球将无法承载，经济无限增长肯定会在未来终结。问题是，我们是提前做规划，保护我们拥有的唯一宜居的星球，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节制消费，还是等毁灭性灾难降临后亡羊补牢，为时已晚?